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敬爱的苏松同志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但他的功绩、他对平阳革命所付出的心血，还时刻铭记在我们心中。他在平阳坚持革命斗争经历了抗战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他所做的工作，无论在武装斗争和地下党的建设、机关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统战工作各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当时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的主要参谋和最得力的助手。
  我们二人是堂姐妹，家在老区山门，从小受到革命影响，1947年农历2月初2同时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当时我们年纪都比较小，彩云18岁，巧云14岁。当晚华业都同志等带领我们到山门白药拦地下交通站，第二天下午，县委派吴可厚同志来接我们去县委机关。吴可厚同志生怕我们初次行军吃不消，一路上象哄孩子似的给我们讲这讲那，我们跟随他翻山越岭，不知翻了多少个山头，下半夜时分到了马田村，县委机关就驻在那里。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久闻大名的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他像父亲般慈祥。他首先问我们为什么要出来打游击，又问我们：现在环境还很险恶，生活很艰苦，你们怕不怕。后来他接着讲了我们山门两位女烈士胡爱玉和潘莲英的英勇事迹，要我们向她们学习，以她们为榜样。我们当即回答一定学习烈士坚决革命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
  谈话后，警卫班同志拿了两条单布，一条盖的，一条铺的，让我们休息睡觉。但是由于天气寒冷，冻得我们相互抱得紧紧的，还是无法入睡，后来郑海啸同志把自己盖的一件夹衣撤下来，轻轻地盖在我们身上。尽管这一夜天气这么冷，但我们的心却热乎乎的，第一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第二天天还未明，警卫班同志喊我们起床转移地点，走过高山峻岭到了大坡村。待一切安顿好准备吃早饭时，朝我们走来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汉，一身农民打扮，他是县委宣传部长苏松同志，郑海啸同志向他介绍了我二人，苏松同志满脸笑容对我们说“欢迎你们到来”。又说“山门是我党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觉悟很高，你们小小年纪就决心出来干革命，有志气，很了不起。现在虽然环境不好，相信你们一定会很好地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把自己锻炼成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从此，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县委机关里。苏松同志对我们一直很关心爱护，鼓励我们学习，教我们学文化学政治，教我们做群众工作，他是我们崇敬的领导同志，又是我们亲切的好兄长。
  1947年上半年时，机关里女同志还比较少，只有郑明新、周花同志。还有一位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并已担任区委委员的女同志阿七（即黄李凤）她经常返回县委机关，算上她机关共有5名女同志。机关活动的地区，有老区也有新区，为了巩固老区和发展扩大新区，建设根据地，必须大力开展宣传，做好群众思想教育工作，这是极为重要的。苏松同志经常对我们说：“我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鱼和水不能分离，我们要发动群众，团结他们的力量，才能共同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机关每到一处，都要紧密联系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但是由于当时我们自身条件不能适应党的要求和工作需要，苏松同志就化大力气来培养教育我们。对群众宣讲的内容和要求，他首先教会我们，使我们弄懂、会说，然后组织我们跟他一起出去，到村庄到群众中去，听他的宣讲，学习他怎样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一次机关转移到王坛村，他带着大家去附近一个村子，他先通过个别访问，小型座谈，调查了解情况，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党，要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消灭封建剥削，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民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动员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共同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奋斗。他说团结起来力量大，比如一根稻草一拉就断，几根稻草扭绞成绳子，就不容易拉断，还可以捆缚重物，力量就不相同了。我们按照苏松同志宣讲的方法和内容边学习边实践。与我们同去的季克懂同志，回来独自进行练习，他选了一片平坦的岩石用它作讲台，他站在岩石上，把四周的山树当听众，一次又一次进行宣讲练习，很快就学会了，能够独自到群众中去宣讲了。我们也仿照季克懂的办法，学得认真，很快也就学会了。于是各自都能到村庄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了。
  1947年上半年县委机关知识分子干部很少，只有苏松同志一人，他和郑海啸同志都很关心我们工农同志学习文化。但当时条件很差，没有课本又没有教员。苏松同志就抽空亲自编写课本，没有油印机，甚至连复写纸都困难，苏松同志就用毛笔一字字地写，一张张的白纸黑字，然后叠成长方形的小本本，再用针线缝钉成为课本。课本带有浓厚的政治性，深入浅出地说明什么是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课本介绍了解放区人民生活情况，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吴满有；解放区男女平等，妇女参政，担任女区长；还有革命英雄人物如壮烈牺牲的刘胡兰等等。有了课本没有教员怎么办，按郑海啸同志的指示能者为师，文化略高一点的就当老师，去教不识字和文化低的同志。郑明新同志当时年龄也只有14～15岁，但她在家时读过几年小学，文化比我们高，就当了我们的“孩子”老师。她教得很认真，我们学得也很用心。苏松同志当时要协助郑海啸同志工作，处理机关大小事务，没有时间来教我们，但他还是很关心和重视我们学习文化的。明新同志按他的要求和方法给我们上课，有些疑难的地方，事先由苏松同志对她进行辅导，帮她弄清楚，然后她再来教我们。有时郑明新同志对课本未能讲解清楚时，苏松同志就挤出时间亲自给我们补充辅导。
