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又到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老苏，你离开我已经两年有余了，你走得那么遥远，我心里积了很多话，无处找你促膝细谈。尤其当我从平阳、温州回家时，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心中好凄凉！不过，家中到处留有你的踪迹，我仿佛又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你无时不在我的生活里，无时不在我的思念中。
  两年来，我翻查有关档案资料，访问老同志，苦苦追觅你过去的足迹，虽然所得只是一鳞半爪，从中我却进一步加深了对你的认识和了解，更加增添了对你的崇敬和怀念。永远失去了你，我是多么遗憾和痛惜！
  以身许党甘掷头颅为主义
  1935年冬，你在温州中学读书时，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你满腔热血投身温中学生响应北平运动而举行的罢课和游行示威，白天黑夜积极上街、下乡进行抗日宣传。运动启迪了你的革命觉醒，你认识到日本鲸吞中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必须全民奋起抗日；认识到国民党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抗日救国必须依靠共产党领导。
  1936年，你因父母双亡辍学在家。你衷心仰慕共产党，到处寻找共产党，心想参加共产党。
  1937年抗战爆发，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了鹤溪、腾蛟、凤巢、江屿四乡青年抗日救亡团和人民抗日自卫队，担任了救亡团干事长和自卫队队长，还组织了剧团到各区巡回宣传演出，募捐支援抗日前线。同时你接到党的联系，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主任黄耕夫等常找你谈话，给你文件小册子阅读，使你对共产主义有了认识，进一步明确共产党的性质任务。1938年5月，你终于如愿以偿，经黄耕夫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同年9月，黄耕夫和平阳县委宣传部长林夫提前为你转正，你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同年冬，成立了鹤溪支部，你担任支部书记。
  从你入党之日起，你就以身许党，把党的利益置于最高点，个人乃至家庭的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
  抗日初期，按照党的指示，你在家乡以个人和家庭的社会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救亡活动，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你购买进步书刊，组织青年读书会，举行时事座谈会，建立合法的农会组织，担任副干事长，并领导了“反浮征”斗争。你从家里拿出许多钱，开办农民夜校，创办鹤溪小学高小班，参与消费合作社，兴办拳坛，广泛运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民先”和党员。你先后在鹤溪、凤巢、梅源、江屿数乡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以后，你担任了平安区委青年干事和县委青年干事，仍兼任乡支部书记。在国民党加紧反共声中，你不怕带兵进驻山门的国民党八区保安副司令凌九霄的淫威，代替鹤溪乡长吴文祺去山门，以全家生命财产作保具结，保证本乡没有共产党，蒙蔽国民党，掩护党的组织和全乡人民安全。你根据支部意见，参加国民党县长张韶舞率领的“实施新县制突击队”，了解“突击运动”的部署后，迅速写信通过地下党员曾鸣、郑巧云密报县委书记郑海啸，使党及早防备以免损失；同时在突击队内鼓动消极怠工敷衍应付了事。你还按照党的布置与支部同志一起，在鹤溪、凤巢两乡大量散发张贴党中央《抗战三周年宣言》和林瑞清等《为反对平阳县县长张韶舞杀人放火告全国党政军校暨各界同胞书》等文告、传单，并及时观察动向。在家里，你常以彭湃毁家闹革命的故事教育弟弟苏尔秀，使他小小年纪就成为你从事秘密工作的得力助手，为党传书送信去水头、凤卧、凤林，上蔡垟山，去北山、下溪，伴你同行去发展新党员。你还教育你的妻子和家人照顾隐蔽在你家楼上的吴可邦、洪汝兰、董光膠等党的干部，送饭递水，洗涤衣物，望风放哨，严守秘密，保证安全。你二姐一家在你的影响下，战争年代成为白区中的“红点户”、联络站。你在国民党“一户通‘匪’（诬指共产党）一甲同罪；一甲通‘匪’一保同罪”、“宁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从事以上工作，全然没有顾及个人与家庭的安危，想的只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为革命多做贡献，更好地为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尽一分力量。
  1941年夏，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施泽民被捕叛变。现据敌伪档案记载，他在狱中向国民党献计献策，提出“军事、政治全面包剿、瓦解共产党”的方案，其中第四点“我能召他们来自新的知识分子”，列举了凤卧人施某、陈某，水头人白某，县城毛某，凤卧湾人黄某和鹤溪人你的姓名，施泽民以为这些知识分子是一准“能召来”的，“其余党员需缓缓去劝他们来自新”。果然这个名单中有一些人是被他“召”去了。这个叛徒以为像你这样一个出身比较富裕的青年知识分子，上有年逾古稀的老祖母，下有牙牙学语的稚儿，妻子年轻，两个弟弟尚小，父母双亡，你是一家的顶樑柱，召你自新是稳操胜券的，所以就在以营救他出狱为名，再次派儿子来向你伸手要钱（已经要去银洋200元）的便条后面加了一句，叫你“快来自新以免吃亏”。谁知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你不仅唾弃叛徒卖党求荣的无耻行径，也没有仿效一些人脱离党和革命，远走他乡求职谋生以避灾祸的做法，却抱着“甘掷头颅为主义，岂畏虎狼度虚生”的决心，主动找党要求脱产上山打游击，为了革命，为了理想信念，毅然舍去一家老小，义无反顾。
  你走之后，你的家庭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摧残，妻儿、弟弟多次被捕拘禁在监狱，顽固派对他们威吓、打骂、刑罚、逼供，追究你的行踪，他们在你的教育下，早就打定主意坚不吐实，最后都是你的祖母变卖田产挽亲托友，一次次花钱设法营救才保释出狱。据周玉香同志回忆：一次由银行张培玉作保人（你的大姐夫），由周茂善送凤林交给施仲林转，就花去白银400元。你的家还经常不断遭到国民党军警便衣的骚扰，每来一群人，吃喝勒索要花去许多钱财。不几年，你的老祖母不堪惊吓去世，小弟弟无人照看早早夭亡，妻子无法容身回到了娘家。
  所有上述种种，为了革命，你都无法顾及，“自古忠孝两难全”！你迈出家门上山打游击的这一步，既沉重又坚毅（在当时水头很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中这样做的只有你一人），表明了你以身许党革命到底的决心，表明了你一切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这是你一个共产党员唯一正确的抉择，也是你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精神的体现。
  舍生忘死难忘1942年
  你入党的1938年，正值国共和谈抗日之初，平阳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抗日救亡风起云涌，党的组织发展比较迅速。据《县组织史》载：1939年冬，平阳县委辖5个区委，其中平西、平安、南港3个区委下还各设3个分区委，全县98个支部党员1860人。但为时不久风云突变，国民党顽固派从限制、取缔抗日救亡运动、制造摩擦，到公然反共剿共，平阳首当其冲，成为他们在浙南进攻的重点，革命转入低潮。
