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蔡秀川先生既是我的邻居，又是我的亲戚。早在清末民初，他和我父亲同住湖岭陈岙村。论亲戚辈份，我叫他表兄，但年龄仅比我父亲少九岁。我父亲年轻时与他毗邻而居，长大后先后分别就读于浙江两级师范及温州师范，毕业后又都从事教育工作，志趣相投，两家过从甚密。我一向认他为父执，因此平日尊称他为“蔡先生”。
  先生原籍瑞安屿头，父亲从挺，因祖父蔡华（道光二十九年已酉科拔贡，《平阳文史资料》第9辑78页有传），系浙南金钱会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壮烈就义，家人四散逃生。父亲流亡到平阳，隐姓埋名，先住县城西门后垟街，后迁万全湖岭陈岙村。
  先生出生于1899年2月，小名演川，入学后改名秀川。幼承庭训，深受祖父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1915年毕业于瑞安县立高等小学，翌年升入五年制的省立第十师范（即温州师范），1921年毕业后，任平阳万全区求我小学教师、校长，历时四年。1925年6月得友人之助，出国谋生，先后在新加坡和印尼中爪哇马吉郎、东爪哇加拉山、庞越、南海漳等中华学校任教师和校长。不久，他辞去校长职务，受平阳籍友人陈岳书、王叔旸之聘，去西爪哇巴城（雅加达）协助主持“上海书局”业务。
  上海书局是爱国华侨陈、王两人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而创设的。1925年在新加坡创办伊始，渐具规模，以后在泗水、吉隆坡、巴城等处设立分局。曾与开明、生活、北新、现代等书局设在上海的总店建立长期经销关系，并与鲁迅领导的左翼文艺团体出版单位及中共中央主办《向导》等刊物挂钩，建立发行渠道。一度代理发行《大众画报》、《抗日画报》等爱国进步书刊。成为在南洋华侨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阵地。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华侨领袖陈喜庚联合南洋各地四十多个华侨团体，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号召南洋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先生慷慨解囊，踊跃输将，还组织学生到菜馆、酒楼、商店宣传抗日救国，进行募捐，并带头组织爱国华侨和侨校师生制作各种手工工艺品上街义卖，将义卖所得作为赈款。南侨总会还曾号召各华侨团体和侨胞捐募寒衣送给前方战士，共捐得棉大衣30万件；棉背心20万件，连同负伤战士急需的药品，悉由南侨总会集中，运回祖国支援抗战，先生与华侨学校的师生们都积极响应。南侨总会还开展过抵制日货运动，他们除了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外，要求侨胞不买日货；华侨商店不卖日货．有的学生还在夜间带着黑油墨涂沫日本商店的招牌。海外侨胞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1940年10月，“皖南事变”消息传到南洋，侨胞们义愤填膺，先生曾在家书中说：“我们海外华侨无不热爱祖国，可是国内的当权者却那么腐败、反动。为达到专制独裁可耻的目的，如此不择手段，制造流血事件，真令海外孤儿寒心，痛心！”
  先生于1939年1月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在苏门答腊巨港华侨学校任教。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接着侵略南太平洋各岛和东南亚广大地区。当时新加坡华侨要求抗日情绪十分强烈，曾组织了“新加坡抗敌动员委员会”；推陈嘉庚为主席，以文化界郁达夫为团长组织了“战时工作团”，进行广泛的抗日活动。
  新加坡沦陷前夕，文化界名人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洪丝丝、张楚琨、高云览和先生的好友陈岳书、王叔旸、温平等先后来到苏门答腊，爪哇等地避难。先生曾经常乘舢板或步行往来于苏门答腊、爪哇各小岛和山村，与他们取得联系，并联络其他爱国侨胞。此后数年里，他们都以从事工商业维持生活并继续进行抗日活动。郁达夫（化名赵廉），胡逾之（化名金子仙）等在苏门答腊一小镇——巴爷公务开设“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当老板，胡逾之当会计。
  日寇南侵印尼，华侨学校停办。先生与温平、洪丝丝、张楚琨、高云览等也在巨港、南榜等地先后开设过花生油厂、酒厂，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这段时间里，先生目睹华侨在国外备受日寇蹂躏，深刻体会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华侨是无法改变遭受欺凌的悲惨命运的。他常对友人说：“我每在梦中盼望着祖国的解放和富强”。因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好转之时，他就怀着满腔爱国思乡之情，热切等候机会，决心回归祖国。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次世界大战最后胜利的消息，鼓舞了每一个海外赤子。先生抓紧处理了多年在外经营的财产和经手的事务，于1946年6月开始等候归国的船只，花了两个月的候船和航行时间，终于在8月间返抵家乡。
