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初展才华
  吴景荣先生，1915年2月16日出生于平阳城关雅河街的一个小康之家。他家原住平阳万全湖岭吴家桥。父亲吴俊，字志谦，以字行。为人忠厚朴实，待人诚恳。弱冠之年，娶城关耆宿、清末拔贡王鼎铭（字珵如）先生长女为妻。
  我父亲马翊中，当时家住湖岭陈岙，与吴家桥毗邻。他同志谦先生年龄相近，志趣相投，时相往还，日久遂成莫逆之交。辛亥革命后，两人均感住处离城较远，交通不便，相约共同迁居城关。志谦先生移居雅河街，我父亲移居西门荫泽巷，有一段时间，两位长辈又同在县教育局任职，于是两家关系更加亲密。因此我与吴家谊属世交，对景荣先生的情况知之较详。
  景荣先生从小勤勉好学，聪颖过人，外祖父十分钟爱他，三四岁时便教他学习唐诗、古文，朗读几遍之后，即能背诵如流。父母亲舐犊情深，对作为长子的他，期望殷切。年刚5岁，就送他进小学学习。虽在班级中年龄最轻，但各科成绩都遥遥领先。当他9岁在小学读书时，他的外祖父出句“书难尽读深如海”命他作对，他应声而答：“学不成名誓不休”。足见他童年时就埋下了成名成家的抱负和决心。亲友们闻讯同声赞许，认为他志向远大，将来学必有成。家族齐称此乃吴家千里之驹，前途无可限量．
  1926年夏，他以第一名毕业于县立中心小学。因那时平阳还没有中学，要继续升学，必须远到百里之外的温州。先生年仅11岁，报考浙江省立十中（今温州中学）时，居然名列前茅。童稚之年，本该依绕双亲膝下，父母亲实在舍不得他离开身旁。但他终于说服家人，毅然负笈离家，走上了独立求学的道路。
  生活的磨炼，使他从小树立起奋发进取的志向。当时十中校长金嵘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校中教师也多系博学之士。在师长们的教导和影响下，他学习倍加刻苦，并立志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高中最后一年，他与毕业班同学一起，并入杭州高级中学。杭高是全国知名中学，他的学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青少年时代的可塑性很大。在中学的6年中，他文、理各科成绩都很突出。1932年杭高毕业，选择升学志愿时，不少人劝他报考理工科，但他却报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所以选择这一专业，是有一定原因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并不是为了赶时髦、吃洋饭，而是由于对外国文学的爱好。”早在高中一年级时，他就在课外阅读过原文兰姆著的《莎氏乐府本事》；高二时阅读过戈德史密斯的《威克斐牧师传》；高三时阅读过狄更斯的《双城记》．当时校中课业十分繁重，但他总是挤出时间，读得津津有味，简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另外，他家与英国耶稣堂近在咫尺。每当假期返里时，常去教堂向堂内白德林（Bardling）牧师虚心求教。交往日久，在白德林牧师的帮助下，激发了学习英语的兴趣；同时对英语的口语和会话，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如愿以偿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从此与英语结下不解之缘。这一抉择，决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
  （二）大学时代
  清华大学是一所驰誉中外的名牌大学，学术风气浓厚，师资、设备均属一流。先生如鱼得水，学习更加勤奋。有时全宿舍的同学都已进入睡乡，他仍在挑灯夜战，如饥似渴地苦读到漏尽更残。
  西洋文学系开的课十分广泛，课程不局限于某一国文学，而是远溯希腊、罗马，近至当代。除英语外，还须选读法、德、俄等第二外国语和文字学、汉语、世界史等课程。学习生活是够紧张的，但他风华正茂，就象一块海绵，充分汲取各种丰富的养料，向博大精深的方向迈进．
  在清华的四年中，先生只在第一学年（1933年）暑假回家一次。先生一到家，他父亲便命他到各亲友家拜访。我的父母亲见到他后，对他钦羡备至，曾经以他为例子，鼓励哥哥允元和我，要以他为榜样，争取成为一个有抱负的好青年。
  第二天，父亲携带我们兄弟到吴家作客，我当时还只有7岁，坐在父亲身旁，望着这位戴眼镜、穿西装、风度翩翩的大学生，感到十分好奇和羡慕。告别回家前，先生的母亲还馈赠她亲手制作的家乡糕点——九层糕，让我们带回去品尝。回家后发现，九层糕竟有23层之多，每层薄得象一张纸，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这些情景，60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如昨。
  先生是个闲不住的人，当他知道允元这时刚从高小毕业，便主动邀他利用暑期间隙，每天到他家补习功课。他不辞辛劳，兼教语文、数学。考虑到便于以后学习英语，还专门开设英语一课。这对先生来说，未免大才小用，但他却教得那么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允元当时只有11岁，在先生的耐心诱导下，当年投考省立十中，居然被录取了。
  1936年7月初，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当年9月，他谢绝几所学校的聘请，考入清华研究院。