  1941年夏，你上山的时候，正是顽固派重兵进攻、搜山扫荡、烧杀抢掠愈演愈烈，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在那严酷的斗争岁月里，革命队伍中涌现了许多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雄，大浪淘沙也出过不少怯懦的逃兵和可耻的叛徒，特别是一批县区领导干部自首叛变，助桀为虐，给党带来严重的损害。小南、江南、南港3个区先后被破坏，平西、平安两个区连续遭到疯狂搜剿、扫荡，山区昔日鸡鸣犬吠炊烟袅绕的村庄，变成断垣残壁寂无人声，县委机关可活动的地区日益缩小，行动越来越困难，甚至无法立足，以至1942年被迫三次撤往瑞安。根据1946年县委给特委的《1940年至1946年工作总结报告》所述：第一次是1942年春节后不久，县委领导刚对工作作了部署，分配你、洪汝兰、郑成贤和平安区武工组在平安三分区活动，并与南港联络。分开不久，由于古岭、道士宫等地连续被烧杀摧残，县委机关被迫越飞云江上游转入瑞（安）文（成）青（田）边境白区活动，终日隐蔽山林。你和洪汝兰同志等与县委失去了联系，鳌江各渡口尽被封锁，与南港又无法联络，经费告罄身无分文，全靠洪汝兰同志东借西凑对付。你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留在平安三分区“与敌人周旋，日伏夜行，忍受风霜雨露，时亦潜处岩洞”，处境十分艰难。顽固派持续搜山如篦似梳，山上蹲不牢，你们被迫冒险下到平原白区，在南陀一同志亲戚家隐蔽了一天，晚上转移时，在一所野庙和一乞丐住处转来转去，野庙已经破败不堪难以隐蔽，乞丐惊惶惧怕不敢容留，你们找不到可藏身之处。天色将明，四周集合壮丁搜山锣声大作，只得临时撤向乞丐屋后小山岗上，小山岗高不过40公尺，上无树木可资掩蔽，大家只能匍匐在番薯地沟里。此处东、西、北各距国民党驻军的鹤溪、水头、腾蛟三地不过三、五里，南面一望平原，还有鳌江阻拦，真是兵临绝境，幸得当天没有被发觉。你们在小山岗上被猛太阳当空晒了一天，唇焦舌敝，度日如年，好容易熬到夜幕降临，又饥又渴，下山后不管田水多脏，大家伏身灌满一肚，连夜北撤回到王坛山上，总算在后山悬崖峭壁处找到个人迹罕至的半天洞。这个半天洞在80度陡的半山腰，无路可通，峭壁巉岩上有很小的凹凸形状和一些藤蔓，大家用脚趾盯住凹凸处，小心翼翼用双手攀缘而下，天亮后坐在洞里，还望得见对面北尖山上成千人的搜山队伍在行进。在这个洞里，如果走漏风声，也是有万死而无一生的。到了夜晚，你们马上长距离转移。“三分（区）难于立足，辗转而入二分（区），闻周华（竺忠定）、徐玉星、郑守同三同志及群众二人被杀害，小钱（钱钟仪）于孙山被捕监于高楼（后牺牲），欧阳东亚于马田被人出卖遭捕，郑梁印于东岩乡牺牲，志偶等数人和特委机关人员加顺、尾弟下落不明”，牺牲！牺牲！一连串的噩耗使你们痛彻肺腑涕泪纵横。九垟反动分子夜间站哨，追赶十余里捕杀交通员白希绸，更令人发指。于是你们决定去肃反，武工组化装成国民党清乡军，到九垟宫召开保甲长紧急会议，智赚反动分子当场“丑表功”，然后宣判镇压罪大恶极的数人，并广泛张贴你事先写的布告、标语，使各地反动分子受到震慑，反共气焰有所收敛，夜间站哨得以放松，我方行动较前方便。“因二分（区）环境亦极紧张，又复转回三分（区）”。你们就这样在刀丛枪林中辗转往返迂回穿插，远距离跳跃式移动，冷雨热汗常湿衣衫，都听由体温来焐干，天天隐蔽，夜夜行军，根本无法洗澡更衣，以至人人虱子满身疥疮遗体。
  4月间，郑海啸同志率县委机关回到平阳，召开了临时会议，决定仍化整为零分组行动，你与武工组仍往三分区。不多久，县委机关在腾蛟尾垟遭袭，冲出与你们会合后，“在朱岭坪被特务告密，遭50余敌人进击，接战一时许，幸天色垂暮始得退出火线”。4月底顽固派进攻愈加猛烈，县委和你们及武工组“在龙虎山、占山等地连续发现目标遭受袭击，行动正当困难危急之际，适得特委指示，将全部人员移往瑞安，才避免了继续受打击与损失”。这是第二次幸得龙跃同志的及时指示转移去瑞安，时间是5月17日，全部人员26人，此外平西区还有6人。平西区武工组在激烈的斗争中，由于牺牲、逃跑、投敌，最后只剩林瑞清、杨青梅等6人，与县委断了联系好几个月，4月底才接到青景丽县委联系，5月间才在景宁找到特委机关。县委机关这一次撤去瑞安后，为了避免因人员集中引起国民党注意，你和几个同志被分配去永嘉纸山，随特委纸山办事处主任吴毓一起工作了两个月。
  “七一一”日寇侵占温州城后，县委机关回到平阳，你和洪汝兰、郑志偶同志也从各处回平阳，县委拟定7月23日召开会议。不料那日黎明时分顽固派扫荡小屿坑，平安武工组即遭包围，激战二小时，组长黄美金、组员黄怀龙不幸牺牲，次日顽固派强迫甲峰、曹许、梅源、梅溪四乡壮丁配合搜山，幸县委于当夜就将全部人员移往瑞安南区，这是第三次转移去瑞安。由于郑志察被捕囚于高楼区，县委派你和吴可厚同志又星夜返回平阳大坑找苏尚田老人设法营救，经20多日努力，郑始脱险回到县委机关。8月县委在瑞安召开会议检讨总结工作，调整武工组领导，派你为政治指导员，你们被先遣回平阳，县委机关到1943年初才回平阳。
  1942年县委机关三次撤出平阳，避开国民党顽固派的凶焰，保存党的骨干力量，以退为进，留得青山在，对于以后的恢复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三次在瑞时间合计为时9个月，得到瑞安县委程美兴同志等的很好接待。其间，你除被派去永嘉纸山活动了两个月外，多数时间与洪汝兰、郑志偶同志等留守在平阳或先行遣回平阳，你们的任务综合起来有以下几项：一、接收各方联络；二、教育基层党员群众提高警惕隐蔽应变；三、对被摧残地区调查了解慰问抚恤，安定人心再鼓斗志；四、整顿组织恢复党的工作；五、打击地方反动分子和叛徒特务；六、做好民主人士、国民党乡保长等的统战工作，了解敌情，推动他们签具连保连坐切结，麻痹敌人，掩护地方党员群众；七、相机开辟新区，扩大廻旋余地；八、筹募经费。
  这一年，省委机关被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牺牲，浙南党和中央失去了联系。这就是风雨如磐难忘的1942年，是平阳党组织生死危亡的关键一年，也是你经受最严峻考验的一年。你坚持革命理想信念，不动摇，不气馁，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去战胜极端险恶艰苦生活的磨砺和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做到了不怕苦，不怕死，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你不愧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称号。
  勤奋忘我为平阳解放作贡献
  从1943年以至1949年平阳解放，你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1943年实行特派员制时，你任宣传干事（相当于部长）；1945年恢复党委制后，你先后任县委委员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武工队扩编成立浙南第十区队时，你兼过教导员；解放前夕你任县委副书记。在这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漫长时间里，你始终如一勤奋工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从平阳县委给特委的《1940到1946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以下记述：
  1943年11月，县委举办训练班，集训平安区干部和武工组，由郑志偶和你主持。半月后组织平安工作委员会协助志偶同志，由你主持。
  1943年12月，平西区委书记郑成贤、武工组长杨青梅牺牲，山门、晓坑等地受摧残，派你去平西，协助林瑞清处理善后。
  同年底，国民党向闽浙赣边进攻，县委机关移往飞云江北梅山区，留洪汝兰和你在平安区接收各方联络。
  1944年初，由于你与洪汝兰等的工作，平安三分区甲峰、曹许、大南、梅溪等乡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1944年9月，日寇窜扰，国民党政府纷纷逃到我党基地附近，专员公署逃于高楼（在我梅山区周围），瑞安县政府先逃陶山后迁仙降（在我平安三分区周围），平阳县政府逃往水头雁山乡（在我平西区周围），由于驻军遍布，县委与特委联络路线发生中断，派你往平安二分区另辟联络路径和布置交通基站。
  1945年春，派你和郑娘助到小南区麦城西湾部署并协助陈昌品开展大刀会工作，缴获步、手枪9支。
  1945年7月底，国民党张令月部向平安三分区进攻，县委机关移往梅山区，三分一带留你、洪汝兰、郑志偶及武工组坚持斗争。
