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苏松同志和我们原来都是住在平阳鹤溪乡一条小街上。我们又是他执教过的鹤溪小学的学生。自幼就耳闻目睹他艰险的革命生涯。他亲自培养吸收我们入党，指引我们走上革命道路。虽然这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但至今仍历历在目。
  为抗日救亡而投身革命
  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爆发后到1941年夏天，是苏松同志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最活跃的时间。一开始，他凭着满腔热血去半义务教书和为家乡做些公益事业。当时的鹤溪乡乡长兼鹤溪小学校长林某，是个贪污受贿、鱼肉百姓、又嗜赌如命的赌徒。轮到他执教的课程，学生已坐在教室里等候，他还在赌桌上，派人催他，还不肯离开赌场。乡民们对他敢怒不敢言。后来有了苏松的领头，纷纷起来揭露并控诉。争斗了近年时间，林才被迫辞职下台。苏松一度挂过鹤溪乡乡长头衔，但他拒未到任。后来他出任鹤溪小学校长，从家里拿出银元100多，来修缮教室和桌椅，增设了高小班，禁止对学生进行体罚，使学校面貌一新。那时候，学校每周一上午，有个总理纪念会，念总理（孙中山先生）遗嘱和校长训话；每月举行一次周末故事会。苏松同志善于利用这些机会，向学生宣传抗日救亡。我们记得要点是，他说我们国家版图象桑叶，已被东洋鬼子噬去了一大块，这一块就是富饶的东三省。他说现在华北也沦陷，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同胞姊妹遭到奸淫，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我们大家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抗战。他有只口琴，吹起来很好听，教抗日歌曲，同学们很快就学会了。“打倒东洋”、“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响彻了校园和田野。在他还未当校长的时候，他组织演出文明戏（即活报剧），更是学生们赶场的地方。在那个以菜油灯为主的星星点点灯光的时代，几盏大煤油汽灯一点燃，就热闹了夜间的山村和小街。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熙熙攘攘把舞台前面左右挤得满满的。我们记得最牢的演出剧目是斗汉奸。扮演者戴上“无常帽”，帽上写上“大汉奸殷汝耕”（伪冀东自治头目，平阳籍人），现身说自己怎么卖国求荣、欺压同胞。演得很逼真，台下不少观众高喊“打倒汉奸卖国贼！”文明戏深受群众欢迎，凤巢、腾蛟、江屿、水头等地都来请去演出。后来演到江南（现苍南县）。为宣传抗日，苏松同志跑遍了大半个平阳。此外他还组织了鹤溪、腾蛟、凤巢、江屿四乡抗日救亡团和抗日自卫队，被群众拥戴为干事长和队长。又在鹤溪举办训练班、农民夜校、拳坛等。人来人往，既识字又舞棍弄棒。山乡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象林某这种劣绅匿迹了；过去众多赌场只好改换门庭；街上店家不再进东洋货了，已有的也藏起来。社会秩序变了样，甚至连民间唱鼓词的，也加进了抗日的内容。那时苏松成为热血青少年追随、崇敬的对象，真有点象小说里描写的“一呼百应”的英雄。
  可惜上述这种轰轰烈烈的局面只延续了不到两年。因为1939年春，国民党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很快祸害到平阳。地方上劣绅早就对苏松记恨在心，这一来就从中作梗，并控告苏松是共产党。苏松同志当时虽挂国民党乡长的名，但确实是个“白皮红心”的真共产党员。是由黄耕夫同志（新四军后方留守处主任）亲自对他考察培养，早在1938年5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掩人耳目，以利用合法身份来进行革命活动，党组织要他“加入”国民党，从而躲过了国民党对他的追踪。同时，使当地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共产党员有了秘密个别的发展。（注）
  血雨腥风中挺立的青松