  进研究院不久，当时北方局势的变化，使这位志向远大的青年，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上来。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夺取东北三省之后，正虎视耽耽地企图进一步并吞华北，侵占全中国。但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屈服投降的政策。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北平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
  当时与先生同住一个房间的孙世实同学，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后来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促膝谈心，议论时局。从世实同志那里，先生进一步认识到国内外的大势和一个青年人所应该肩负的使命，思想开始发生急剧转变，愤然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世实同志受到党的委派，离开清华南下，参加新华通讯社工作。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先生送世实同志到车站。临别时，世实同志再三嘱咐先生如有机会去南方，一定要到南京他家住上几天。想不到世实同志于第二年随新华社撤退时，在湖北宜昌牺牲于日寇的炸弹之下，当时还不满20岁。车站一别，竟成永诀，先生至今仍深深怀念这位为民族解放献身的挚友和同志。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危在旦夕，各校相继停课。先生不得不与在平津就学的同乡，离校回到家乡平阳。
  一到平阳，他便与家乡一批原在清华、燕京、南开等大学的同学王栻、刘昌镠、陈德煊……等，积极投入了家乡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组织了“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向家乡人民进行广泛宣传。该团总团设在鳌江，先生则担任城关分团的负责人。救亡团建立之后，这批回乡的大学生目睹家乡文化教育落后，小学毕业后的学生，绝大部分无法进入中学。于是先生又与陈德煊、王栻、王祥第、王载纮、秦自新……等十多人，在鳌江创办了平阳临时中学。先生因劳累过度，旧疾哮喘复发，不得不滞留城关，但仍继续负责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
  平阳临时中学不仅师资力量雄厚，而且充满着生机活力和爱国气氛。老师们不计报酬，全心全意为培养爱国青年而努力工作。后来有不少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江西抗日前线，参加了新四军，为拯救民族危亡浴血奋战。不料爱国师生的正义行动却招来了国民党政府的仇视，浙江省教育厅竟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停办，并将教师列入黑名单。故乡难留，先生只得怀着悲愤的心情，同几位老同学远涉关山，一道来到抗战大后方的昆明，并在迁到昆阳的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三）从教一生
  1940年7月，先生在清华研究院完成学业后，只身离开昆阳，经四川，出剑门，来到陕西城固，应聘担任西北师范学院（抗战期中，北京师范大学曾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英语系讲师，开始了他的大学教书生涯。十年磨一剑，长期的辛勤学习，终于得到了用武之地。
  一年之后，他又南下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先后在四川教育学院和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担任副教授。先生深湛的学识和认真的教学态度，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1943年，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教授，慕名敦聘先生为副教授，负责学生英语专业的基础训练。中大外文系在范先生的领导下，汇集了陈嘉、柳无忌等著名教授。当时先生未届而立之年，范先生能将重担托给他，使他深感责任之重。但他知难而进，一边向范、陈、柳诸前辈请教，一边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地把书教好。
  中央大学本部在重庆沙坪坝，先生所教的一年级则在柏溪。柏溪风景优美，山水清幽，可是师生们生活十分艰苦。平日吃的是空心菜，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猪肉，四川人谓之“打牙祭”。老师们穿的一般是土布大褂，每月工资还不够买一件衬衫。师生们的宿舍在半山腰，异常简陋。有一次，连续下了几天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先生教课回来，不慎在山路上跌翻在地，弄得浑身泥污。由于没有衣服可换，又不好意思去饭厅，只好挨了一顿饿，躲在寝室里烤火。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安之若素。
