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在这清明祭扫，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传统节日前夕，我不禁想起过去曾先后在平阳与泰顺两度和我相处多年，感情甚笃的苏松同志，他是深受平阳人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之一，是我在平阳参加革命初期的老上级，我情不自禁地萌生无限的怀念与哀思。
  苏松同志比我年长十来岁，他对我宛如兄长对待小弟弟似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使我不断取得进步和健康成长。虽然几十年时过境迁，但他对我教育帮助的每件事，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难以忘怀。
  向县委力荐我参加机关武装
  1947年8、9月间，平西区委派我去参加县委举办的党支部书记轮训班学习，地下交通员郑乃印同志送我到龙尾县委所在地。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苏松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他首先作自我介绍，接着询问我的家庭和个人情况，听我说后，他说：“噢！你就是曾余悄（乳名）同志，常听屠德川和华业都同志夸你工作很积极，党支部工作也搞得出色，你在本地与邻村的青年中颇有影响力。”他亲切地说：“这次组织决定你来机关参加短期学习，将思想和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回去在平西区委领导下，更加有效地开展新区工作。不过这里学习环境较艰苦，不象学校正规，流动性大，必须有充分思想准备。”因为初次见面，思想难免有些拘谨，我只说句：“这是难得机会，我会珍惜的。”
  当时参加轮训班的学员，平西区除了我还有郭崇斌同志，平南有李开真和李开荣，还有平安等区的人。学习内容有形势与任务，统一战线和论共产党员修养等等，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有时苏松同志还给我们上课辅导。
  由于我能专心致志地学习，不懂就主动请教苏松同志，他都耐心地给我解答，接触多混熟了，觉得他待人热情谦逊、坦城，和蔼可亲，思想也就没有戒备了，有时还和他一起说说笑话。他对我的性格特点也因而有了进一步了解。有次闲聊中，他说：“余悄！据我观察，你应向军事方面发展，我已向老海同志说过了。”当时我听了也没在意。两个月转移了好几个地方，终于学习结束，临行前通知我去老海同志住处有事，我一进门见老海同志和苏松同志都在屋里，苏松同志对老海同志说：“余悄身体健壮，力气很大，又有一定文化，而且好学上进，我认为他适合在机关搞武装。”老海同志微笑点头以示赞同，他说：“余悄同志，苏松曾数次向我建议将你留下，不回平西，你个人意见如何？”我听后喜出望外地说：“我1946年就想脱产了，无奈屠德川同志强调党支部工作需要，不让我出来，现在县委决定要我来机关，那就最好不过了。先让我回去一趟，把党支部工作移交了，家务安排好马上就来。”苏凇同志说：“那好！我给屠德川同志打个招呼，就这样定了。”
  老海同志还请苏松同志陪我在一起吃顿便饭，更有趣的是老海同志还赠我压岁钱，把我看成小孩似的。然后叫第一小队来机关办事的林声碧同志护送我回去。现在追思起来，万万没有想到当年苏松同志“余悄适合在机关搞武装”的一句建议，竟决定了我一生戎马生涯的命运。
  取名“昇”字的因由
  学习结束回去时，正值秋收农忙季节，一时离不开家。区委书记屠德川同志要我们党支部配合华业都同志小队惩处叛徒反革命分子曾丽卿，因暴露了目标，敌人派便衣特务胡孙兴等4人来家抓我，幸被我发觉，从楼上逃脱，虽没被捕，但已无法在家立足，和屠德川同志又联系不上，只好到水门头村与好友中共党员林来富、林声玺商议，认为情况危急，应马上离家，先去乌将地下交通站陈敬居和陈敬城家呆了两天，第三天半夜领导派怀溪外号老矮的交通员来接我，到县委所在地大埔已天亮，老海同志嫌我呆在家里时间有点长。苏松同志说：“前些天我去平西一趟，发现你已很红了，还呆在家里不走，等敌人便衣特务来抓时才走，险些被捕。现在你总该不会再恋家了吧！”我说：“已被逼上梁山了，如再恋家，脑袋就保不住了。”