  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早在1935年就来到平阳并与本地地下党、武装汇合，同国民党进行多次较大的战斗。1937年冬到1938年春，红军在凤卧等地集中，在山门举办“抗日救亡干校”，粟裕将军率师从这里出发北上抗日，浙江省委的重大政治、军事活动都是在平阳北港区境内进行的。当1939年局势逆转后，平阳特别是北港就成为国民党在浙南反共进攻的重点。他们纠集了反动武装两千多人对水头、凤卧、山门、腾蛟一带，连续进行九个多月不间断地搜捕、烧杀。鹤溪这一片，因为有苏松同志以公开身份周旋和暗中保护，而暂时瞒过了敌人，保住了一方平安。
  1941年真是祸不单行的一年，刚整修过的鹤溪小学校舍一夜之间被人烧毁了（解放后原址改建为电影院），我们只好在太阳宫临时凑合着上学。新学期开始了，却不见苏松老师来上课，急得我们到处打听，终于听到说苏松因为共产党员身份被国民党所掌握，他拒绝“悔过自新”，经过千难万险，投奔到红军刘英（省委书记）哪里去了。但他的亲属却被抓到水头区署关押审问，吃了不少苦。
  1942年春节还刚过，名不见经传的腾蛟、鹤溪的山山村村住满了杀气腾腾的国民党保安团大兵。鹤溪街的四周路口围栏设岗，盘查所有出入行人。在本地反动分子配合下，驱赶壮丁遍布山村、田野路口，日夜盘查，轮番拉网式搜山，烧毁山区所谓“藏匪”屋。他们为了恫嚇群众，特意在娘娘宫沿街一侧的门廊下设刑场，把抓来所谓“通匪”分子轮番用老虎凳夹腿，竹签尖刺十指，鞭棍吊打逼供，惨不忍睹。反动派因抓不到中共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竟把脸部有“麻点”的男性乡民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抓来进行所谓“甄别”，使这些无辜的山民遭到捆打，被敲诈后，叫当地具结保回。
  红军时代的共产党员蔡炳赤和蔡存礼（两人均为鹤溪人）不幸被捕，坚贞不屈，被国民党保安三团团长雷霆带兵押回鹤溪乡，强迫数百乡民集会，当众割下两蔡的头颅送到县城，向杀人魔王平阳县长张韶舞邀功，参加“人头展”，以宣扬“进剿”的“功绩”。
  就在这样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平阳游击队英勇顽强地战斗着。不时听说蔡垟山、水上垟、腾蛟山区等地，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战斗很激烈，有打死、打伤的国民党官兵抬到水头去了等等。在那“莫谈国是”年代，谁也不去寻根问底。不过发生在鹤溪眼鼻子底下的事，还是会传得沸沸扬扬。黄美金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捕，反动派割下黄的头颅，特地吊在鹤溪桥头大榕树上示众三天，说是因为黄是同苏松同志在一起的共产党。有一个夜晚，鹤溪的一个反动分子被击毙在娘娘宫前，第二天一早，人们传说是苏松带人来伏击的。总之，人们心中的苏松在毫不畏惧地战斗着。
  青年知识分子贴心领导和朋友
  1946年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浙南特委要求下属各地加强学运和吸收知识分子工作。平阳县委分工苏松主持这方面工作，他首先关注到温州师范。因为它是平阳境内规模最大最高的学府，在学运中起先导作用；其学生大多是家境比较贫穷的子弟，最容易接受党的基本纲领和影响。基于上面这些考虑，他通过地下党组织对游击区及附近的温师学生政治情况作了调查。1947年首先找到家住在腾蛟岭门的白德高同志，说明党需要很多知识分子，希望他把温师较要好的同学告诉党组织，并把这些同学介绍到革命队伍中来。苏松同志根据不同对象情况，采取自己直接抓或布置各地党组织考察培养发展相结合；象林克己同志就由江南区委做工作，蔡秉治原来就是他的学生，就把蔡叫到王坛吸收入党。蔡秉治按照苏松要求除在温师同学中开展工作外，还回到家乡鹤溪组织了“鸡鸣读书会”。其成员不仅仅是温师学生，而是覆盖了本乡在温州城区和平阳各中学在校或刚离校的同学。蔡根据各人的政治态度和在学运中的表现，报告给苏松后，首先找上了我和郑鸿鸣同志（瓯海中学学生）。我原在温师读书，以后转到南雁中学。我俩就按秉治的要求，各自从同学中物色那些家境比较贫寒、社会关系清爽的，如苏泽源、吴正额、陈孟枢、吴成协、林光义、林光苏、李成钦、周步早、余荣军等，先摸准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然后从一般、进步、红色的书刊逐步深入交流讨论。初步成熟后就个别的推荐给秉治转报苏松后（后期由苏尔启同志负责），进入考察发展建党程序。又通过他们的各自关系深入到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我们就是这样在苏松同志领导下积极又慎重，既注意家庭出身又根据现实表现来扩大党的队伍。