  抗战胜利后，大家对国家今后发展大局非常关心，企望国共和谈成功，从此走上和平建国之路。此时县委派你去特委请示汇报工作，龙跃同志指出内战的危险仍然严重存在，我们必须有立足于打和争取和平的两手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你返回平阳，向县委汇报了龙跃同志的论断，为县委以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向机关干部和武工队作了传达，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按照特委的指示，县委大抓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工作，以巩固党在农村的阵地。平安区是县委机关长期活动的基地，多年来反复受顽固派清剿扫荡摧残，1946年上半年，县委派你和洪汝兰同志整顿恢复平安三分区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腾蛟、丰裕、平和三乡的原有基地，如吴小垟、包垟、外垟、垟尾、王坛、北尖、河山、张基、马田、大坡、孙山坑底、郭山、二五坑等地的工作均告恢复，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党小组。还开辟了三乡的一部分新地区，如石龙、林山、章岙、繁山、铁炉坑等地，另外鹤溪乡的蔡垟山、水上垟，麻步乡的岩头、白岩等地由于你们的工作，也有了党的活动。
  据董光地、苏尔君等同志回忆，1944年及其后，你在根竹坡、大坑、铁炉坑等地都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支部。这些支部都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处在县委机关经常活动基地的根竹坡支部，董光树、董光地等带领党员和民兵，在保护机关、站岗放哨、出勤务、运送物资、探听敌情、配合军事行动等方面，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出动，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多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地近营前瑞安、文成二县国民党驻军经常往来孔道的铁炉坑支部，在苏祖秋（即人称粉干佬）、苏尚钱等带领下，不仅经常来机关反映敌情，还以生产米粉干职业为掩护，长期为县委机关购买大米，供给身体不好的郑海啸同志食用，这是其他农村党员群众所难以完成的任务，山农下集镇购买食米，会引起便衣特务的注意。靠近敌人据点平阳坑的大坑苏尚田老人和苏尔宁、苏尚会等支部党员，他们在敌兵进村挨户搜查时，掩护隐蔽在家里的党的干部郑加顺、郑志偶化险为夷，营救被捕的干部郑志察出狱，帮助患痢疾的你隐蔽治疗，在敌碉堡附近偷挖烈士洪汝兰遗骨回王坛安葬，为石溪岩伏击战提供准确情报，为县委投寄策反浙保六团的信件、宣传品，在多方面作出贡献。
  你还广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根据不同时期环境和不同地点，对过去的一些社会关系或登门拜访，或约会晤面，通过叙旧谈心，向他们了解国民党统治区局势、群众情绪和敌人动态，同时对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争取他们同情支持革命；对有的人还布置社会调查、代购物资、掩护营救、打听敌情等任务。水头的老同志回忆，腾蛟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大都由你出面进行。白福瑞同志说，司马的杨永岭和女婿白作仁经营茶叶生意，有汽轮往来于鳌江、上海之间，1944年就替我党买过油印机，以后多次购买军需物资布疋、电筒、电池、生发油（擦枪用）、雨伞、球鞋、搪瓷碗等，由他在船上工作的侄子杨宏包运回司马，再由他侄子杨宏珠和白福瑞转送上山，替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腾蛟华成布厂资方周庠也经常在经济上给我们以帮助和周转。1948年冬机关部队人员大增，经费困难，你外出筹募军饷，得黄金30多两谷子4万斤。浙保六团起义后人员遣散所需大笔资金，急切之间也是由你出面签章打条，通过水头温奕谦、陈祥力、李和声等协助向殷商富户筹借得六千银元，才解了燃眉之急。
  对于基地及附近的国民党乡保长，你也做了大量化敌为友的工作。据马田老同志王炳珠反映，1946年由他哥党员王炳艺带路，你到过垟弯丰裕乡乡长王桢家，对他一家进行形势和党的政策教育。蔡垟老同志周裕取说，同年你和黄加斌到过蔡垟山保长黄增累家，向他和甲长黄增丑讲解形势，要他们分清是非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在周裕取同志家中，你约谈过鹤溪乡乡长吴提，要他多多提供敌情信息。通过工作，一些乡保长在国民党反共时能够做到消极应付保持中立，有的还能靠拢我党，主动提供情报，掩护我们在当地的活动，对于被捕的党员群众能尽量设法开脱保释。你1948年日记多处记有夜晚外出，对一些有劣迹的乡保长进行工作，宣传形势，晓以大义，指出罪过，正告他们要悬崖勒马将功抵过。
  吸收知识青年参加革命与工农相结合，扩大干部队伍，提高机关部队文化素质，对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早在抗日期间，一有可能，你就组织机关部队同志学文化学理论，你亲自编过课本，书写过供同志们摹写的字帖。解放战争期间，你又多次组织干部编写政治、文化课本和支部教材。你重视发展知识青年入党入伍，1945年你介绍了石龙知青张慧初入党。1947年你介绍了岭门的温师学生白德高入党，你对他说，革命需要很多知识青年参加，你要他把比较要好的进步同学告诉你，除了希望他能介绍这些同学到革命队伍里来，你还把这些人名告诉有关区委进行接触和发展。同年，你把家住鹤溪比较熟知的温师学生蔡秉治召到县委机关谈话教育，介绍他入党，又派他回家乡和温师进行革命活动。后来白德高和蔡秉治介绍了许多同学、同乡到革命队伍中来。知识青年入伍，你都热情接待一一谈话，组织他们学习，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站哨，亲密无间。
  你一向重视和关心部队政治建设，1947年你兼任浙南第十区队教导员时，密切关注部队的状况，经常写信给颜庆富同志，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部队存在的问题，建议他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特委下达整编浙南党的队伍指示后，你亲自到部队传达，给指战员上课，并对部队如何整编提出计划要求。对文化教员的任务、作用，也作出详细明确的交待。你还参与了县委决策指挥的军事行动，如穹岭头战斗、石溪岩战斗。石溪岩伏击战前你多次与季克懂、曾永金等同志利用夜晚外出调查研究，观察地形，寻找与布置战场，布置情报，得知驻文成的浙保四团入冬以来上下频繁，每隔七、八天就要到瑞安走一趟的活动规律。1949年1月24日在获得苏尚田、董光地等送来的确切情报后，你协同县委书记郑海啸作了伏击的部署，由颜庆富、华业都分别率独立大队和县委警卫分队设伏于营前石溪岩，曾昇率新兵队配合，从飞云江两岸夹击全歼浙保四团一个连，俘、毙敌100余人，缴获轻机枪8挺，冲锋枪9支，长短枪110多支，电台1部，大批弹药和棉军被、服。1949年4月，你又参与县委研究决定策反驻平阳坑的浙保六团，通过苏尚田多次投寄策反信件和宣传品，六团团长洪彪表示了率部起义的意愿，并按县委意见将部队集中到平阳水头。5月6日县委派你和胡辉同去水头，7日和洪彪洽谈达成共识，8日洪彪率部849人起义，移交武器有：迫击炮4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59挺，冲锋枪35支，手枪50支，步枪510支和弹药报话机等。县委领导指挥的这两次军事行动，一智歼，一策反，都获得全胜，前者切断了文成、泰顺和瑞安敌人之间的交通线，后者解放了水头，并为平阳县城的解放扫除了障碍。
  在解放战争时期，尽管你的职务有过几次变动，但实际上你主要是协助书记郑海啸同志主持全面工作，除了朝夕碰头商议决策，随时贯彻执行海啸同志的指示及交办的任务外，还包揽机关一切公务。县委虽然设有组织、宣传、武运各部，后来还增设了民运部，但都是有建制而没有干部，有其名而无其实的（1948年才有了宣传干事卢声亮和个别油印组人员）。根据特委的规定：各级委员除定期开会外，平时一律在下面兼职。所以组织部长洪汝兰兼任小南区委书记，武运部长林瑞清兼任平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郑志偶任平安区委书记。林瑞清、洪汝兰牺牲以后，原县委领导班子只剩下郑海啸、你和郑志偶3人。1947年秋增补了郑子雄、屠德川、华业都3人为县委委员，郑子雄任民运部长兼小南区委书记，屠德川任平西区委书记，华业都一直在部队任职。1948年增补了徐宪买为县委委员，也在区里担任区委书记。经常留机关的除了县委书记郑海啸负责全面领导外，就是你一个人，你既管组织，又管宣传，从参与决策、制订工作计划、起草文件和总结到处理往来函件统计报表；从举办干部培训班、知识青年学习班到接待来访群众、处理突发事件、安排年节庆祝活动，甚至当机关缺钱缺粮时，还亲自与平安区干部一起四出商借。在书记郑海啸的领导下，你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干，你是个“不管部部长”。