  当时学生们的年龄与他相差不大，加上先生平易近人，一点没有老师的架子。师生朝夕相处，谈诗论文，也畅谈国家大事。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抗战胜利后，先生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教学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先生的教学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成为全校年轻教师中的佼佼者。1947年7月，经过范存忠、楼光来两位名教授的大力推荐，并通过考试，先生光荣地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在远渡重洋赴英留学前，先生乘隙回到平阳．这时我已在大学学习，恰逢暑期，得以又一次随哥哥允元见到了敬爱的老师。这时他的地位不同了，但对待我们，仍然是那么谦虚亲切，和蔼可亲。
  先生这次是进英国著名的利物浦大学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的。出国深造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先生的心情却显得异常沉重。因为这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挑起全面内战。为了反对内战，就在先生离国前一个多月—5月20日，他亲眼在南京看见自己的学生们冒着生命危险，投入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结果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他到英国后，一想起祖国的命运与前途，虽身在异国他乡，但心里能平静得下吗？
  先生在英国度过了两个经院式的寒暑，学术上的收获是不少的，但却日夜惦念着万里之遥的祖国。他在读书、钻研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这些活动，是由中共地下党员留英学生会主席曹日昌同志领导的。曹日昌是在孙世实同志之后，先生另一位最敬佩的好同志。令人惋叹的是，解放后曹回国担任心理研究所所长等职，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而英年早逝了。
  从先生留英的第二年开始，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喜讯不断传到英伦三岛。留英进步学生无不欢欣鼓舞。1949年7月，先生完成了在英国的学业，获利物浦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但他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决心返回日夜思念的祖国。他默默立下誓言，一定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
  8月中旬，他随同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乘船抵达香港。当时广州尚未解放，大家决定绕道北上。他们搭乘悬挂英国国旗的海轮，为了对付国民党海军的盘查，故意买了去南朝鲜仁川的船票。旅途中，大家躺在海轮的甲板上，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憧憬着新中国的美好前景。经过8个昼夜的海上生活，当轮船停靠海河河口的塘沽时，大家便一起舍舟登岸。先生从塘沽经过天津，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终于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平。
  解放后的北平，张开双臂，迎接海外归来的炎黄赤子。先生一到，便受到外语学校（后改为外语学院）校长浦化人和教务长罗清的邀请，担任该校教授。浦、罗都是先生在清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此外，校中尚有美藉教师柯鲁克（DavidCrook）、加拿大藉教师依萨白（Isabel）、美藉教师石克（Bertha）等。外语学校的前身是延安外国语学校，师生感情融洽，生活打成一片。经过先生等的努力，该校此后逐浙走上正规化，现在已发展成为有28个语种，容纳50多个国家学生的权威性外国语大学了。
  1952年5月，领导调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任教授，后来还兼任外语教学研究室主任及二部主任。1955年5月，按照周思来总理的指示，人民大学外交系改组为外交学院，直属外交部。它是在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所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的高等学府。1956年2月，先生在外交学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先生毕生教书育人，从事高等教育已达54年之久，培养外事干部的工作，也达42年。先生以他深湛的学识，辛勤的劳动，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为我国外交战线培养了大量有用的人才。
  （四）学术成就
  先生不仅在培养人才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在学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
