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1947年8月8日下午，我侥幸地避过反动当局派遣武装特务的缉捕，几天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地到达中共平阳县委机关，从此成为浙南解放游击战争队伍中的一名新兵。
  当我到达县委机关时，第一个接待我的便是苏松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双目炯炯有神，待人诚挚，生活大众化。在他的感召下，我安心地在机关生活，并经常与他共处一室开怀畅谈，使我对党的认识和革命理论得到迅速提高，增强了革命意志。
  不久，我提出入党要求，写了《自传》，请求组织对我的思想和个人历史进行全面审查。
  苏松同志看了我的报告后，满面笑容握住我的手说：“你要求入党，是你进步的表现。我代表党支部表示欢迎。”于是他把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交给我学习，还争取机会让我与他共同学习，并给我细心辅导。我发现他善于发挥自己的认识，对问题有独特的见解。在他的谆谆诱导下，使我深受启发。
  苏松同志当时兼任县委机关直属党支部书记。当支委研究了我的入党申请后，在一次由他主持的支部大会上审议并通过了我入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郑海啸和苏松二同志。到了1948年8月，又是一次由他主持的县委机关党支部扩大会议，传达了县委批准党支部关于给卢声亮、苏尔启和我三人转为正式党员的报告，并为我们举行转正仪式。这两次大会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也让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记得苏松同志曾在大会上强调指出：“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有觉悟有组织的先锋战士，要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终身；要有牺牲和奉献的精神，要大公无私，要勇于与艰难险阻作斗争；私心杂念，争名夺利，推脱责任，逃避困难都是与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这些教导，言真意赅，深刻地留在我的脑际，至今记忆犹新。这些言论，也是他毕生革命生涯的准则，证明了他言行一致的高贵品质。
  苏松同志原则性很强，工作虚心谨慎，实事求是，善于分析问题，能抓住要害以理服人，从不含糊或以势压人。例如1948年间，我和余昌仁、林上登、蔡知宗等四人在墨城地方进行党的地下活动时，有一天共同学习政治，漫谈有关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原则问题，有人认为县委和区委是父与子的关系，儿子该绝对服从，这是天经地义。把封建宗族传统观念和党的组织原则混为一谈。我当场表示异议，于是在小组里引起了争论，但对方坚持已见，我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可糊涂，只有回到县委机关后请示苏松同志再行共同探讨。不数日，当我们回到机关，即由苏松同志主持召集学习会，我把当时大家漫谈的原话进行了重述，大家一致认为无误，然后由苏松同志进行分析，他耐心细致地反复说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具体运用，他认为我的见解并无不妥之处，只是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由于理论水平不高，对领导同志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所以难于接受。前后花了三天时间让大家分析探讨，使这个分歧取得共识，每个人都心平气服，共同提高政治觉悟后，出现了新的团结气氛。
  1948年冬，有一批来自温州城区的青年学生到平阳投身革命。在政治审查过程中，他们都忠诚交代了自己和家庭在旧社会的复杂关系。有一位青年主动反映了自己有一位亲戚当过“马快”，大家不了解马快究竟是何等人物？有人竟将其和特务等同起来，认为问题严重，便穷追苦索无限上纲，迫使这位青年思想恐惧，瞎编乱说，越交代越糊涂。霎时间造成紧张空气，原与这位青年一同入伍的伙伴们也受到株连，都从工作岗位调回机关准备重新审查。在阴云密布的局面中，苏松同志冷静地思考问题，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知道马快是警察局专事侦察盗窃的侦查人员，与特务不能等同齐观。他认为这批青年学生由于追求进步，毅然离家参加革命，我们不可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因而经县委领导同意，实事求是，解除了对他们的不必要的审查。