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父亲去世已经二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他对我的谆谆教导至今仍然使我记忆犹新。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比较少（解放前，父亲参加革命工作，我被寄养在亲友家中，基本上没有见过父亲；解放后，父亲因为工作调动频繁，使我仍然生活在亲友家或者在学校寄宿，见面机会很少；我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与父亲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是，父亲以他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及人格魅力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
  下面，我以我的成长历程来追忆与父亲接触的一些往事：
  一、四十年代
  四十年代是我的童年时间。在我的记忆中，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我和母亲了，有人说，我父亲是当“土匪”去了（国民党反动派诬称共产党员是“土匪”），“土匪”在当时传说是长着红头发、红胡子的坏人，很凶的，这是我对父亲的最初印象。在我长大一点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梦乡，这时候，我朦胧地感到有人悄悄地走进家里，轻轻地俯身，用长满胡子的脸亲我，然后又悄悄地离开。早上醒来，我母亲告诉我“你父亲昨天晚上回来了，没有叫醒你”。在我那时印象里，父亲不象传说中的那样，而是很慈祥可亲的、很疼爱我的。
  1948年秋，我母亲也参加了游击队，离开了我，把我寄养在亲友家里。
  1948年冬，我也被接到游击队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使我有机会真正地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看到了他的战斗与生活的情况，体会到了他对我的疼爱与关心，直到这时我才真真切切地认识了父亲。在游击队里这段时间，县委书记老海同志（我称他为爷爷）很喜欢我，经常把我抱坐在他的膝盖上，叫别人给我削了支木手枪。还把战斗中缴获的袖珍望远镜送给了我。我也随部队行军，身穿小大衣，背背包，腰里别着小木枪，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挎着手电筒（虽然在夜里行军时不许用），俨然小红军的样子，伯伯叔叔们昵称我是红小鬼。
  1949年5月初，为庆祝水头和平解放，我随学校组织的慰问团从腾蛟步行到水头，我又一次看到了父亲。听人说，他是受老海同志的指派，去策反洪团长起义，水头才和平解放的，当时，我看到父亲站在讲台上演讲，他那侃侃而谈的神态以及威武的样子，让我充满了自豪感，我为父亲而骄傲。
  二、五十年代
  解放后，父亲调到温州工作，我也由腾蛟转到温州读书，但由于父亲工作很忙，经常下乡，所以，我仍然寄养在亲友家，与父亲接触的机会很少。
  大约是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我与同学在放学的路上走着，这个同学与我开玩笑，突然从背后推了我一把，由于路很滑，我摔倒了，站不起来，送到医院后，经过拍片才知道是小腿骨折，父亲知道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我，他没有抱怨这位同学，而是自己拿出每月很少的津贴费来付了医药费，反而安慰我的同学说“你不要害怕，你也不是故意地推倒他的，没有关系，志真还年轻，这一点伤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从医院出来，在亲友家继续养伤，我父亲还在百忙之中经常抽空来看我，有一次，他边笑边跟我说：“你的腿好不了了，要成为瘸子了”，我听后十分生气，因为当时正在写字，就随手把钢笔墨水向父亲甩去，父亲的白衬衣就染上了点点滴滴的蓝墨水渍，父亲十分心疼地看了看白衬衣，但奇怪的是没有着急，反而安慰我说：“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呢，我问过医生了，不出一个月，你的腿骨就接好了，跟以前不会有两样的，可以照样走照样跑”。
  父亲在温州当副市长的时候，有一次在市里通过有线广播做报告，学校组织教师和学生收听，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父亲的这次报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偶尔问我：“苏市长与你都姓苏，听说他也是平阳人，你们有关系吗？”我回答说“我们是同乡，他是我叔叔辈的”。当时我的婶婶在我学校里当副校长，无意中透露了我与父亲的关系，大家都很羡慕我有一个好爸爸，我自己也感到很自豪。当时我们学校办校刊，想让我请父亲给温州四中的校刊写刊头，我当天晚上去了父亲住的地方，向他讲了大家的请求，父亲欣然地同意了，找来了文房四宝，摊开纸，仔细地研墨，用毛笔认真地写“温州四中”，一连写了十几幅，然后让我评论哪一幅比较好，我感觉哪一幅都很好，要他不用再写了。而父亲一定要我说喜欢哪一幅，我说比较而言，其中一幅的“温州”两字比较好，另一幅的“四中”好一些，父亲又非常认真地写了几幅，再次征求我的意见，就这样一幅一幅地写，直到他也满意为止。父亲这种对待事情一丝不苟的态度，让我非常感动，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我。
  三、六、七十年代