  他在教学之余，早年就曾致力于英国18世纪文学的研究，特别对英国著名作家奥斯丁的作品有独到的见解，撰写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专论。他还根据多年的切身体验和研究心得，写过不少外语教学理论方面的论文，发表于《英语教学与研究》、《现代英语研究》和《翻译通讯》等刊物。他主编的《英汉基础教材》一书，于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根据外交学院教学的特点编写的，出版发行之后，受到了自学英语的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1970年末，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有关指示，国务院下令将先生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着手主持《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并指名由先生担任这部大型词书的主编。该词典共收单字条目6千多，多字条目5万多，一共耗时8年之久，在中外语言专家及其他编辑人员的配合、协助下，于1980年问世。这部巨著，不仅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汉英词典，内容丰富，包罗面广，释义准确，简明实用。同时还纠正了同类词书，如林语堂主编的《当代汉语词典》等书中粗制滥造及谬误不当之处。因此刚一出版，便受到词书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先后在日本、新加坡、香港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一家国外刊物曾经评论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读者对它的尊崇与信任与日俱增。”
  另外，先生主编的两种英语读物《当代英文散文选读》和《英语自学课本》，也分别于1980年和1984年出版。前者是专为高等院校英语专业三、四年级学生编选的。后者则针对成年人学习外语的特点，在文体、语法、修辞等方面，详细比较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力求读者掌握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特殊规律，为成年人学习英语大开方便之门。
  除此之外，先生还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及中共十四大文件等重要文献的英译和文字审校工作。并从事过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等书的译校。
  考虑到《汉英词典》卷帙浩繁，为了满足更多读者的需要，先生又主持编纂了一部《简明汉英词典》，它是在《汉英词典》原有的基础上，加以简化和改编而成，由商务印书馆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同时，他还参加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语全库》等书的翻译工作。近来年，他仍不顾年老，正在编写《英国中世纪文学史》，以完成商务印书馆的约稿。
  （五）当代权威
  先生是一位正直爱国的教育家，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自古以来，人们常用“桃李满天下”这句话来称誉教师。但旧时的所谓“天下”，仅仅限于中国。而对于先生而言，这个“天下”的含义就要更为广阔。50多年来，他培养过的学生，不仅遍布神州大地，而且远及全球。从热不可耐的非洲，到寒气凛冽的北欧；从丛林遍地的南美洲，到万里冰封的阿拉斯加，几乎随处可以见到他的学生的踪迹。
  他一生追求真理，任劳任怨，自强不息，富有强烈的正义感。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坎坷，献身于祖国教育事业的志向，始终坚不可移。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所在的外交学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一度变成了群魔乱舞的地方。校中多年积累的资料被烧成灰烬，大批知识渊博的教授成了批斗的对象。先生也被某些人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了残酷的批斗。1969年，外交学院曾经被迫停办，先生也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正如先生所说：“如果愚昧和无知成了主宰，知识当然就是罪恶。”
  《汉英词典》虽然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编纂的，但它到底是个文化重要阵地，“四人帮”当然不会轻易放过。结果竟被“造反派”说成是一部“修正主义的词典”。他们通过自己篡夺了的系统，传达了一个旷古未闻的所谓“指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这不仅荒唐，而且是一种卑鄙的阴谋。面对严酷的现实，先生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但他并没有灰心，并没有退却．对于祖国的未来，他一直充满信心。即使他在受到批斗或者劳动归来之后，仍然手不释卷；或者辅导年青人学习英语，从中求得心灵上的慰藉。果然“四人帮”恶贯满盈，不久就垮台了。先生马上带领编写人员，删掉了词典中那些强加的极“左”词句和完全颠倒是非的政治口号。几年以后，外交学院复校，先生担任筹委会成员，参加了恢复外交学院工作。拨乱反正，这一段时间，可说是先生一生中心情最欢愉、最兴奋的时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加焕发了青春。他愿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作出贡献。对于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他从来没有推辞过。对党的壮丽事业和祖国美好前途的坚定信念，就是他勤奋工作的主要动力。