后来这几个青年经过锻炼成长，政治成熟，都在不同岗位上担任县级以上的领导职务。苏松同志这种实事求是敢于负责的精神和他大智大勇爱护革命力量、对党忠诚负责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1948年秋，敌人声势嚣张，调来军队声言要消灭我们。浙保四团某部跟踪追寻县委机关的活动地点，我方认为必须先发制人，寻找战机给予打击。经探得敌军有一个连将从穹岭头经由山门方向转移。县委领导根据情况，制定了伏击方案，选定有利地段，待敌人进入包围圈后，出其不意，迎头痛击。当场缴获武器弹药，还俘获数十人，由苏松同志从火线上将他们带回来进行训话，使他们认识到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动员他们回乡务农，不要再受国民党的欺骗。同时按照优待俘虏的政策，一一予以释放。其中尉级以上的有三人，留下来漏夜谈话，从中获取了敌人内部颇有价值的情报和讯息，为下步对敌斗争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
  在革命形势急剧转变的大好形势面前，敌人内部分崩离析。当时浙保六团团长洪彪，有意弃暗投明，经双方初步接触后，县委决定派苏松同志只身随带警卫员胡振桃（胡辉）一人来到水头和洪彪当面谈判有关起义之事。他怀着英雄虎胆，当仁不让，于5月6日来到水头镇，7日在南雁中学（今平阳二中）附近与洪彪双方约谈。在苏松同志晓以大义敦促及早举事并承诺帮助解决军饷等问题后，洪彪毅然决定5月8日起义，解除了水头刑警队武装，镇压了其中罪大恶极分子。消息传开，轰动全镇，群众欢欣鼓舞。当晚苏松同志在王扬西的陪同下，来到浙保六团团部，经洪彪介绍与六团团营级军官见面。
  根据苏松建议，县委于5月9日下午抽调一批青年干部由郑子雄同志带队赶到水头协助苏松同志工作。但不几日，由于平阳县城解放，县委机关进城接管需要干部，郑子雄等同志大部被调回去。5月14日国民党李延年兵团残部万人南逃经山门凤卧，当时水头除新起义的军警外，别无我党部队，我党独立大队还在瑞安执行任务，县委警卫队和新兵中队已进驻县城和鳌江，水头只有苏松、胡振桃、林声兴、林敬云、王毅等几个同志和起义官兵在一起配合地方民兵组织布防阻击，起义的官兵军心尚不稳定，形势可谓十分危急。温州叶芳新兵团起义后就发生杀害我党派去的政工干部叛逃事件。但苏松仍镇定自若，勇挑重担，终于使水头免遭李延年部骚扰。
  这次起义的浙保六团官兵共849人，另有水头区警备队官兵百多人，根据浙南地委和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的指示，凡起义官兵一律由本人自愿决定去留，对自愿回乡的，发给遣散费和旅费。当时人民币尚未在温州一带流通，而国民党的金圆券早已变成废纸。这笔遣散费所需的银元，根据苏松同志的意见，由水头、鳌江两地向当地殷富商家暂借，水头由苏松出具借据，鳌江由区委出面，才解决了六团官兵资遣回乡的所需。这笔借款后来在五十年代初由财政拨款分期分批归还。
  苏松同志以他的大智大勇善始善终地完成六团起义洽谈和接收资遣的善后工作，功绩永留史册。他那敢闯虎穴，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在我的心坎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松同志崇高的战斗友谊令人钦敬。当我初入伍的第一个冬天，战斗生活十分艰苦，我们俩合睡在一块门板上，合盖一条由长袍改制的旧夹被，他说自己体格比我好，战斗生活已经习惯了，每晚入睡时都由他挡住风口，为我暖身，还将夹被让我多盖些。我拒不同意，他却待我睡熟之后将被多些移盖在我身上。他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上。
  1989年，平阳县委举行解放平阳40周年纪念活动，苏松同志应邀回到家乡，我和他重逢时，感慨万千，两人合影留念，我在照片上填上古体七律诗一首：
  山城旧事岂如烟，回首当年气浩然。
  入火真金坚不屈，经霜枫叶色尤妍。
  三千世界微尘里，一寸丹心白日边。
  最是苍松还挺秀，婆娑舞处抚华巅。
  苏松同志对他在当年战斗烽火中凝结起来的友谊，并没有因世途坎坷和人事沧桑而影响，仍始终如一地保持下来。90年代以来，虽身患重病，预知来日无多，还坚持于1992年10月间抱病再次回到家乡探望老战友。当我们见面时，他说：“我这次回乡是向当年的老战友们告别来的……”我听后强忍眼泪，婉言劝慰，想不到这次欢聚，真的竟成永诀。以后几年间他住院诊治，病情日趋恶化，但怀念昔日战友们的心情却无时或释，经常来信查询战友们的晚境如何？例如当年支持革命的大南乡老区革命群众都在他的关怀下查明情况，帮助落实“三老”政策，不但使老同志本人的晚年生活在物质上得以改善，在精神上享受到无限的温暖，还给他的下辈带来不少的慰籍。
  今天，苏松同志已远离人世，他那高大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追怀往事，聊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