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和苏松同志相识在1939年春天，那时有些抗日群众组织已遭国民党取缔，北港水头抗日救亡活动是通过水头抗敌后援会和民众教育馆这些“合法”机构，才继续展开的。除了妇女搞义卖外，还组织了一个抗日宣传队，有队员30余人，苏松同志就是其中主要一员。后来知道宣传队中的苏松、郑巧云等当时都是地下党员。郑巧云是县委书记郑海啸的侄女，当时以民教馆管理员职业为掩护，还有郑海啸同志的女儿郑明德（后牺牲），黄先河同志的妹妹黄少芽，以及施秀如、陈敬圭、陈祥力、王书经、王新年、苏松翠和我等，江屿、十八都等地也都有青年参加。我和苏松就是在这个宣传队认识的。宣传队曾经下乡演出，到过水头、蒲岭、江屿、小南、南湖、渔塘、麻步等地，演出的剧本有《放下你的鞭子》、《送郎参军》等，歌曲比较多，如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大部分资料来自新四军教导队。宣传经费由后援会负责，下乡演出由乡村供应伙食。活动安排一般上午是学习和排演，下午到农户访问，晚上演出。苏松常常负责演出前的宣传讲话，他的宣传鼓动能力特别强，最能激动人心，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他也参加演出，常常扮演正面人物。宣传队很受群众欢迎，每场演出观众常有千余人，而且场场爆满。
  1939年秋，时局逆转，县城平报社被查封，主编黄藻如和县委宣传部长林夫被捕，我们的宣传队也“奉命”停止了活动。此后苏松、郑巧云等在我家成立了读书会，会员逐渐也发展到30多人，参考新四军教导队的学习提纲，学习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书籍和革命文学作品，如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我还经常到鹤溪苏松家中借书和誊写学习用的油印抄本，他家屋旁有长长的小巷，我去他家时都不走他邻街的店屋大门，而从小巷他家院子的后门出入，避免引起人家注意。
  我1938年时曾在腾蛟白协丰广货店当店员，1939年失业，受苏松影响，我决定去皖南参加新四军，经平阳县委介绍，和青年学生陈敬圭、陈祥力同行，由于我家庭经济比较困难，赴皖南缺乏路费，也是苏松借了我10元钱才能成行。我们三人经历千辛万苦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报到，后分去教导队学习。党培育了我，我在教导队努力学习，入了党，在抗日游击战中坚决与日寇拼搏，皖南事变中我宁死不屈，直到1942年日寇进犯金华后逃出虎穴，从江西上饶回到平阳。本想回家找寻党组织和苏松，谁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残酷摧残，当时我所知道的北港知识分子不少动摇叛变了，原有关系都找不到了，苏松坚持革命到底，脱离家庭上山打游击去了。由于当时平阳环境非常恶劣，党的领导机关和武工组执行精干隐蔽政策，化整为零，隐蔽较深，流动性很大，我到公阳等一些地方找党，还是没有找到，苏松也杳无音信。
  直到1949年5月8日水头解放，我才得以重新和苏松会面，兴奋之情无以言表，我积极主动地参加各项工作。
  当时我和陈祥力在水头合开了一间布店，5月8日夜听郑学省等人在我店中说起，平阳县委派苏松来水头和浙保六团团长洪彪洽谈起义事项已经成功。5月9日清早我就和陈祥力跑到下街怡大花纱店去找苏松，当时他正在交代张贴标语之事，我们就毅然自告奋勇接受了这个任务，从下街贴起一直贴到上街，贴到张公太路巷时，突然发现中街水埠头有浙保六团士兵向我们开枪射击，我连忙避入丰和路巷一间布店楼上，待听到六团团部集合号声后，我再到怡大去见苏松，苏松连忙派人告知洪彪，后来才知道当时洪彪尚未及向全体官兵宣布起义，以至搜索连不明情况开枪射击。与此同时，我方民兵也曾误把王扬西当作国民党区长温玉麟进行跟踪追赶。苏松连忙要我打锣集合民兵开会，我积极照办。此后水头镇上秩序正常，商店照常营业，每天有邻近区乡几千民兵送慰劳品来水头慰问，热闹非常。
  六团起义初两日，水头还只有县委派来的苏松和做保卫工作的胡振桃同志二人，我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一次我随苏松同志到六团团部去商议事情，洪彪团长很热情接待我们，但下面士兵探头探脑。我想六团有八、九百人，人心难齐，虽然多数人是愿意走弃暗投明的起义道路的，但也难免会有一些人思想抵触，心怀叵测，万一这些人做个小动作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处处事事提高警惕，茶也不敢喝，集中精神注视着四周一切动态，密切地关注着苏松的安危，直到最后与他一起出了六团团部回到住处才放下了心。
  六团起义后，苏松一直留在水头主持接收和资遣工作，我也得以经常和他接触，在阻击李延年兵团残部流窜水头时，我帮他了解情况，传书送信，在接收资遣过程中我协助做总务后勤等工作。那个时候，什么工作只要是革命需要，我都乐意主动去做，并积极做好，因为我终于又找到了党，我终于盼到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