  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作风踏实的学者。他学以致用，著作等身。他的成果不仅影响到当今一代，而且将惠及后人,影响到未来。
  他不求虚名，不发空论，论必有据。为了证实某一论点，常要査阅大量书刊资料，反复斟酌推敲。他审阅讲稿和著述,细致入微，有时虽在病中,仍然带病坚持，做到一字不苟。他翻译的外文,以信达为主。在此基础上再求雅、求美，从不牵强附会，哗众取宠。同时，他对前辈名家尊重而不盲从。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既有选择地予以继承，又看到他们时代的局限性，而注意用今人的新成就，加以修正和补充。
  他长期与外国人接触，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崇洋媚外，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价。1988年初,他应英国官方的邀请，和几位同事出访英伦。旧地重游,他认为英国社会虽然有它自身的问题和缺陷，需要引以为鉴。但英国一般人民的文化素养比较高，特别是他们对外交人员的挑选和培训，舍得花大本钱，用大力气。在这些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先生谦虚谨慎，从善如流，他虽然是个负有盛名的教授和学者，但在讲课和著述中，却虚怀若谷，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凡有不当之处,总是力求改进。
  先生关心青年，热心扶植后进，他一贯重视培养教师和科研队伍中的新生力量。对年青一代总是热情关怀,耐心地言传身教，放手地让他们承担重任，并且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在教学、著述和科研活动中，对待学识、资历都不如自己的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加焕发了青春。他愿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作出贡献。对于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他从来没有推辞过。对党的壮丽事业和祖国美好前途的坚定信念，就是他勤奋工作的主要动力。
  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作风踏实的学者。他学以致用，著作等身。他的成果不仅影响到当今一代，而且将惠及后人,影响到未来。
  他不求虚名，不发空论，论必有据。为了证实某一论点，常要査阅大量书刊资料，反复斟酌推敲。他审阅讲稿和著述,细致入微，有时虽在病中,仍然带病坚持，做到一字不苟。他翻译的外文,以信达为主。在此基础上再求雅、求美，从不牵强附会，哗众取宠。同时，他对前辈名家尊重而不盲从。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既有选择地予以继承，又看到他们时代的局限性，而注意用今人的新成就，加以修正和补充。
  他长期与外国人接触，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崇洋媚外，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价。1988年初,他应英国官方的邀请，和几位同事出访英伦。旧地重游,他认为英国社会虽然有它自身的问题和缺陷，需要引以为鉴。但英国一般人民的文化素养比较高，特别是他们对外交人员的挑选和培训，舍得花大本钱，用大力气。在这些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先生谦虚谨慎，从善如流，他虽然是个负有盛名的教授和学者，但在讲课和著述中，却虚怀若谷，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凡有不当之处,总是力求改进。
  先生关心青年，热心扶植后进，他一贯重视培养教师和科研队伍中的新生力量。对年青一代总是热情关怀,耐心地言传身教，放手地让他们承担重任，并且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在教学、著述和科研活动中，对待学识、资历都不如自己的后起之辈，他从来不以前辈自居。遇有不同看法，总是互相切磋讨论，从不以势压人。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迁就。他对年青人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总希望他们能尽快地成长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也时时教育青年人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的事业、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先生的为人，不仅深受学生们的崇敬，也为同行，同事们所钦佩。我国英语界前辈范存忠教授，是他的亲炙之师，范逝世后，先生闻讯，无限悲恸。范夫人侨居美国，知道先生英语水平高超，曾将范先生的回忆录中文本，指名清先生迻译英文。
