平阳县图书馆

邓扫空（1910-1991），又名野农，平阳县山门镇人，中学毕业后，曾到浙江省自治学校学习，后在水头等小学教书，1936年初，在北雁读书疗养时，知道少年同学黄耕夫、周饮冰等都参加革命活动，他怦然动心，因为他早年曾受到堂兄邓经的革命思想熏陶，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侵略，民族生存正处于岌岌可危之际，而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处处妥协，使整个东北沦于敌手。对此，他义愤填膺。于是年秋，在他出任山门小学校长后，积极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并与浙南地下党取得联系。刘英同志进驻北港以后，曾到山门小学与扫空同志接触谈心，1936年12月，由黄先河、叶廷鹏同志介绍，邓扫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5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在山门进行第一次和平谈判，在谈判的地点问题上，当地群众担心国民党的军队可能借“谈判”之机消灭红军，或事后说房主私通红军，因此都不肯出借房子。邓扫空听到后，就毅然把学校礼堂借给，但是他为了警惕国民党借此机会，阴谋逮捕共产党代表，便暗地布置学生在路边放哨，如发现有国民党军队的活动，立即传递消息，以便共产党代表从后门撤出．这次和平谈判，双方同意，邀请山门小学校长邓扫空，教师林伊红，当地中医师陈明玉为列席人员。邓扫空当时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以中间人物周旋其间，并以学校主人身份热情招待。在第一天谈判过程中，他发现有一个人在楼梯旁边进行偷听，他立即报告吴毓，吴毓当场提出抗议，国民党代表被迫对这个特务加以训斥。这人自称是县党部派来的。这次谈判由于双方条件距离很大，国民党无理坚持对红军收编，要红军听候调遣和接受指挥，理所当然地为红军代表所拒绝。第一次和平谈判遂告破裂。
  1937年六月底，邓扫空与黄耕夫同志同去温州联系工作，住在小客栈里，28日晚，邓扫空刚走出客栈，即被特务逮捕，关在温州监狱，直到“七七”全面抗战暴发，国共在温州重开和平谈判，我方代表吴毓，黄耕夫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邓扫空才于是年9月4日获释出狱。出狱后，邓扫空立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年底，闽浙边临时省委为培养抗日救亡干部，在山门筹办一所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因邓扫空熟悉当地情况，被任命为校务主任。他把山门小学暂时停办，将校舍全部供干校使用，使抗校有完备的教室和操场，他买来稻草为学员制作床垫，并努力把伙食办好，使学员生活愉快，学习安心。当年的冬天，气候虽然寒冷，但在这所革命的熔炉里，却春意盎然，充满温馨，活泼团结的气氛，给每个学员留下终生难忘的好印象。
  3月18日，“抗校”结业以后，邓扫空先后任新四军平阳后方留守处党支部书记，中共平阳县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温州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等职。
  1938年10月，党内突然发生了“反何畏”斗争，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件错案，牵连了许多同志，现在已经得到彻底平反。邓扫空没有参加会议，后来听到才知道的，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愿望，他向领导上提出有些事不是何畏所作所为。意见上去后，却引起领导上对他不满，接着，组织关系被停止了，工作也无形被挂起来，每月应领的活动费也停发了，使邓扫空不能在温州生活下去。于是，他带着困感和疑虑，回到山门老家，等了两个多月，仍然没有一点眉目，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横下决心，为革命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他向亲友借来一百多块钱，带着爱人黄木兰同志，于12月底，从温州出发，经金华、长沙、宜昌、襄樊、南阳、商南、西安，奔赴革命的圣地——延安。
  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武汉已经沦陷，兵荒马乱，社会非常动荡，他俩的旅途生活非常艰苦，据扫空、木兰同志的回忆：在路上共走了四个月另八天，每天从早上七时开始步行，走了十多里，就在路旁买碗稀饭，吃后又开始上路，接近中午时侯，又在路旁买碗干饭，填饱肚子，拣一点最便宜的菜肴，又继续上路，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住进最便宜的客栈宿夜，第二天照常走路。1939年3月的一天，在商南县境内，沿山路行进时，夫妇俩遭遇土匪，正要被搜查时，后山突然响起了枪声，于是被土匪押着往山下走，走了十四、五个小时，才在山腰一个尼姑庵里，稍得休息，老尼姑同情他俩，给了两碗稀饭，接着又被送到一爿高梁地里休息，坐下不久，又有一股土匪，要他俩跟着走，并对他俩进行了一番搜查，他俩说：“你们需要什么，都拿去吧？只要放我们走就行。”于是什么东西都被掠走，连脚上穿的一双比较好的棉鞋也被拿走了，只得穿着破草鞋走路。第二天上午八、九时左右，一个老百姓送他们到铁路旁边，说：“前面只有两站路，便可到西安了”。来到火车站，黄木兰就把收藏在月经袋中十几张国民党的纸币拿出来（因土匪们都很封建，不检查女人的月经袋），买了两张火车票到西安。时间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就在火车站附近小旅店住了一宿，深夜，国民党的宪兵要搜查两个男人，而他们一男一女，就被放过去。第二天，他俩终于在西安八贤庄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受到热情的接待，留他俩住下来，叫他们不要上街。他俩在办事处住了十多天后，就与上海、重庆等地青年十八、九人一起，由办事处编队，换上八路军的服装，从西安出发，步行了十多天，终于到达延安，被分配到革大参加学习。
  邓扫空向中央组织部反映自己的出身历史，以及在浙江受到“反何畏”的影响，停止了党籍，并把来延安的经过，向组织作了倾诉。中央组织部曾致电当地了解他俩的情况，而当地回电竟诬说他俩是逃跑份子。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说：“逃跑到延安来就不错嘛。”不久，黄先河、陈阜、黄耕夫等同志都来到延发，证实他所说的情况。邓扫空恢复了党籍，进马列学院学习，黄木兰继续在革大学习，1939年底入党。
  邓扫空以后又参加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6月参加中组部兰家坪招待所整风。1945年3月调到东北，先后在沈阳市南市区任区委副书记、中共法库县大孤家子区区委书记兼区长、中共辽西省铁岭县、前旗县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职。1949年5月南下，历任中共江西省奉新县、新建县县委书记，中共南昌地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中共江西农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副院长，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第一副部长，在工作中联系群众，任劳任怨，后调中南局农业委员会任秘书长，1982年离职休养，一直住在广州。生活上一贯保持廉洁朴素作风，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改革开放政策。1991年9月7日因病在广州去世，终年82年。生前曾向组织上表示，死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