于此前后，特委从温州学运中吸收的党员中，分配一批到平阳游击队，象卢声亮、苏尔启、林素菊、黄庆来等，成为苏松开展知识分子工作的得力助手，从而工作得到更快发展。苏松在积极发展新党员的同时，不失时机抓住对新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训练后，根据需要补充干部队伍。到平阳解放前夕，先后看到在游击队露面的，我们认识的温师同学有苏尔蜀、苏志国、周开吾、林声兴、徐焕新、卢立金、王高步、周尚明、陈培静、王图牒、陈亦钏、黄兆钩、胡丕枢、陈钦勉等，南雁中学的林敬云、林书立、李信孚、林瑞越等也会了面。县委又通过温州城区党的关系人，陆续介绍来平阳参加青训班的，象王毅、吴廷亨、谢振昆、潘中美等一批同志（注：参加青年组青训班培训有百余人，这里只列举当时我们认识的）。这样大大改善平阳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上面提到的同志都成为平阳解放初期县委机关部队和区、乡的领导骨干。当然这些都是在县委领导下进行的，但同苏松在这方面创造性工作相联系的。他亲自兼任第一期青年组、青训班的负责人，热情欢迎接待每一个新入伍的同志，他自编教材，深入浅出地讲授每一课程，与同志们交往极为随和，讲故事、教唱歌、游戏表演样样都来。他的音容和教诲深深印刻在我们心中。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介绍一位海外朋友陈钦明先生，他幼年当过苏松的学生，我们的温师同学，1948年前后同我们有相似的经历。以后陈到海外求学，获博士学位，留在加拿大国家科学院当高级研究员。苏松的人品力量使他永生不忘。1979年陈代表加拿大国家科学院同我国科学院进行技术交流合作到中国，在杭州极短的逗留时间中，却专门拜访了苏松同志。1996年陈应邀到日本讲学并回国探亲，路过杭州，一定要我陪他又一次去拜访病中的苏松。
  游击队里重逢时的见闻
  1948年初，苏尔启同志带蔡秉治去游击队不久，象独行侠样来引领我上山。在平阳境内转辗了半个多月，才穿越飞云江到瑞安高楼梅山，把我托给姓蔡的交通员。过会儿，来了个很文秀的女青年。从介绍中，知道她是本地地下党领导人叫阿七（黄李凤），是个老红军。从她讲话中表达出一层意思，到了这里，算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了。第二天一改过去昼伏夜行的习惯，午后即上路，太阳还有一竹竿高，就到了县委机关驻地。当时秉治正同警卫班战士在一起，看到我来了，马上停下来去端了一碗山水给我解乏。现在又会面了，真有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高兴极了。山区的太阳下山得早，天将快黑下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青年山民和一位长者前后步走进庭院，一进门那青年山民喜溢于脸朝着我说：“志忠（我的乳名），你来了。好！好！放心了！……。”边讲边向长者介绍我。我这时才猛然醒悟，眼前这山民就是我盼望已久的老师苏松，感到他还是那么开朗和英俊。面对这位看起来很平常和善的长者，竟是叫敌人丧胆的郑海啸同志（当时都称呼为老海）。同我原来脑子里想象对不在一起，而愣了一下。秉治插话说：“现在不叫志忠，改名明扬了。”老海同志以标准的乡音说：“一样的，一样的。”并关心我的生活冷暖。这样一下子把我对他们崇敬之心又加进了亲近之情。那时还是春寒料峭季节，高楼山区早晚还会滴水成冰。他们怕我一时不适应，晚上就安排我睡在战士地铺的中间位置，以借同志间体温传递御寒。第二天吃早饭时，看到苏松同志同机关警卫班战士一样，穿的是很单薄什色土布衣裤，一样的喜笑颜开地夹着少油的咸菜，吃那几乎看不见米粒的番薯丝稀饭，而让我肃然起敬。更令我惊奇的是看到庭院边，一个身材高大身背木壳枪的战士，只穿着短裤在那里跺脚抗寒。我就主动去搭讪，才知道他是县委书记老海的警卫员，叫季克懂。他对我解释说：“游击队供应困难，老同志一般只能保证有一条外长裤，我的长裤因煮虱子还未干。等太阳上山了，就会暖和的，不要紧的。”他还劝我回房，说外边风大，容易受凉。在这短短近月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深深感到游击队所处环境还是很恶劣，物质条件供应极为困难。但是同志们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友谊和团结，领导和战士互相关心爱护着。