  苏松同志说：“干训班是临时性的，与正式脱产情况不同，为了不暴露身份，不能再用真名和住址，你看改叫什么名字好？”我沉思了一会，想不出名堂来，忽然抬头看到太阳初露，心想有了，“旭日东升”，今天是1947年11月1日，太阳升起的时间，是我正式脱产参军的日子。日和升字连在一起，就取个单名“昇”字算了。老海同志说：“这个名字起得还不错，简单好叫，你姓曾，从今天起就叫曾昇。”苏松同志也说：“余悄由一个穷苦的农家子弟，变成光荣的革命战士，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昇’字标志他参军的时间，是具有纪念意义的。”这就是我经过老海和苏松两位领导赞许的“曾昇”这个名字的由来。
  困难和挫折是磨砺坚强革命意志的大课堂
  当天我被分配在县委警卫班，班长曾永金、副班长孔怀南，班内有杨希铭、林声串等几个人，住在大埔王增球同志家的偏房。苏松同志主持一个学习班，成员有黄庆生、方觉（余昌仁）、余敢（林上登）、谢琛等同志，住在我们隔壁的大厅里。当天班长发给我一把旧步枪和10发子弹，此外，我只有匆忙跑出来时随手带来的一件夹衣、一条长裤和一条短裤，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山区早晚时间已较冷，到了夜晚我心想没有被子怎么办？刚脱产第一天就得经受挨冻的考验了。后来看到屋里堆着很多的稻草，我把它扒个洞，就钻进草洞里睡，但心里琢磨，穿得单薄又无被盖，要熬过这个冬天可不那么简单，翻来覆去彻夜难眠。次日一大早，就轮到我上山站瞭望哨。由于第一次放哨缺乏知识和经验，开始时精神尚好，站到10点多钟至11点左右，太阳一晒，渐感倦意，便坐在石头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时恰好“生胡伯”（吴可厚同志）平西回来，路过哨位时，见我睡着就悄悄地把我的枪拿去交给孔怀南同志。此事被苏松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吴可厚同志做得不对，“曾昇昨天新来，第一次站哨不懂哨兵责任，你身为老同志不是叫醒他，帮助他提高警惕，反而把他的枪拿走吓唬他，万一发现敌人，赤手空拳怎么办？他发现丢枪惧怕也很可能跑回平西去，赶快叫孔怀南派人将曾昇换回来。”我在山上醒来时，发觉丢枪吓了一跳，愣了一会，仔细一想，枪若是被敌人拿走的话，无疑我的脑袋早已丢掉了。那这枪到底是被谁拿去的呢？心里七上八下，慌忙往山下驻地跑，半途正好遇上杨希铭同志来换哨，他见状连说几句“别着急”，“枪是被‘生胡老’拿去交给孔怀南同志了，你可能受点批评，其他不会有什么事的．”这时我的心稍宽些。我一进门首先向苏松同志报告自己站岗睡觉丢枪的事，请领导批评或处分。苏松同志不是批评指责，而是和颜悦色地询问我站岗为什么会睡觉的？我告诉他因昨夜没有被子盖，钻草洞没睡好，所以今天站岗打瞌睡。“噢！怪不得，没有给被盖让你受冻。一方面说明我们确实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领导一时疏忽，对新来的同志关心不够。”他马上叫曾永金同志为我找来一块旧白布作铺垫，一条半新旧的花布作盖的。然后再耐心地开导我：“枪是革命战士的第一生命，岗哨是我们机关的耳目，你睡着了，若是敌人来了，不但你自身性命难保，而且机关也要发生危险，责任重大呀！以后要时刻提高警惕才是。不过你是刚来的新同志，能勇敢地承认错误，接受批评，这点还是不容易的。开始我还担心你害怕了跑回平西去呢！知错接受教训，改了就好，快去吃午饭。”他对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进行教育，不伤害我的自尊心，使我感动不己。但我又感到第一天就犯错误，脸面不好看，心里很不自在。虽然孔怀南和林声串盛了一大碗薯丝饭和半小碗炒黄豆，端来让我吃，我根本吃不下，放下碗便去蒙头大睡。苏松同志得知后又及时找我谈话，他说：“曾昇！你在地方对敌斗争很勇敢，连死都不怕，怎么受点挫折，就闹起情绪来呢？一个革命者不但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更应经得起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我们党就是在和敌人、和各种困难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困难和挫折是磨砺我们坚强革命意志的大课堂。”通过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育，使我懂得树立正确的与困难作斗争的人生观。我针对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即如何战胜缺衣少穿越冬的困难。我想上半身一单一夹衣服尚可勉强硬挺，下半身一短一长单裤御寒有些难耐，就暗下决心当即开始只穿短裤头锻炼，到下雪时才外加长裤来解决这个难题。睡觉时大家紧挨在一起，习惯了，也并不感到十分冷，只是人家的虱子爬到我这里来了，加上没有衣服换洗，身上虱子越来越多，浑身发痒难受。由于缺乏经验，还以为只要洗衣服时在水里浸泡时间长一些，就可把虱子淹死，把洗好的衣服放在包袱里时间长一些才拿出来穿，就可能饿死虱子。结果不但虱子没有死，饿虱反而咬得更凶。