  从1938年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平阳解放，你在平阳坚持革命斗争11年，经历了抗日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1942年平阳党组织无法立足撤往瑞安时，连武工队员26人，加上平西林瑞清等总共30余人；经过恢复发展到1949年平阳解放时，党支部从1943年最少时的34个，恢复发展到223个，党员3136人，脱产干部200人，武装有独立大队、警卫中队、新兵队约千人，这其中有你的一番心血和努力，你对平阳党和军队的发展、建设是作出重大贡献的。
  重新学习 党叫干啥就干啥
  解放后，你一仍既往，把党的利益革命的需要摆在第一位，党叫干啥就干啥。你负责过党政领导机关办公室工作，党委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工作，你去过工厂蹲过农村，搞过经济计划工作和工业生产管理。在不同时期，还多次被抽调参加党的中心运动。对于许多陌生的工作，你都兢兢业业，虚心学习，勤勤恳恳，力求做好。
  50年代初，你担任温州市委统战部长，正值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你除了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熟记其主要精神，还研读了毛主席有关资产阶级的论述，和有关国家资本主义、赎买政策等书籍。在市委领导下，1953年底成立的以市长为主任的温州市国家资本主义工作委员会，负责全市对资改造工作，是以你们统战部为办公室的。1955年底，随着形势发展，成立以书记为组长、市长为副组长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领导小组，你兼任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56年1月市委作出加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成立市委社改工作指挥部，仍是你主要负责指挥部办公室兼负责政策研究处工作。在声势浩大的社改高潮中，凡有关对资改造的计划、政策性问题的掌握和处理、资方人事安排、经济改组等，都由你们协同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提出草案，当好市委的参谋和助手，最后由市委讨论决定付之实施。你还和统战部以市委名义邀请工商及各界代表人物座谈，召开工商界骨干会议、资本家大会，针对思想顾虑宣传讲解政策，统一思想，布置任务。
  对资改造工作在市委统一领导全党动手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建立了新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国民经济全面高涨。合营以后，在市委领导下，你和统战部配合主管部门，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原则，对人事作了妥善安排；具体做好组织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对公私共事关系进行视察和检查；通过市政协召开公、职、私三方代表座谈会讨论公私关系，总结交流经验，统一认识，调动公私双方积极性；通过工商联举办工商界讲习班，吸收资本家、家属、小业主中骨干脱产学习；通过市政协成立工商界学习会，以专业公司为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形成学习时事政策的网络；还会同宣传部制订了关于组织和帮助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和理论学习的三年规划。通过一系列宣传教育和学习，调动了原工商业者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市90％的资方人员参加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302人获得先进生产（工作）者的称号。
  统战工作政策性原则性很强，由于解放不久，干部群众对统战工作的意义作用还认识不足，有的以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以为政协、人代会是摆摆样子；有的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还怀疑统战工作违反阶级路线，对安排代表性人士思想抵触。还有些干部存在宁“左”毋右，“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想法，因此工作中阻力比较大。1956年1月，党中央和省委先后发了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温州市委作了研究和传达，并于4月批准了你们统战部会同宣传部拟的温州市统战政策教育和检查统战工作的计划，决定向全市党员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较系统深刻的统战教育。4月18日由你向全市区以上党员干部600余人作了报告，讨论了两个晚上，以后又由各系统党委分工向全体党员传达，经过学习，提高了对统战工作重要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初步明确政协等统战组织的性质作用，以及机关中安排一定数量民主人士和非党人士的必要性。
  你和统战部在团结各民主党派，搞好市政协工作等方面，也有较好的成效。民盟以文教界为主，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质量，自我改造等方面发挥了组织作用；民建以工商界为主，在遵纪守法，搞好生产，改善经营，完成税收等各项任务中发挥了作用。几年来，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思想上有很大提高，进一步团结在我党的周围，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你勤于学习，工作积极细致，并卓有成效，获得好评。1956年6月，经市党代会、市人代会分别选举，你被选为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你领导的统战部的工作，即使在反右整风后的1957年冬，张济民书记在市三级干部会的总结报告中也是予以肯定的，他说：市委认为几年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市委是贯彻了中央的统战政策的，因而取得了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作为市委领导下的具体工作部门——统战部，总的也是贯彻执行了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议指示，做了不少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如对私改造中，积极教育动员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清产核资工作，并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安排改造；又如在团结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面、在安排民主人士、团结各民主党派、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等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成绩应该肯定，不能动摇。
  60年代初，你调到绍兴钢铁厂担任副厂长，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你买了许多炼铁、炼焦的书籍自学，邀请技术人员定期晚上来家给你辅导。你还走访绍兴东湖国营农场，学习先进管理经验，根据中央指示，对钢铁厂各车间的农副业生产进行经营管理改革试点，取得较好成效。