  在我上中学和大学的时期，每次与父亲见面的时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你要珍惜学习的机会，好好读书，不要满足于现在的学习成绩。不懂就问，你们现在增长知识的时期，为将来建设祖国学好本领、打下基础”。由于父亲的谆谆教导，我中学时期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毕业时保送到了浙江大学，大学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毕业论文被作为范本保存在学校，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当作白专典型批判，被烧掉了。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浙江，怕适应不了北方环境，父亲对我说“你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国家的分配，这是我们这个革命的家庭所应该具有的传统，你能够到公安部工作，是党对你的信任，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希望你能够好好地学习，更好地工作。”
  1966年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了父亲，他看完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回信给我“很高兴地获悉你加入了党，但这只是组织形式上的，你要真正从思想上也成为党的一员，要以共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末了他还十分风趣地写道：“以后我应该称你为‘志真同志’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放到了黑龙江公安部“五七”干校“一辈子当农民”，那时，我的思想一直没有想通，但不敢向别人表露，认为“要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大学白读了，不能学以致用”，这个思想我也曾经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当时因“浙南叛徒网”假案正在被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但他很快地给我回了信“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当农民也要有知识，要好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你要象雷锋同志那样，党让你做什么，你就应该做好什么，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每次出差到杭州去看望父亲时，父亲都要与我谈心，详细地询问我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了解我的思想状况，在交谈中，哪怕我流露出一丁点儿的沾沾自喜或者畏难的情绪时，他都要认真地帮我分析，对我的思想偏差及时予以纠正，他说“骄傲思想要不得，毛主席教导我们‘骄傲使人落后’，工作上有了成绩是应该的，这是党的培养以及领导与同志们信任的结果，你应该做得更好，而不应该沾沾自喜；同时，在工作中，不可能没有困难，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你要紧紧地依靠党组织、依靠同志们努力去克服”。
  四、八十年代以来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在公安部先后任副处长、处长，父亲对我有所肯定的同时，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了，他在给我信中经常指出：“你的职务的变化，是党对你的信任，你担负的责任更重了，尤其是在中央公安部工作，工作的好坏影响面大，你要身体力行，努力工作，要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不正之风及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父亲深怕我也受到影响，经常写信提醒我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遗嘱中还写到“愿你们时时刻刻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和平演变阴谋，防止被糖衣炮弹打中……绝不能让苏联、东欧的惨剧在中国重演……”。
  在我任副司长的时候，父亲又一次告诫我：“要事事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无论你担任什么职务，依旧是人民的‘公仆’，你的职务是人民给予你的，你的责任也就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我和同事们谈起父亲的一些往事，他们都说你父亲真正是老布尔什维克。
  因为工作较忙碌，较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与父亲联系，他非常担心我，怕我被“糖衣炮弹”打中。1997年冬，当父亲病危住院抢救时，我专程去杭州看望他，他那时气管切开装着呼吸机，见到我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能用笔在纸上艰难地写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出来他对我工作、学习和生活仍然非常的关心，还在对我谆谆教导：“努力工作，为党奉献！”当他用颤抖的手写下这几个字时，我感动地流下了泪水。最后，他写道“见到你，我放心，你回去，工作要紧”。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他始终坚持党的信仰，坚定革命立场，对党忠心耿耿，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的言传身教为我做出了好的榜样，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是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敬爱的父亲，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