  因为那段时间还是在县委机关一起生活学习，所以同苏松接触机会就比较多。我们不时会联系刚入伍以来的艰险情况，联系到1941～1943年家乡白色恐怖情况，以敬佩的心情询问他是怎么度过那极为艰险的岁月。他为了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气节教育，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起那段时间是平阳党组织和武装受到破坏最惨重的日子，很多同志被捕或牺牲了，环境实在太恶劣，有的向敌人“自新”了，更可恶的是出了叛徒。他说他就是被叛徒施泽民（原县委组织部长）出卖了而离家的；象小鬼清对县委机关人员、活动地区一清二楚，他们这些人叛变后，引敌人来摧残基本地区，使许多群众一时弄不清我们真实身份，不敢接待我们，能活动的地区越来越小了。为此首长（当时对特委书记龙跃的专称）决定把瑞安与平阳交界地高楼山区由平阳县委在此建立梅山区委，作为后方基地（就是我们当时住宿的地方）。他说自己年纪轻、身体好，鹤溪、凤巢那带地下党员还没有完全暴露，就同小洪（洪汝兰）、小如（郑志偶）同志及部分武装十多个人，七、八条枪来往于瑞安、平阳，时分时合与敌人周旋，按老海同志指示接收和恢复被破坏的组织和地区。直到1943年下半年，情况才有点松动。对于怎么能坚持下来？他强调了两点，首先是剩下的基本地区群众好，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饭、送药，利用敌人逼迫他们夜间值岗站哨的机会，掩护并帮助我们安全转移；或者是敌人上山我们下山，分散隐蔽在“堡垒户”那里。另一方面是靠统战工作，做好那些原来同情党的乡、保长工作，动员他们对敌人采取应付，对被捕的党员群众，尽量设法开脱与保释。象鹤溪乡乡长吴提，经过我们工作，他能把敌人行动计划，派人上蔡垟山通报给我们，使地方工作人员或武工队早作转移或隐蔽。但也有象九垟那样的反动分子夜间站岗并追杀交通员白希绸同志，对这种情况就及时加以镇压，使那些还处于犹豫的受到震慑、有所收敛。他说，当时能活动的地区实在太少，敌人便衣队整月不断在寻找搜查，不时还是有同志被捕牺牲。他列举那一段牺牲的如吴可帮、郑梁印、黄美金、竺忠定等。他特别赞扬生胡伯（吴可厚）、钩大伯（董光膠）等老同志，说他们话语不多、立场坚定，最能吃苦。机关里也盛传钩大伯被困在极难攀登的悬崖峭壁上的山洞里，七天七夜出不来，靠吃生烂的番薯丝加山水填肚子，最后连番薯丝也吃光了，只有喝生水，甚至抓青蛙来充饥的故事，大家受到很大的激励。
  历史好像要不断地考验革命队伍每一成员的意志，前月蔡秉治入伍到王坛刚同苏松会面，连脚还未停稳，就遭到张基岭头方向一连敌兵的袭击。我随机关离开梅山回平阳山区不久，在一个叫二五坑的地方，破天荒地连续住了三天。第三天晚上刚过午夜，大家还在梦乡里，突然苏松来叫醒大家，说立刻出发转移。那晚打破了转移宿营地先要集合起来听老海同志讲解行军注意事项的惯例，就多路同时出发了。我们翻过第二个山岗时，天已蒙蒙亮了，就听到几声清脆急迫的枪声，原来是一个营的敌人在拂晓前已包围了我们昨晚的宿营地，因扑了空，在摧残当地民众。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对县委领导对敌情判断的准确及时感到神奇。为了避免暴露目标，那天白天就隐蔽在树林里，忍住焦渴，根据敌人动向，直到太阳下山后，才继续转移。此后两三天就在那崇山密林里，有一餐没一餐、熟也吃生也吃地同敌人周旋着，并逐步转移到那只长茅草不见树林，几无人烟的高山草甸区，在同猛虎做过一晚邻居后，就正式进入断粮挨饿的日子。因为风雨交加，我们青年组好像受到特殊照顾，被安排在邻近一户乡民的山屋里躲雨。几个人聚在一起，就同组里一位别号叫“上帝”的同志（谢琛）打趣，叫他念：“上帝赐我们吃！赐我们用！”而引起大家欢笑。不知是谁请了钩大伯来传授怎么对付饥饿的经验。钩大伯一看我们的情况就说，你们这么打趣，喝水充饥，会适得其反，要少喝水，要安静仰卧在那里才行。从钩大伯嘴里才知道，过去最困难危险的时候，包括那七天七夜挨饿受困的故事，他都是同小苏（当时机关称苏松同志为小苏）在一起度过的，照他的说法，苏松是当时平阳机关留下的唯一知识分子干部，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胜过一般的工农同志，苏松才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机关和部队连续半个多月的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地从平安区转移到平西区的一个叫双吊岗的地方，开始住进房子里，也吃到热饭了。不过第二天机关还是老习惯，在拂晓前全部撤离住房和庭院，转到竹林里，等待早饭。