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马翊中先生与我家是两度邻居，在湖岭陈岙村是左右邻，在县城西门荫泽巷是前后邻。先父的姨丈马少屏（毓骐）先生是他的堂兄，因此先父称他“翊中叔”，我则从小就称他“翊中公”。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后期，我家住在县城西门刘宅时，与刘次饶（绍宽）先生、马少屏先生同住一座房子，先生常来刘宅与刘、马两位老先生切磋诗文，谈论时事，同时也常来我家小坐。所以数十年来，他一直与我家往来甚密。先生学识广博，而又平易近人。我在学习上、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时，常向他求教，他总是谆谆启迪，诲人不倦，使我永远难忘。
  先生原名毓骅，字翊中。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出生于平阳县湖岭乡（今并入宋桥乡）陈岙村。陈岙地处平阳西北角，与瑞安县相邻，依山临水，林木幽深。先生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山村缺乏合适老师，先生的堂伯父莲屏公和父亲玉田公都曾从师求学，考过秀才，均未能录取，莲屏公便寄厚望于长子少屏先生。后来少屏先生补了廪生，便自己负起教育弟辈的责任。先生年仅五岁，便与堂兄毓驎（字敏中，马星野之父）一起跟随少屏先生学习。少屏先生对弟弟们教育十分严格，学习稍有懈怠，便严加督责。先生受到良好教育，早在少年时就已崭露头角，深受长辈们的赞赏。
  1905年，先生年仅十五，莲屏公亲送先生到温州参加秀才考试。家人担忧他年纪尚轻，难与饱学之士一争高低，讵料放榜时，先生居然名列前茅，成为光绪己巳科秀才，全家为之庆幸不已。
  由于家境清贫，玉田公又无固定收入，经过推荐，先生受聘担任瑞安莘塍如心小学教职。他所教的学生，大都比他年长，但他认真的教学态度，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爱戴。
  按当时的科举制度，先生本可赴省参加三年一次考举人的“乡试”，但这时维新思想弥漫全国，清政府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在这一年（光绪三十一年）宣布废除科举考试，推行学校教育。先生平时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曾经订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决心弃教就学。但山村少年要进城市求学，谈何容易，幸喜当时的师范学校，不仅免交学费，还可供给膳宿。于是玉田公变卖了仅余的几亩薄田，作为旅费和零用费，先生才得以于1906年秋进入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就读。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以前，章炳麟、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已在浙江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成立以后，浙江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当时浙江两级师范的校长沈钧儒、徐定超、教师鲁迅、马叙伦、夏丐尊、沈尹墨、张宗祥等，都是海内外知名的进步人士。所以校内师生革命思想活跃。先生受其影响，开始倾向进步，倾向革命。经过四年的学习，先生除了接受近代文化知识外，开始从具有维新思想的青年，转而成为民主革命的拥护者。学习期间，先生最敬仰的老师便是国文教师马叙伦。马老师当时虽还年轻，但他那渊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受到了同学们同声称赞。先生时常向他质疑问难，获益良多。而马叙伦老师对这位好学不倦的同宗山村青年，也倍加爱护，这对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是起过重大作用。
  1910年夏，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回乡后，担任过本县县立高等小学，务本学校教师及县劝学所督学等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取得胜利。11月4日，浙江同盟会发动新军起义。起义军占领杭州后，宣布浙江脱离清政府独立。武昌起义和浙江独立的消息传到温州，温州人心振奋。温州中学（当时称浙江第十中学）监督刘次饶、教员陈守庸、温州师范（浙江十师）监督黄仲荃等十多位进步人士立即集会商议，决定争取现任地方官筹备组织“革命政府”。当时先生正在平阳县立高等小学任教，消息传来，精神振奋，立即积极响应，曾经联络友好，带头剪辫，拥护共和，并勇敢参加了地方革命活动。由于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和革命的热忱，曾与当时进步士绅尤心兰，同被选为万全区绅民代表，参加了光复平阳的革命活动。
  为了工作方便，1913年先生从陈岙迁居平阳县城。同年与蔡墨笑女士结婚。蔡女士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擅长山水画及刺绣，曾任平阳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长七年。夫妇志趣相投，共同致力家乡教育。