  1948年春，我和蔡思香、阿钱三人，护送老海和苏松同志去高楼梅山牛栏坑参加特委扩大会，会议结束时，苏松同志通知我说，龙跃首长很欣赏你的刻苦好学精神，决定把你留下培养，参加特委第二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我们平阳还要增派几个人来参加学习。后来果然颜庆富率杨希铭、陈经中、黄秋鹤等人来了，我高兴极了。
  干训班的负责人是余龙贵同志，龙跃、胡景瑊、程美兴等领导同志亲自为我们授课。8月份结束，颜庆富和我等一起仍回平阳。
  手把手地教我工作方法，帮我提高业务水平
  为了适应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平阳县委在1948年9月成立新兵训练队，由我任队长，县委宣传干事卢声亮同志兼任新兵队政治指导员。从1948年9月中第一期开始训练，到1949年5月平阳解放时止，连续办了四期训练班，共培训新兵近300人。第一期结束后，卢声亮同志因青年训练班工作忙不过来，不再兼任新兵队政指，改为张加信同志任副政指（后为政指）。因为有了第一期的经验，苏松同志向我提出：第一，新兵都是由各区推荐保送来的出身贫下中农的基本群众或党团积极分子，政治素质是好的，但文化水平较低，我们训练班还要适当安排他们的文化学习，这一期准备从青年组中挑选几位同志来新兵队担任文化教员，帮大家提高文化；第二，年龄也应明确规定18周岁以上，30岁以下，还要身强力壮的。过去只注重政治素质，有的忽略了身体素质，这是不行的。县委除了通知各区对此引起重视以外，还指定姜楚秋同志负责新兵入伍体检，不合格的一律退回；第三，由于训练时间较短，上期制式动作和武器教练实战演习的比重安排不很适当，以后要把训练的重点放在武器操作（射击与刺杀）和实战演习上，减少制式训练。我们根据苏松同志的意见，改进了训练方法，提高了训练质量，新兵训练结束分配到区队，就能使用武器和参加战斗，领导和区队反映都比较满意。第二期新兵学习期间，还配合老海同志亲自指挥的县警卫队在瑞安营前伏击敌运输连的战斗，新兵队班长陈延木缴获木壳枪一把，我和张加信各缴获一把步枪和一些子弹，其余新战士也缴获一些军用品。战斗结束，苏松同志结合这次战斗联系实际，对新兵队进行了言简意赅生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第四期新兵是1949年4月中旬开始集训的，由于人数多，有130人，山上训练场地受限，经领导决定地点改在平西东岙。训练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县委要新兵队立即开回机关的命令，当时不知何事，星夜赶回机关，闻知苏松同志已去水头和浙保六团团长洪彪谈判起义事宜，我们要做好下山进城迎接解放平阳全境的准备，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大喜讯后，简直欢喜若狂。浙保六团5月8日在水头起义后，5月12日晚饭后，老海同志率领机关和部队由王坛出发，浩浩荡荡下山，半夜后到达梅溪时，县委将该地碉堡内守敌缴械的所有枪弹全部发给新兵队。13日早饭后老海同志命我和张加信率新兵队进驻鳌江，老海同志亲率机关和县委警卫中队进驻平阳城。1949年6月初新兵队与县委警卫中队合并成立县警卫大队，华业都同志任大队长，曾永金同志任副大队长，我和阵声录同志分别任正副政治教导员。不久温州军分区成立，县警卫大队改称第五军分区平阳县大队，正副大队长不变，老海同志兼大队政委，我改任副政委。我从一个受穷受苦的青年，成长为军队的干部。
  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
  1949年8月，苏松同志奉调去温州工作，10月我也被调到泰顺县大队担任副政委。一年多以后的1951年春天，苏松同志也调来泰顺担任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值泰顺全境进行土改，泗溪区在土改镇反中，发生一起基干民兵劫法场抢犯人骇人听闻的事件。县委接到紧急报告后，县委书记陈辉同志立即召集有关领导进行研究。大家认为旧社会反动统治，乱杀无辜，官逼民反，在小说或演戏中常有劫法场的事，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在镇反中民兵劫法场真是闻所未闻。公安局长陈廷铄认为劫法场抢犯人是破坏土改的反革命事件，提议由曾昇派部队把他们抓起来，要他们将犯人林羽松交出来。