  先生孝敬父母，尊重长辈，数十年如一日。早在他外地求学时，每隔十天半月，总要写信向双亲问候请安，谆谆勉励弟弟友三好学上进。
  他的舅父王建之先生，博闻强记，中、英文根底都很深厚。但秉性鲠直，怀才不遇，一生安于清贫。虽然只比先生年长8岁，但先生对他十分敬重。除了生活上长期给予接济外，曾亲密合作，于1981年联合撰写《英汉词性漫谈》一文，全文4万多字，分上、下两篇，。刊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4两期，发挥了王老先生之长。甥舅之情，老而弥笃，一时在家乡传为美谈。
  先生对一姊一弟也十分关怀。当弟弟友三在坎坷之时，曾多方给予支持援助，勉励有加。殷殷的手足之情，深为地人称颂。
  先生对家乡后辈非常关心。我所写的历史人物传记集《韩世忠大战黄天荡》出版后，曾寄请先生求教。先生立即来信殷切鼓励。信中说：“全书已一一细读。这部书不仅是文艺读物，而且也是历史辅助教材。希望你继续努力，必有所成！”
  1982年，我到北京旅游，在京工作的部分学生，传告消息，相约前来探望。先生的女儿明霞、女婿黄余盈也是我的学生。先生知道后，便命他俩约我到外交学院叙晤，借以了解家乡的一些情况。
  自从1947年见到先生后，岁月如流，已经30多年没有见面了。当时先生已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刚见面时，我未免有点拘谨。想不到先生是那么平易近人，我们尽情倾谈，从吴、马两家的交谊，亲友的近况，一直谈到故乡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我真有如坐春风之中的感受。先生还恳切留我吃了一顿饭。告别时，一直送我到校门口，才依依惜别。
  1988年，我赴京参加“民进”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住在国务院国谊宾馆。那里与外交学院很近，我又两次拜访先生，同样受到热情的接待。这几次会面，使我深为感动，也深受启发，终生难忘。
  先生对家乡英语成绩突出的青年，也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予提携帮助，耐心教育，尽量为其创造有利的学习条件。不少人受到先生的帮助而在英语专业上得以显露才华，作了显著的贡献。
  先生的教学成就，学术建树，为人处世，以及他忠于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1959年，他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84年被评为外交部优秀党员。从1978年起，他还连续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现任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指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外交学院委员会委员及外交学院编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誉为英国语言文学专家。此外，还担任北京市高等院校学衔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高校教材顾问、中小学教材顾问，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又是全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翻译协会理事。他的名字被列入《澳亚远东名人录》、《卓越领导人国际人名录》和《本年度最受崇敬的人们》等书中。
  今年刚是先生八十华诞。不久前，我哥哥允元赴京旅游。抵京之后，由外孙蔡剑峰陪同拜访先生。见到先生虽已年届耄耋，白发满头，病魔缠身，前段时间还曾住院抢救，但看起来仍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允元今年也已年逾古稀，师生见面，倍感亲切。那天，先生特地邀约在京同乡好友刘昌汉，周超凡等在家设宴叙晤，故旧重逢，欢谈竟夕，极一时之乐。临别依依，感慨奚似！
  平阳自南宋以来，人才辈出，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称。到了近现代，出类拔萃的学者、专家也为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人称“平阳四王”，即象棋之王谢侠逊，新闻之王马星野，数学之王苏步青，英语之王吴景荣。当有人向先生提起时，先生却谦逊地说：“谢、马、苏三位先生威望素著，蜚声国内外，我岂能与他们相比！何况，目前我国英语界卓有成就的学者不少，我决不敢当此非分之誉！”其实，纵观先生光辉的一生，获此人民群众给予的殊荣，戴上这顶“王冠”，可以说还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东南邹鲁，人杰地灵。家乡秀丽的山水，孕育了一代英语权威吴景荣。这是我们平阳的光荣，也是平阳人民的骄傲！而先生锲而不舍的教书治学精神，卓荦高尚的道德品格，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年青一代的楷模，是值得大家好好学习的！

附记： 撰写本文时，王建之老先生提供过不少宝贵的资料。此外，还曾参考过吴景荣先生的《外语教学的回忆片段》及江译均、胡日丰发先生的《中国现代教育家·吴景荣》，特此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