  1968年，省革委会派你率汽车大队去山西搞煤炭短途运输，五、六十辆大车，一百几十个驾驶员和修理工，驻在山西农村，据时任车队副大队长的于之中说，当时正处文革动乱时期，职工受社会思潮影响，大闹经济主义，这是一支很难带领的队伍；生产上、生活上困难也很大。是你中流砥柱以身示范，团结干部，坚持说服教育职工，同时向当地群众学习，解决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安定大家情绪，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4个月共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他一直把你当作老干部中的好榜样。
  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这样，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怕苦、畏难、推诿。干什么就学什么，除了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外，还向书本学习，向懂行的人学习，向群众学习，尽量把工作做细做好提高工作效率，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严于责己 险戴右派帽子
  革命的道路总是那么曲折崎岖，解放后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经历了许多波折，走过许多弯路，你也因此遭受许多委屈与劫难，但你始终坚持党的理想信念，对党执着忠诚，从严要求自己，把个人的委屈得失置于度外。
  解放初，由于错误地批判浙南党和龙跃同志的所谓山头主义，坚持浙南斗争的许多干部受到株连，你也因此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1956年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温州市委要你负责对资改造政策的处理工作。同年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批判党内对知识分子关系上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要求各级党委向党内外进行检查，批判克服这种倾向，以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你是市委知识分子五人小组组长，市委要你召开全市党员骨干会议和市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你兼市政协副主席），并代表市委作检查报告。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由于严重扩大化，很多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被划为右派分子。党内有些同志本来就对对资改造贯彻赎买政策、安排民主人士和检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很不理解甚至思想抵触，于是认为这些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和统战部门对他们的迁就、纵容、包庇分不开，认为统战部门特别是你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在市委整风会上，有的人甚至无限上纲，说你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虽然许多揭发批判与事实不符，但你却书生气十足，采取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包下来严于责已的态度。你觉得既已认定你是右派，辩也无益，你不愿被责为狡辩、抵赖、企图蒙混过关。你从想不通到逐渐“想通”，认为既然有“病”就得治，有“债”就得还，在劫难逃，只有下决心改造，“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你作好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的思想准备。1957年12月你在市委整风会上说：“我现在不到40岁，如能活到60岁，还有20年，愿在劳动生产中锻炼改造，争取几年后再回到党内来贡献我的余生，为党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死而无憾”。同时你对我说：为了你和孩子，我们离婚吧。我坚决否定了你的意见，我说：我们一起到农村去，我会打毛线、缝针线、绣花，可以劳动谋生。
  正当我们忧心忡忡度日如年的时候，省委组织部长郑平及时来到温州检查工作，你正患急性盲肠炎住院手术，他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苗世杰等来院探视，要你消除顾虑，对揭发材料进行核对，有出入的地方可以提出申辩；你出院后，他又找你谈了话。你便于1958年1月6日写了申辩材料上交。后来经市委调查，删去了大量重要的张冠李戴和莫须有的内容。1958年1月14日张炳德书记在市委第14次全会上对删去的几个重要材料作了说明：一、有人说统战部向市公安局索要海外材料，经查与苏松无关。二、民革发展路线“以黄埔为核心，以校官为骨干”，经查苏松和有关人员都没有这样提过，这是反右斗争中有人的分析批判（1952年6月，党中央提出过以中上层为主）。三、市人代会的正组长安排民主人士担任，有人说是我们放弃领导权。事实上组长等具体事是由我和苏松负责处理的，苏和我谈过，如有问题我负责。整个人代会，市委常委作过多次研究，现在看来还是我们掌握领导权，他们出面斗争，并不是他们篡夺了领导。四、为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召开的市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问题，经查对，会前市委知识分子五人小组专门开过两次会，研究扩大会议的开法、领导等问题，另外由苏松主持开了一次党员骨干会，他在会上说了“你们党员要顶住”这句话，并没有讲“你们党员要当被告”，“要顶住”和“当被告”在情节上是有很大轻重的。政协开会时，有人提议成立主席团主持会议，苏未同意，苏说这是政协常委扩大会，不需成立主席团，由常委主持就是。会议期间，市委第一书记刘朝中召开过两次会议听取汇报；研究会议总结时，刘书记也参加过一次，他是参加会议活动的。五、关于政协常委扩大会苏松所作报告否定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成绩，否定巩固反胡风成果的学习问题。政协会议整个报告我们都研究过的，肯定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五条成绩和今后努力方向。报告中检查的六个方面问题，“帽子”都按中央的提法，就是具体事例收集本市的。报告草稿经过文教部长审阅修改签名，苏松最后定稿，稿子还曾念给第一书记刘朝中听了一遍。
  至于“巩固反胡风成果学习”，你所作报告中确是加以否定的，报告说：1955年11月反胡风学习后，在各中学进行的这次“巩固反胡风成果”的学习，没有很好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没有具体分清是和非、落后思想和反动思想的界线，没有区别对党员个人的关系和对党的态度问题，盲目发动群众，批判典型。个别学校竟提出人人检查反党思想，采取训练骨干、确定对象、大会小会斗争的方法，不恰当运用群众的压力，造成教师思想紧张和不安。这种做法不但粗糙，达不到教育改造的目的，反而使团结关系疏远。这种以急风骤雨的方式来代替和风细雨耐心细致的思想改造工作是错误的，是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的政策不符的，这是严重的教训，必须深刻地检查和批判。报告的这一段话，且不说经过市委讨论批准，你是代表市委去说的，就算是你个人意见，又何错之有？所以张炳德书记在全会上说：在各中等学校搞“巩固反胡风成果学习”，市委没有讨论过，文教部门只请示过个别书记同意。我个人认为这和反胡风学习是两回事，反胡风是搞敌人（当时作为肃反），“巩固反胡风成果学习”是思想教育运动，是一个运动两个范畴。
  张炳德书记还说明，有些材料经查对认为没有问题的，就都删去不写上了，如参加政协扩大会人员，认为统战部把凡对党不满的右派都吸收进来，其实名单不是统战部提的，是文教部提出并经由该部长审定安排的。如学生闹事请愿也不是苏松打电话叫来，而是我为了缩小学生与工人居民的矛盾，同意学生派代表由学校支部书记带领前来，并通知苏接待的；他对学生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大意也是要学生相信党和政府会弄清事情真相正确处理，并无挑拨煽动学生对党不满的说法。