  先生归国以后，了却多年来的愿望，寄望阖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目睹当时政治腐败，官吏贪污，通货膨胀，人民生活陷于绝境，心情十分沉重，于是在家深居简出。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先生从此振奋精神，焕发青春，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觉得自己华业于师范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应该学以致用，献身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于是从1950年春开始，在平阳县小、昆阳镇小任教，一度兼任总务主任。他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对同事、学生平易近人，关心爱护，深得师生们的爱戴，数度评为先进工作者，曾被推选赴省疗养院休养，同时多次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受聘为县政协委员、当选政协常委。在这期间，我的父亲和他受命负责县城政协委员及民主人士学习组工作，担任正、副组长。每星期三下午总是联袂赴会同途而归，他那认真负责，热情对待政协工作精神，至今犹深深印记在我的脑际，增强了我以后对政协工作的热爱。
  五十年代，平阳成立“归国华侨联合会”后，先生先后担任该会副主席、主席、是平阳侨联的创建人之一。任职期间，他积极帮助归侨、侨眷与国外亲人取得联系，宣传侨务政策，争取外汇．对侨务工作作出了不少贡献。
  当年在印尼的难友郁达夫于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胡愈之于1948年底回华北参加人民政协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出版总署署长。温平回国后，在中央侨务委员会任职；洪丝丝任全国侨联副主席；张楚琨为全国侨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高云览从事文学创作，曾发表著名小说《小城春秋》，1956年因病去世。
  王任叔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印尼大使时，一些归侨老友和有关部门认为先生在印尼文化、教育界工作多年，情况熟悉，在华侨中有一定威望，曾通过温平同志来信联系，希望先生重返印尼从事出版工作（主要负责华侨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但先生考虑自己年老力衰，难胜重任，不如在家乡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因此婉言谢绝。直至1961年，他已年逾花甲，才从教育岗位上退休，但仍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如帮助图书馆整理，管理图书；在居民区担任读报和讲述时事以及参加老愚公组织的市场管理等工作。事不分大小，凡是社会需要，他都乐意接受。特别是担任居民储金会工作期间，不厌烦琐，细心地从居民户收取资金，转存银行，同时运用资金贷放给困难用户，或解决居民急需。由于工作认真细致，没有差错一分钱，深受群众的赞扬和好评。不久，文化革命开始，储金会夭折。红卫兵闯进他家搜到一些银行提供的储金会印刷品，认为他是归国华侨，又有海外亲友信件等“物证”，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被红卫兵抄家、搜查、审问竟达十多天之久，最后经银行证明，才告平安无事。
  当“四人帮”粉碎的消息传到平阳时，先生心潮澎湃，不顾自己已达耄耋之年，却振作精神，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林彪、四人帮是广大华侨的死敌》一文。文中追忆了自己在国外目睹耳闻的实况，有力地声讨了“四人帮”对党的侨务政策的诬陷。在全国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斗争中，先生能挥戈上阵，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热忱。
  1978年10月14日，先生与世长辞，县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联合组织治丧委员会，于10月17日举行追悼会，我在追悼会上作为生前友好代表讲话，对先生表达了沉痛的哀思和不尽的悼念。
  先生一家对本县统战工作贡献卓著。早在五十年代，任县人民代表时，其长子启东任县政协委员，父子一起议政，传为美谈。夫人徐育英，毕生劬劳，相夫教子，操劳家务。所生一女二子，女诒清居长，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现已退休；长子启东系平一中离休教师，自受聘为县二届政协委员以后，一直蝉联迄今，是全县担任政协委员时间最长的委员之一。次子序珩，毕业于华东师大，现系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长孙力平，系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博士；次孙力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任职；长婿辜祖绪，长媳俞以明，次媳周仰华，都能继承祖业，从事教育工作，可称“教育之家”。一门书香，兰薰桂馥，载誉桑梓，诚不可多得之模范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