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苏松同志因病逝世几年了。许久以来想动手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面前，真是心潮难平。
  我同老苏相识共事是1968年浙江派驻山西运煤大队的那段时间，为时不长只有四五个月，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此后在我的心中常把他当作老干部中的好榜样。
  我们共同率浙江运煤大队进驻山西的那些日日夜夜，是最动乱的年代。当年“文革”已席卷全国大地，浙江和山西都是乱纷纷的省份。因交通受阻，产于晋东南的无烟煤供应不上，我省化肥生产濒于停产，杭州居民生活用煤面临断炊。全国也正处在万分危急、物资匮乏、情况复杂、一片混乱的局面中。苏松同志还有我们另外几个人，受命筹组运煤大队的工作。省革委会只是下达死命令，什么都不管，带队的几个主要干部是正在接受所谓“检验”的当权派，其他工作人员因两派扯皮，迟迟定不下来；交通部门的驾驶员和修车工愿意去山西的，多半是一些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有的同你讲诸多经济条件，吵闹不休，就当时的表现来说，十分调皮捣蛋。记得在当时组建的第一次碰头会上，就感到困难重重，难以解决。苏松同志亲自去找革委会的有关人员打交道。在那“说话无人听听，做事无人帮，蛮横不讲理”的“文革”动乱年代，他顶住各种压力，亲自去晋东南打前站，做好车队进驻的繁难的准备工作。当我们大队人马随后到达山西晋城孟匠，他同工人见面时，就留给大家一个好印象。当时他风趣地说，本来这里不大下雨，我们一来龙王爷也就跟来了，不断下着大雨。有些吃住等生活问题、工作条件，还来不及安排好，有些困难也来不及解决，还是要大家一起动手。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还请大家耐心等待，再艰苦一些。他那真诚的态度，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生动语言，使工人们笑声阵阵，我听到有人私下议论，这个队长不错。当时有这样一句话是难能可贵了。因为这是一支极难带的队伍，从杭州经上海、郑州到达晋城，一路上吃、住、行诸问题，工人们一直同几个领队干部争执不休。说真话，我一直心情不舒畅，宁肯回去再接受审查或下放劳动，因为一进这运煤大队就没安静过。
  万事起头难。首先要解决用水问题，因那井水要打上来，又要输送到驻地用水的生活区和汽车加水的地方。老苏不顾疲劳，亲自动手，组织人员采购水泵，铸铁水管要很长，要配好合适的弯管，联系好并组织人力挖地埋管，做好试车等工作。汽车要小修、二保，还有大修，就要建一个较大的工棚，哪怕简陋一些，也很费劲。那时老苏同我商量，要我去做这项工作，其实是我份内之事，但我很畏难。老实说，南下后，我一直坐机关，年轻幼稚，也未做什么实际工作，要用的油毛毡，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他并不责怪我，同我一起外出联系此项工作。他见我脾气较坏，便说同工人讲话要注意修养。我们从杭州刚到太行山上，人地两生，对那里的气候也不了解，到西北大风一刮，那油毛毡全飞了起来，整个工棚就揭了盖，工人们只知停工闹事，向干部施加压力，大家都束手无策，还是老苏同志亲自向当地群众请教学习，用高粱杆子扎成一束束的，再涂上一层稀黄泥，才把工棚“揭盖子”的问题解决了。当时我心里真有负疚感。
  在我的印象里苏松同志比我们另外几个干部文化素质高出一筹，又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好人。那时我们带队干部同工人都住在几大工棚内，床铺搭在当地土炕上，用从浙江运去的毛竹爿做床。逢雨天，因路滑不便出车，许多工人就在大屋棚内烧鸡吃，喝二锅头，下流话不堪入耳，酒喝多了就胡闹。苏松同志总是一旁闷坐吸烟，有时也写信，不多说话，但他的话又很在理，工人都听他的。他工作艰苦，生活朴素，从不参加大吃大喝，不喝酒、也不去弄鸡烧来吃。当时，省里为了运煤大队领导联系工作的方便，配备一辆罗马尼亚产的小汽车，老苏说过也做到外出工作从不派专车，总是搭上运煤大车子，冒着风寒咳嗽不止，有时说话似乎气力也不够，那情景使人不堪回首。有些工人带头起哄闹经济补贴，支委会上矛头直对着管财务的干部，交通部门来的干部旁敲侧击，我只能闷坐不响，苏松同志当时直言不讳地说：这明明是闹经济主义嘛，为什么又不让人家说。当时他是大队抵制错误潮流的中流砥柱，是大队的主心骨，对商业部门来的工作干部敢于直言大胆支持。
  刚到山西人地两生，事事都难办，老苏以优良的作风同有关部门打交道，同村镇、卸煤工人、晋城有关部门以及晋东南矿务局等单位都相处得很好，争取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一见来人，总是先敬上一支烟，据说山西人讲义气，敬这支烟就是友好的意思，尊敬的态度，有些事就好说了。有些工人戏笑说，苏队长真有办法，别人都认为办不到的事，他总是能办好。有什么办法？还不是敢于负责真诚的态度和语言艺术。他那笑容可掬与人为善的态度，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他去联系什么工作，对方总会被打动，能说通的，这不就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吗？这是当时其他干部自叹不如不能做到的呀！这就是苏松值得学习的明显长处。
  苏松同志不仅勇于负责，艰苦朴素，率身垂范，他又一个显著的优点是为人很正派，从不吹嘘自己，从不说别人的坏话。他曾在计委、绍钢等单位工作，那里有许多我熟悉的人，如绍钢有人犯了生活作风的错误，他从不提起，当我问时，他总说这个同志不错，很有能力。他曾提到一位同志，夸他能说又会写，人才难得。我看老苏文化程度很高，总估计他是个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是豪门出身或书香门第，后来听人说，他早年就入了党做地下工作，后来又在浙南山上打游击，原来是一个久经考验和锻炼的老干部。他品德高，能力强，解放后又担任过党政机关的重要职务，但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不卖老资格，也不讲空话，不推诿责任，他对过去所作贡献和功劳以及重要职务，从未对人讲起过。
  他是运煤大队初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项工作刚安排好，正是开展运煤的大好时机，省里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说省计委的造反派发现苏松是叛徒，省革委会支持造反派的要求，调回苏松接受审查。我们同苏松说后，他表现十分冷静，心平如镜，不惊不慌地说：好吧，就回去接受审查吧。当时已在孟匠小招待所住着省计委两个造反派，等着要人，他就立即被那两个造反派带回省里去了。
  苏松同志离队后，没有核心了，运煤大队很快就乱了套，记得有个宁波调去的驾驶员，同我吵闹经济补贴，彻夜未眠，第二天开车时压死了一个七岁小女孩，那女孩的遗体要擦洗、要换衣盖被，又要看守尸体（怕附近屠宰场的狗给咬了），都要大队干部去亲手做。那以后的运煤大队，真是丑态百出，在当地的影响极坏，对这些就不详说了。
  我同老苏相交淡如水。文革后他曾同孙健如同志同在环保办工作，有时我去坐坐，看见他们俩配合默契，他总是耐心诚恳地关照老孙一些重要事情。我看了很羡慕，心想：这算一对黄金搭档。苏松同志如能健在若干年，他将为党做很多有益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在山西运煤大队那段时间受那样的折磨，他的病情不会发展那么重、那么快，想念到此，很使人痛惜。
  斯人巳去，风范永存！苏松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以及较高的文化素质，永远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