  经过市委认真甄别核对，删去大部分“要害”的内容，最后你才幸免划为右派；但还是说你犯了严重右倾错误，说要撤掉市委常委，保留市委委员和副市长职务。不过以后始终未见到正式处理决定文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来在贯彻党的统战政策过程中的斗争是由来已久。早在1955年3月，你们统战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就写过一份《温州市统战工作情况检查报告》，上报市委和省委统战部。在市现存档的报告原件上，不知是谁，也不知是何时，加了多处眉批。报告中讲到本市贯彻执行统战政策，在对待民主人士和党与非党联盟问题上，存在严重关门主义倾向，表现在对民主人士和非党干部安排太少、太低、有职无权，对他们政治思想教育差；报告上方眉批：“为代表性人物抱不平”。报告说到政协会议、政府委员会等统战组织和带统战性质的组织，会议开得太少，会上缺乏协商精神和民主作风；报告上方眉批“只团结不斗争”。报告说到有些代表性较大的民主人士，长期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安排；其上眉批“只讲代表性，不讲进步性”。报告检查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时说，首先由于统战部门本身对统战政策认识不够，不了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团结与改造民主人士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上面眉批：“片面了解”。在报告的最后批曰“苏只统不战，其他党员有只战不统”。在这份存档文件上加注许多眉批的人，当然不是一般人物，看来只有他是既不“只统不战”，也不“只战不统”，只不知他对中央指示如何理解，怎样才算“全面而不片面了解”？如果这些眉批是1955年当时写的，那就表明早就有人给你定了调子，经过两年以后的1957年才与你算帐，你确是“在劫难逃”！
  只是从1955年到1956年，从中央到地方，统战工作主要都在批判“左”的倾向，如批怀疑对资改造政策的正确性，批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并提出文艺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关系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1957年来了个180度转变，改批“左”为反右，全国几十万人反成右派。虽然市委认为自己领导贯彻统战政策是正确的，取得很大成绩的；作为市委领导下的具体工作部门——统战部也是有成绩的（见前述张济民书记报告）。但统战部的主要领导——你和许多主要业务骨干，都成了犯严重右倾错误的人，甚至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各种惩处，这不知该如何理解？实际上这是对统战部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归根结底，我看也是对市委贯彻统战政策本身的否定！
  1958年，你还在当你的副市长兼统战部长，还分管文教体卫，但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兵，这一年你工作得好艰难！
  1959年，在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声中，你被下放籐桥公社枫林岙生产队，我和市府秘书张奋飞和你同时下放在一个队。在枫林岙，我们从春花田间管理开始，到种好第二年春花作物结束，整整一年时间。白天我们和社员一起出工劳动，三餐和社员一起在大食堂用膳，粮食困难时和社员一起吃马铃薯、蚕豆、蕉藕渣，晚上还负责协助生产队领导工作，和社员一起开大会。虽然曾经受到个别公社干部的歧视，但我们的生产队长林天球、支部书记林成和都是老老实实热爱劳动一心为集体的好干部，他们和社员以及当地竹桥小学的老师，对我们都亲如一家，在共同劳动生产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0年初，我们调到雷峰水电工程指挥部工作了几个月，你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指挥，主要搞了水库大坝心墙清基回填。5月我们同时调杭州学习，你进省委莫干山读书会，我到六和塔省委党校，学习毛主席的《三论》。夏间学习结束回温，你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就此举家离开了温州。
  文革动乱无中生有揪叛徒
  1968年，由于文革的动乱，原煤国家计划分配的渠道中断了，北煤无法南运，浙江工业生产陷入困境。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决定派汽车大队驻山西拉煤，将原煤从矿区运到当地火车站，再经铁路运回浙江，指定原省计委物资处处长已获“解放”的你和于之中、宫茂松等同志率队前去，5月底你离开了杭州。
  入秋，各单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我先是在湖滨一带看到一张《揪出以龙跃为首的浙南叛徒集团》的大字报，说浙南党内有个庞大的叛徒网。隔不久，我的孩子回家说：“白胡子公公（指郑海啸同志）在机关食堂前挂牌游斗”，我非常惊讶。后来我在省计委机关一楼楼梯口，看到一张《把叛徒苏松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大字报，我更如雷轰顶。我想，你并未被捕过，何来“叛徒”之说”？于是在给你的信中说了这件事，我说我知道你未曾被捕过，真金不怕火炼，相信会搞清楚的；但我也比较“全面”的加了一句说：若是果真你有过变节行为，现在应该及早向党坦白交代，以争取从宽处理（后来我给你的信都落到造反派手里，“幸得”说了这一句！）。我预感到这张大字报是个信号弹，不幸又将降临你我的头上。
  9月里，先是我邮寄山西给你的粮票被退回了，后几天省计委造反大队来人叫我去把你的东西领回来。我默默跟随此人从省委大楼中楼走向边楼，从五楼走向二楼，心中七上八下，那正是传说曾绍文“自杀”不久，我想你怎么了？在二楼楼梯口，那人要我停下来，他到办公室内搬出皮箱、网篮摆在楼梯口，那正是你带去山西的行李，我的心不禁扑扑乱跳。那人转身又去了一楼，片刻回来交给我一把钥匙说：你把苏松日常用衣物拣出留下，其余拿回家去。这下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知道你被从山西“揪”回杭州了，你人还在！
  真是祸不单行，不久我也因对“文革”和上窜下跳的江青有看法，被戴上白袖套挂了牌子，开了批斗会，关在省统计局一间办公室里。我忍受不了这样的人身侮辱，真想一死了之；但是你被关在计委，家里剩下两个小孩，无依无靠，我只能忍辱苦熬。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经历过战争年代长期考验的你，成了“老反革命分子”，心胸坦荡在党的会议上直抒胸臆的我，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真是黑白颠倒！从此，你经历了一年半的被审查岁月。其实你的历史早在1956年温州市委就已经调查清楚，并有过明确结论：除了代理保长数月外，被委乡长苏拒不接任，是吴提代理的；参加国民党为普通党员，是经党组织同意，为了掩护革命工作，不属政历问题；参加“实施新县制突击运动”，县委也是知道的，并无不利于党的行为（还送出情报给县委），三问题调查事实与本人交代相符。1964年省计委机关“四清”运动时，对你的历史再次调查核对过。这一次受“浙南叛徒网”（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已作了平反）所累，凭空怀疑你是否被捕，是否秘密自新叛变过，真是无中生有。
  1969年元旦，省委、省人民政府各单位均被造反派“扫地出门”，所有干部集中在两所干校搞“斗批改”。省计委、省统计局和一些厅局集中在原化工学校（后丝绸工学院）内，我们分别关在宿舍区最北面两幢屋里，你在前屋，我在后屋，终年见不着面。连春节两个孩子给你送去一点吃的，也不准与你见面。在“牛棚”里，你写下《清平乐思家》：“朔风犹号，雀噪迎春到，咫尺天涯书难报，转眼月圆四度。不怕风吹浪打，我自扪心无愧，相信党与群众，终能分清泾渭。”1969年冬，我获“解放”后，随统计局同志参加省革委会宣传队去青田黄垟峰山搞民主建政。1970年又是一个春节到了，我们天南地北各处一方，你写下《西江月》一首：“去岁鱼书难递，今年相思两地，关山难阻梦魂至，把手漫游细叙。赤胆忠心一片，负屈衔冤经年，何日烟消迷雾散，还我庐山真面。”前后两词，不计平仄，不论工拙，却是当时当地处境与心情的写真，从中也反映了你对党的坚定信念，相信“终能分清泾渭”，反映了你别无他求，唯求“还我庐山真面”。