  当时环境不好，学习条件很差，但一般还是坚持每天上1～2次课。上课没有课堂，只是随遇而安，能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就很不错了。白天为了隐蔽，躲在阁楼上。阁楼没有门窗，又小又暗又矮，直不起腰，上下楼均要弯着腰走路。阁楼既是我们白天活动的场所，也是我们的课堂。上课时点燃着一盏小煤油灯，又怕灯光外露暴露目标，常常用簸箕盖着遮光，教师低声读着，我们学生轻轻跟着念。阁楼上既没有凳子也没有桌子，我们双腿盘坐在地板上，一边听课，一边在双腿上写字。苏松同志经常鼓励我们学习文化，他教导我们说：“学习文化就是学习知识和革命本领，有了本领，然后才能像男子一样担负各项工作，男子能做的女子也照样能做，这样才能发挥女子的智慧和才能为革命作出贡献。”他经常这样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去追求男女平等，走自我解放道路。苏松同志对我们学习还抓得很紧，经常抽时间检查我们的作业情况。一次他发现林彩云的“義”字写法有错，但林彩云怎么也写不好这个字，他就扶着彩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她写，直至写会为止，亲如兄长地关心她，使她非常感动，至今难忘。通过上课，通过苏松同志的辅导和检查督促，不仅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同时提高了我们政治和理论水平。使我们懂得革命奋斗的目标，增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了革命的斗志，立志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动摇。我们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和郑海啸与苏松同志的教诲分不开。
  1947年下半年及以后机关里来了卢声亮、苏尔启、苏尔蜀、黄庆来、林素菊、蔡秉治等，他们来后，县委机关就有了正式文化教员。先是苏尔蜀，后是蔡秉治，从此机关文化课逐步走上正轨。每课上完后，留有作业，老师要检查作业。另外还设了政治课，讲解社会发展简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等。形势也比上半年好些，经常可以在楼下房间里上课，大家学习进步很快。按说有了文化教员，苏松同志可以不要管了，但他仍然关心着我们的学习。只要他有空，还会来了解我们学习情况，检查我们作业。有次我们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毛主席论新民主主义界限分不清，他就给我们辅导。
  苏松同志在平阳县委里曾担任过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第十区队教导员、县委副书记等职，但他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待人和蔼可亲，与工农同志打成一片。同时他又很坚强，不怕苦不怕难，经得起任何环境的考验。战争环境里再难再苦他都无所畏惧。在生活上终年吃番薯丝，一日三餐有时还没有保证，有时吃的烂番薯丝，连皮带末虫卵成串，发黑发苦，有的同志吃不下去，而苏松同志却端着大碗笑着说：好吃好吃，你们不吃我全包。表现出他的坚强毅力和斗志，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在他的带动下，同志们什么也不说了，端起碗一起跟苏松同志吃起来了。还有一次，苏松同志出发到白区做地下工作，有一个多月时间正赶上环境恶化顾不上换衣服和洗澡。待他返回机关时，满身生了虱子，蒸煮过的衣服往地面一抖，虱子撒得满地，估计一酒杯都装不下。而苏松同志却笑着对大家说：“不要紧，这是革命虫，干革命打游击免不了有，只要我们象打反动派一样坚持不懈，一定能消灭它。”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一次县委机关转移到马田村时，白天因林巧云没有请假，偷跑到武装部队住处玩耍，犯了违纪的错误，挨了领导批评，还受到中午吃两大碗成条的番薯丝饭，不给吃菜的处罚。大家都朝着巧云发笑，当时她思想不服，赌着气，一下子吃完两大碗。这事被苏松同志知道了，他看出巧云不服，就很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再三向她说明游击队铁的纪律的重要性，讲明不请假，白天往外走，容易暴露目标，万一被特务便衣发现，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介绍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教训。经过他一番教育，巧云不仅思想通了，还暗暗地下决心不再犯了。
  苏松同志是平阳县委领导班子中重要决策人之一，他协助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主持全面工作，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工作生活在一起。除了重大问题研究决策外，还时常按照老海同志交代，处理许多日常事务。1948年春，机关人员伙食费发生困难，眼看要断粮断菜了，郑海啸同志找苏松同志研究后，苏松同志立即亲自带着根竹坡村董光发同志，去腾蛟瓯南布厂筹借资金，解决了机关人员的吃饭问题。类似这样问题，机关里是经常发生的。还有一次也是1948年在王坛村，这时机关已陆续增加新同志，尤其是知识青年分批到了机关。机关人员伙食问题又有了困难，郑海啸同志与苏松同志为了让大家吃得饱，研究由苏松同志亲自找王坛洪才殿同志一起去白区筹资解决。机关转移活动地点，郑海啸同志也总是预先找苏松同志来研究，然后由苏松同志布置派人前去了解敌人活动的情况。有时他自己进行化装后，亲自出去了解摸清情况后，返回向郑海啸同志汇报，并一起研究决定机关人员转移的时间和地点，使机关人员活动得到安全。
  总之，我们二人在三年游击生活中与苏松同志在一起，亲眼所见所闻，感到他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是我们崇敬的好领导，又是我们可敬可亲的好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