我基本同意陈局长的意见。陈辉同志解放前长期在泰顺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对泰顺情况非常熟悉，他分析说：林羽松过去当过洒溪区的区长，为国民党干了坏事，群众对他有民愤，要求镇压他，这是很自然的，但另一方面过去林羽松又以区长的合法身份掩护我们洒溪老区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所以解放后我们安排他当了县粮食局局长，可能有部分老区群众反对镇压他，才出现上述劫法场抢犯人的局面。苏松同志说，既然如此，我看情况比较复杂，在未弄清情况之前，不要轻易抓人。此事同意交曾昇去调查处理，如果没有发现受敌特坏人操纵或指使，仅是对我们镇压林羽松有意见，我们应该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动员他们将林羽松交出来，可不追究责任，但必须指出他们这种目无组织、目无法纪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我按陈、苏二位书记的意见，带领一个连的部队去泗溪，我们还未进村，干部和民兵就高喊：曾副政委，你何必带部队来？林羽松在我们这里是跑不了的。我问他们，你们都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为什么不拥护党和政府的镇反政策，反而去抢犯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林羽松解放前当区长，为我们泗溪老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如果没有他掩护，我们泗溪老区不知要有多少屋子被烧、多少人头落地，杀了这样的人，我们觉得有些不公平，和共产党一贯的政策也不符合，是否可以将功抵罪免他一死。我将情况如实向县委汇报，县委经请示地委，认为象林羽松这样，属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同意改判不杀。这样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获得各方群众的满意。
  久别重逢 格外亲切
  1952年夏苏松同志和我先后调离泰顺，我调到武汉中央军委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5年毕业后，一直在山东、北京、沈阳、南京、武汉、西安、重庆等地军队工作，和苏松同志失去联系。直到1984年秋，温州市委在景山宾馆召开浙南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党史座谈会，我和苏松同志都应邀参加，久别重逢我心里高兴得简直难以言喻。
  1987年冬我患直肠癌，在杭州半山肿瘤医院手术后，于1988年元月在杭州一二八军队疗养院疗养。苏松同志虽患有严重气管炎和肺气肿，冬天不宜外出，但他还是冒雪来医院看望，对此我非常感动。以后每次见到我时，苏松同志都非常关心地嘱咐我一定要化疗，不要麻痹，以防复发。
  不料1990年冬苏松同志自己也得了肺癌，因他有肺气肿不能动手术，在半山肿瘤医院进行放、化疗。1991年初我得知后，去肿瘤医院看他时，已是第二次化疗了。由于产生副作用，脸有些变黑和浮肿，几乎认不出他来了，看来病情比我严重得多，虽然我没有明讲，但内心深为他忧虑。1995年秋，苏松同志在浙江医院治疗，见我去看望他很高兴。他原来坐在小矮凳上，伏在床上看报纸，见了我，两手扶着床沿吃力地想站起来，我立即向前扶他坐在床上，他见我术后康复很好，表示祝贺，也谈自己病情每况愈下，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医院里度过，康复无望。当时我也谈些安慰的话，怕他太累起立想走时，他说我们不能常见面，还是多坐一会吧。我仍坐下，两人促膝长谈约一个多小时，才起身道别，他送我到楼梯口，我下到楼底回头看时，苏松同志仍站在那里，两人相视约半分钟无话，后来还是苏松同志先开口，曾昇你自己也要保重。此时我预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心里难过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挥手请他速回病房，转身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真可谓“人间岁月闲难得，天下知交老更亲。”
  苏松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