  由于1941年你被叛徒出卖上山过程有关证明人如郑海啸、郑巧云和你隐蔽在他们家的几个党员当时都还健在，经过长时间调查总算搞清楚了。事后据计委一个知情的同志透露，说你乡声甚好，地方同志为维护真实甚至与带框框的外调人员拍案相争；还说从敌档中也查到敌人要通缉的人员名册，其中你的名下还注着“在越”，证实你未曾被捕过。莫须有的问题以及过去多次查清过的问题，总算一并解决了，1970年4月，省斗批改干校终于作出：本人交代与组织调查相符，维持1956年温州市委审干结论；肯定你没有被捕、自首变节等问题；肯定你个人成分是自由职业者（一度说你是地主）。二度宣布“解放”并恢复组织生活，真叫人哭笑不得，你是真金又一次不怕火来炼！
  缅怀战友心系老区群众
  你对战争年代同你共生死的战友，怀有深厚的感情，你经常怀念他们，如洪汝兰、郑成贤、“土老”竺忠定、小钱（钱钟仪）等，我虽然不认识这些烈士，但他们的事迹早已耳熟能详，通过你的感染，我也对他们的牺牲深为悼惜。1960年你从温州调省，到杭州后，在待分配的短暂闲暇时间里，你动笔写了怀念洪汝兰、郑成贤、林瑞清、竺忠定等烈士的文章，为二十多年后平阳、瑞安党史部门编写英烈传记提供了重要材料。
  你对老区同志和群众也是满怀深情的，虽然解放后你很少回平阳，但老区时在你的思念中。50年代你在温州市工作时，每有老区党员群众来温，你向他们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招待他们食宿、看电影，他们走时，你买好礼物和车船票送他们离温，热情周到。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我们思念曾给革命很大支持的大坡白希滔家老妈妈，给她寄去吃食包裹和粮票。八十年代我们回平阳看望老战友，对山门的林声碧、鹤溪的吴成色、张兴祖等在乡老同志，你都给他们一些资助；后来几年春节边，你在给姊妹弟弟汇款时，都加汇一点请你二姐转给吴成色以表慰问。瑞安曹村群众潘引娣等来杭看望老同志，在家住了十来天，你高兴地和她们共忆当年。我早就知道战争年代你腿生痈疮无法行军，隐蔽在她们家，她们为你端饭送水拔草药疗疮，我非常感激她们对你的深情厚谊，代你陪她们游西湖、去灵隐、上六和塔，还托我的外甥带她们回温州。1995年瑞安马田老党员王炳珠和爱玉夫妇带儿子来杭治伤，在家住了二十来天，你关切地向他们询问老房东达嫂的近况，他们回去时，你托他们带去一些钱转给达嫂以表慰问。你和蔡垟山老党员周裕取间有通信联系，在信中你谈国事、谈工作、说家事、谈人生，对他鼓励慰勉有加，他至今还存有你给他的13封信。由于我们工薪收入不高，维持家庭生活和子女读书外，还先后帮助你身居农村缺乏劳动力的大姊、二姊、生病的小妹、蒙冤错误处理全家下放农村的弟弟，所以家无居积，所能帮助老同志的也是微乎其微，但物轻意重，你是诚心关注他们，为他们解放后生活改善不快而揪心的。他们对你也是非常敬爱的，他们有时到杭州来，也总要带些土特产如索面、花生仁等送给你。你去世后王炳珠、周裕取和王坛洪才殿都有信来表示哀悼。1998年夏天，潘引娣得知消息，专程从瑞安曹村赶来杭州对我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到南山陵园看望你，在你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以表悼念。
  对于老区落实政策，凡有单位来调查和群众来信来访，你总是认真对待，不论是党员党籍问题还是统战对象被错划错判，只要你清楚的，申诉与事实相符的，你都一一详细为之证明。1984年温州公路总段组宣科为该段飞云渡口管理所原党支部书记苏尔石退休改办离休事，来函调查，说上级要求有党员入党志愿书为证。你写了长6张纸的回信，说明游击战争年代，为了保密，党员入党志愿书在报告县委后便予销毁，不曾保存，现在要求解放前原始的入党志愿书是不可能的。同时你还详细介绍了苏尔石和其父苏尚田一家，解放前长时期对革命所作的种种贡献，最后你说你和苏尔石仅是同姓，非亲非故，别无瓜葛，你过去介绍他入党，是根据他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决非拉夫充数。有的地下党员的党籍问题，你多次写信证明还是久拖不决，你只好为他们转达有关领导和部门处理。也有个别情况有出入或要求不当的，你都耐心解释婉言拒绝，做到实事求是。潘引娣的父亲潘显浓是战争年代入党的党员，后受党指派，担任过一段时间“白皮红心”的国民党保长，解放后错判去长兴农场劳改（她家乡解放前属平阳党工作地区，解放后行政区划属瑞安县），病故在长兴。80年代，潘引娣提起申诉，经你和有关同志证明，瑞安县人民法院调查后改判无罪，得到平反昭雪。原浙保六团二营副营长罗时新，积极支持洪彪团长起义，做了有益的工作，起义后他自愿回到老家江西玉山，后因起义证丢失，被当作反动军官在乡监督劳动。80年代他来杭找你，你不仅为他证明，还为他找了省委统战部反映情况，通过省委统战部致函江西省委统战部，最后承认了他起义军官的身份，县里还安排他为政协委员，给他一定补贴和待遇，使他走出贫病的困境。1985年1月，你在给周裕取的信中说到蔡垟有个黄增吉保长，1941年时你和武工组经常住在他家，当时对党是有帮助的，不知现在情况如何，如有需要，你可为他证明。在你生命的最后病危抢救期间，你突然想起一个对革命作过帮助的保长周玉书，大南乡上垟坦人，你郑重地将姓名地址告诉我，要我立即写信请周裕取了解此人解放后的境遇，如有受到不公正待遇，你可以为他证明。周裕取接信后跑了几十里去访问，回信说此人土改中曾被错划为个人地主，土改复查时已经纠正，现在已去世30多年。我告诉了你，你才放了心。你平时经常和我说起，对于帮助过我们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你临终前搜索记忆，也就是惟恐遗忘了谁，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报答他们，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克已奉公 一生廉洁自律
  你一生视钱财为身外物，抗战初为了革命慷慨捐资；上山后，革命队伍有困难时，只要力所能及，你就带信回家索要各种物资支援。你二姊的女儿施素梅回忆，一次她母亲受你所托，邀了大姊和弟妇等共同凑钱买纱织成布匹，带交县委机关，解决同志们衣被困难。周玉香同志回忆带给你金戒指、银元和衣服鞋袜不计其数，还曾由苏泽元带民兵运粮食去县委机关。凡是家人带来的东西，无论金、银、衣物或腊鸡吃食，你都交公处理分配。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郑海啸警卫员的林型益同志回忆说：经常有苏松同志家里带来的东西，有吃的，也有穿的，如布、纱袜、袜底等，我也分到过纱袜。1949年初，你弟尔秀入伍，你交代他带民兵回家挑谷，一连两夜将兄弟二人几仓谷（5100斤）全部挑到机关来。解放后土改时，按照政策规定，你家分得的房屋土地，你写信回乡全部献给了政府。八十年代你的弟弟冤案虽已平反，但因长期受屈，生活无着负债累累，没有房子居住，看到本乡有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向乡政府要回了房子或得到补偿，他多次写信向你反映，要求索还原属于你们的房子以便安身；你虽然对于他的受屈和坎坷深为同情，也尽力长期给予资助，但对他这个要求还是坚持未予同意。
  你严格要求自己，一生两袖清风。我们的女儿出生时，党政机关还未实行薪金制，你每月只领取生活包干费，只有我新调入学校工作，改为薪金制，尽管别人儿女成群都由国家供给，我们还是自己负担。50年代末，大儿子和我妹妹同时在浙大读书，当时学校助学金减免费享受面很宽，他们2人都有条件申请享受，但我们全额自己负担，没有提过一分钱的助学和减免要求。你在温州市担任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时，自己出钱委托机关食堂代办家宴，宴请一些教授名流，加强联谊沟通思想，1956年除夕，你叫我将师专家在外地的八、九个年轻助教带回我妈家吃年夜饭，免得他们思乡。但你从无收受过人家礼品或书画作品。困难时期你在绍兴钢铁厂任副厂长，职工生活福利属你分管，但我们家一度粮食不够，照样瓜菜代。后来你在省计委任物资处长，掌管钢材、木材等紧缺物资分配，但我们家的什色家具却来自四面八方，有1953年我在温州木器店买的书橱，有我从父母家搬来的老式写字台，有70年代我小妹在上海工作时凭购物券买的小橱，有儿子在淳安大山区插队劳动两年后，上调时按生产队优待知青规定，制作的笨重的大书橱和木椅，有在地质队工作的妹夫和安邦、叶湘雪夫妇等代制代购的木床和棕棚，如今这些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家具，用一色的油漆刷了一下，表面看起来似乎成套了，实在只是涂脂抹粉而已。70年代末一位在中央某部工作的老同志因党龄问题，单位来函外调，经你如实证明后解决，那位同志为表感谢，来信说他在该部驻沪物资站工作，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木材以便制作家具。虽然那个年代象木材之类物资还是非常紧俏的，一个家庭要增添更新家具或子女婚嫁都是很需要的，而且有钱买不到，但你还是婉言谢绝了。罗时新来杭我们家作客时曾带来一大捆江西白细苧布，我们婉言辞谢，他回去后又邮寄来一罐蜂皇浆，我们还是原物璧还。你克己奉公，严于律己，两袖清风，一生俭朴，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清廉本色。