天刚有点发白，却发现山上山下已布满了黄蒙蒙的敌兵，正在向我们的住地包围过来，情势十分危急。这时苏松同志要求大家沉静等待老海同志安排。一会儿就看到武装分队冲向敌人方向，边打枪边行进，把敌兵引向他们那边。老海同志及警卫班在前头、苏松压后，带领青年组利用山区晨雾的掩护和移动，顺着山腰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通过这一段经历体验，我们对革命队伍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苏松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勉励我到武装部队作出更大努力。
  我被分配到平阳武装区队当文化教员后，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48年夏天穹岭头伏击战。这次是由平阳和青景丽二县武装第一次联合对敌作战。老海是二县武装的总指挥，平阳县就指定苏松来指挥。我因刚到分队，队长华业都没有让我跟他去追击、去冲锋。所以有机会较完整地观看了整个战斗过程。苏松在老海与战斗部队之间跑来跑去，及时报告敌军行进与我们部队的兵力部署变化，并领受老海的决定指示。枪一打响，他就同区队一起去追击敌人了。战斗结束后，他安排区队把缴获的战利品与俘虏私人物品分开，亲自对俘虏宣传党的基本主张、北方战场胜利形势和优待俘虏政策。因为他作为区队教导员，在分配我工作时，指出文化教员不仅仅是教战士识字，更重要是要做好内外宣传、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我注意并默记了苏松同志处置的各项细节。第二次在晓坑岭头歼敌一个营的战斗中，因颜庆富、黄加斌、华业都等领导要继续追击敌兵，阻击敌人反扑，就要我先带领民兵来处理俘虏。我就照上次学来的办法，把缴获的步枪的机柄都卸下来，分别捆成几捆，同缴获的弹药箱等叫几个民兵挑着。重机枪架、行军锅等笨重的东西，还是叫俘虏扛着抬着一起到了山顶集中。陈均丽、叶启钏、黄庆来同志负伤了，我用不来缴获的急救包，就叫轻伤的俘虏用急救包包扎他自己的伤处，我学会了，才对陈、叶、黄三位作了紧急包扎。许多缴获来的军用品过去看也没有看到过，不知是什么东西，就把这些东西统统集中起来，叫民兵先看管着。自己去教育俘虏们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黄加斌对我这样的初步处置点头赞同，就迅速对俘虏分发遣送金和安排伤员的转移。这次战斗结束后，颜庆富区队长说苏松要求区队进行总结评比，布置我以士兵委员会主席名义召开了一整天评比会议。过后不久，苏松来区队在全体队员大会上宣读特委嘉奖令，并代表老海同志对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和物质奖励（我至今还保存有苏松以工整的毛笔字代老海同志题写的晓坑岭战斗战功纪念册）。1949年春，在营前歼灭浙保四团一个整连、缴获甚丰的战斗，又是一次在县委直接领导指挥下进行的伏击战。我有幸参加了由郑海啸亲自动员部署，由苏松作敌情介绍、安排各部队分工、战前注意事项的现场会。部队进入埋伏地点后，又看到他和老海同志到现场巡查。战斗胜利结束，他在处理了俘虏和战利品后，具体筹备召开营前战斗庆功大会的同时，又单独召开会议，布置抓捕股匪，细致到各班的具体位置、抓捕的分工、动手暗号等等，紧密不漏。从穹岭头到营前这两次由县委直接指挥的战斗中，以及我们在游击队那段时间，总是看到老海和苏松两人基本上是形影不相离的，他俩音容笑貌在我们心中是难以磨灭的。老海同志的威名令敌人胆战心惊，而你同他实际接触了，却感到他总是很细声柔气地教育你，关心你。夜行军时，走在我们面前，拄着手杖，踏着稳健的步伐一步一步迈着向前。心目中的老海同志既是尊敬的领导，又是和蔼的长辈。苏松同志呢，在我们的感觉中，他总是不停地不怕疲倦地工作着，学习着。把一切事务工作都揽在自己身上，让老海同志有更多时间考虑全局问题和决策。在处理同志关系上总是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工作中既一丝不苟，又是热情随和。他既是我们崇敬的领导，又是知心的朋友。
  苏松同志离开我们已有两年多了，把上面点点滴滴的感受写出来，以寄我们的哀思！

注：抗日战争初期，苏松同志在鹤溪乡发展党员中，解放后经核查恢复了组织生活的有：张时椒、张时雨、张兴祖、张时霖、蔡灵生、吴成色、陈焕宗、吴成明（随粟裕北上抗日，因伤残，解放后回乡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