  读书好学 坦对重病缠身
  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普天同庆，你我也欢欣鼓舞庆祝我们党与国家转危为安，并满怀激情投入新的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你我最好的年华，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那个时候你已年将六旬，长期游击战争恶劣环境无医无药，给你种下了慢性气管炎的病根，解放后忙于工作缺少保养，年积月累，气管炎发展成肺气肿，肺气肿由轻度发展成中度、重度。50年代你就常常咳痰，还曾生过肺结核，60年代中期你参加省委社教工作队，在农村就常常感冒发高烧。十年动乱中你被派率车队驻山西，北方寒冷，你来信说自己常常胸痛。1970年在省五七干校劳动时疾病已很严重，一个连的“五七战士”同住在用席棚隔开的大仓库宿舍里，夜晚全连人都听得到你剧烈的咳嗽声；白天你负责农田植保，气喘吁吁还经常背着几十斤重的喷雾器，在稻田、棉地喷洒农药。所有这些，无异给你雪上加霜，使你的老慢支肺气肿加速发展为重度。因此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你坚持了几年后，就不得不在冬季请病假休息，最后在1983年办理了离休。
  1990年你经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肿块，住进浙医一院准备手术，由于你的肺功能极差，只及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属于禁忌，不能手术，只好转去省肿瘤医院进行放射和化学治疗，照了30“光”，经过4个化疗疗程，历时半年，放射治疗又进一步损害了你的肺功能，你动辄气喘，化疗使你痛苦万状。出院后又连续服中汤药四、五年，我每天发煤炉煎中药，一大包一大包中草药，一帖药渣重3斤，一大碗一大碗的苦水，还有一大把一大把各种中西成药，有时还要吞服蜈蚣、蝎子粉，为了与疾病作斗争，你坚持不懈。尽管如此，你仍旧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如常人一样生活，你达观的精神状态和坚韧的毅力，连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都赞扬你，以你为榜样鼓舞其他病人和疾病作斗争的勇气。
  离休以来老病缠身，你走不动路，喘不直气，经不起风寒感冒。终日静坐与书为伴，无论居家或住医院，你总读书自娱陶冶情操，在家时你端坐窗前，桌上摊着书，双手护着书，埋首阅看，鸦雀无声；在医院，你坐在床边，把书摆在床上，弯着身子静悄悄把心灵溶入书中。记不清你读过的许多书籍，其中有《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稿选编》，读过童小鹏记述周恩来的《风雨四十年》和《彭德怀自述》，通读过《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还有厚厚三大本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亲历记和记述陈毅、刘伯承元帅的书等；你也爱读《唐宋诗词探胜》、《唐宋诗举要》、《稼轩词编年笺注》、《汤显祖戏曲集》。你特爱《稼轩长短句》，还把其中喜爱的几十首工工整整抄满一本笔记本。平日家里订的报纸你先阅看，每遇有好文章，你就用红笔加圈划出推荐给我看。你终生爱读书，关心党和国家大事，1998年1月你在气管切开装着呼吸机不能说话，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还多次用铅笔在硬纸板上颤抖着写下“带报纸来”、“读报”、“大事小事有趣事讲给我听”。可我们读了几天报纸就被医生制止了，大概是因为你心肺俱衰严重缺血、缺氧，听读报纸都会加速耗尽你的生命！
  你不仅对于地位、待遇、个人利益置于度外，对于疾病、死亡你也一向坦然相对。1996年你给蔡垟周裕取同志写信，劝他不要为子死媳嫁而难过，你说：要乐观一些，人总是要死的，谁也避免不了走这一条路。我是解放前的幸存者，当时生死与共的许多老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成为烈士了，我却幸存下来；解放后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时期挨过来了，现在国家繁荣昌盛，妻贤子孝，我很满足，是死而无憾的。
  1991年你因身罹重病，背着我预留了遗嘱，开首你回顾了一生，你写道：“溯自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才16岁，正在温州中学念书，在党的间接影响下，参加了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直接号召下，积极参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身许党，在平阳敌后坚持11年的游击战争，直至1949年平阳解放。全国解放后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努力工作，但由于政策水平不高，工作中成就无多，缺点错误则不少。但回顾自己一生，扪心自问，尚幸无愧于党和人民。我没有虚度此生。”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机遇有不同，你虽然没有成就丰功伟业，不是英雄伟人，但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你一生坚持党的理想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尽心为革命事业贡献你的心智才能，做到无愧于党和人民，做到不虚度此生，实践了你的初衷，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和精神。
  领导浙南革命斗争十四年的原特委书记龙跃同志，对平阳的斗争环境和情况非常熟悉，对你的表现也深为了解，他在1991年、1992年两次来信讲到你和平阳的革命斗争，他说：苏松同志是平阳斗争最艰苦的时候脱产出来参加工作的，是当时平阳干部中唯一一名知识分子干部，原来有些投机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逃跑叛变了，有的虽然没有站到敌人方面去，却站在旁边看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革命摧残群众而无动于衷。当时只有苏松同志毅然脱产出来，协同老海（郑海啸）同志坚持了平阳最艰苦的斗争，从反顽固派一直到1949年5月解放，这就是平阳真刀真枪的斗争历史。苏松同志是平阳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龙跃同志还说：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复杂的原因，苏松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仍毫无私心杂念，埋头苦干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无愧于心，这在苏松同志生重病的今天，亦可用作自慰的。我非常感激龙跃同志这些十分中肯真切的评论，这是你的光荣，也是我的慰藉。
  老苏，我们相处四十四年，共同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甜酸苦辣，在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互勉互励携手前进；在阴霾遮天的时候，我们相濡以沫共渡难关。我们始终和谐、相知默契，正像你在遗嘱中所写“我们坦诚相处，亲密无间，互谅互让，恩爱异常”。如今你撒手西去，虽然在理智上我也明白你在遗嘱中所讲的道理“生死原是自然规律，我比你年长，先走一步是自然的，望你节哀顺变”，但在感情上我总无法克制，我的思念绵绵不尽，难以自已！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