  1924年至1927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群众有组织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断展开，引起了帝国主义者极大仇视和恐惧。他们为了巩固在中国的统治，企图用血腥屠杀来镇压日益高涨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的，它是中国人民反帝大怒潮的开始。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群众和学生立即罢工、罢市、罢课，愤怒声讨上海租界当局和英、日帝国主义枪杀同胞的罪行。各地教会学校的学生，也一致罢课，游行响应，或毅然脱离学校。六月初，温州艺文学校学生集会，受到校长英国牧师蔡博敏的压制，学生们公开声明脱离教会学校。这一爱国行动，得到工商、教育界的热烈声援。为了从外国人手里彻底收回教育权，立即着手自办新校。外地温籍学生和各界人士纷纷来信表示支持。在南京的林仲达和陈竺同还立即赶回温州，共同创建瓯海公学，刚到任的瓯海道道尹张宗祥，也大力予以支持。
  林仲达原名林性中，刚好是先生二十年前如心小学的学生，师生年龄相仿，情如手足。瓯海公学建立之初，林仲达担任教务主任。他深知先生的品德和学养，因此特地敦请先生来校担任国文教师兼图书馆馆长。恰巧这时温州女师和女中也聘请蔡墨笑女士前往任教，于是夫妇联袂来到温州。
  先生到温后，与相隔十五年的张宗祥老师重聚于瓯江之滨，师生交往甚密。张老师还特意亲自撰写一副对联赠给先生（这幅墨宝不幸于文革期中被毁）。另外，先生还结交了马孟容、马公愚、夏承焘等知名人士。蔡墨笑女士也通过原平阳高等小学学生黄素馨，结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创始人胡识因、庄琴秋等，夫妇开始接受共产主义启蒙思想。
  这一段时间，是先生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1926年夏，瓯海公学为了纪念“五卅”运动和“六·八”收回教学权以及本校诞生一周年，学校办公室和学生自治会分别编印《五卅特刊》、《六·八特刊》、《瓯海公学概况》等三种纪念刊物，均由先生担任主编。这三种刊物，所载的都是一年来有关反帝爱国运动和艰苦创校办学的第一手宝贵史料。先生在繁重的教学之余，竭尽全力，投入这项活动，与当时进步学生赵超构、林树艺、池彪等共同搜集材料，编辑文稿，经常通宵达旦。《五卅特刊》由先生亲自撰写《前言》。与赵超构、林树艺、池彪等所写的十多篇文章，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爱国愿望和意志。张宗祥还为《瓯海公学概况》题写了封面题签。
  其时，先生风华正茂，正义感很强，目睹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蹂躏下的中国，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他义愤填膺，常在教学之余，奋笔疾书，曾连续在温州《瓯海公报》副刊《朝霞》上发表多篇文章及诗词作品，痛斥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军阀的凶残丑恶面目和血腥罪行，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如当时曾发表过一首《“五卅”惨案周年有感》：
  天步何艰难，风尘久未息。旧事忆去年，申江演惨剧。厄运值红羊，华工被压迫。爱国赖青年，一腔洒热血。所事虽不成，亦足慑残贼。争得治外权，恃此一线力。吁嗟国无人，媚外同鬼蜮。甘作亡国奴，遑论斯民溺。荏苒换年华，声嘶力已竭。教育乃国魂，民性赖埏植。数典倘忘祖，兵粮赍寇敌。吾校应时生，仁智相组织。筚路启山林，百事待匡翼。痛痒既相关，稻梁杞黍稷。生活讨蠹鱼，青灯动四壁。世事日纷纷，杞忧安有极。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宠罩全国，林仲达愤然离开温州，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心理学教授。先生也受反动势力的排斥，失业归里。在彷徨苦闷的心情下，一面闭门读书，一面在家开办“扶风书院”，教授生徒，为家乡培养人才。新闻界巨子马星野和平阳文教界知名人士蔡孟平、赵璧城等都是当年“扶风书院”的学生。
  先生为人忠实厚道，光明磊落。克已奉公，谦虚谨慎。后来虽曾在平阳县劝学所、教育局、国民党县党部等处任职，并历任县各届参议员，但一贯保持书生本色。平日清廉自守，公余以诗文自娱，并拜同邑名宿刘绍宽先生为师，继续深研文史。先生年青时，曾与老同盟会会员黄笃生（秋士）结为知已，受到黄的革命思想影响较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先生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深感不满，一度受中共平阳县最早领导人之一的县农会主席张培农之器重，担任过农会的秘书职务。
  抗战时期，先生备尝艰辛，夫人蔡墨笑及三子允溱不幸因病去世。国难家祸接踵而至，先生哀痛逾恒。1944年秋温州第三次沦陷，日寇窜犯平阳，家中遭受洗劫。敌退后，张韶舞为笼络人心，曾借此机会，赠送全县十三位士绅各三万元之所谓“损失费”。先生平时对张的贪赃暴虐，残民以逞一直深恶痛绝。于是不顾别人的劝阻，毅然作书退款。信中说：“全县民众罹受倭灾，疮巨痛深，我乃一介书生，尚足温饱，焉能当此非份之惠！”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
  先生自两级师范毕业后，仍与业师马叙伦取得密切联系，一直鱼雁相通，还曾将次子取名“允伦”，表达了继承师业之深意，抗战期间，音讯断绝。胜利后，彼此恢复联系。此时，马叙伦已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先生受其启迪诱导，对国内外的大势逐渐有所认识。当时物价飞涨，社会动乱，先生困守家园，未能发挥一己之长，转而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希望能为穷苦百姓做些实事。四十年代后期，先生受地人之请，担任县救济院院长。当时救济院经费无着，困难重重，所属的育婴堂、养老院、实验所三个单位的数百员工面临绝境。先生往来奔走，悉心筹措，勉渡难关。还曾以个人薪金补充育婴堂抚育之资．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兵临城下，反动分子仓惶逃窜之际，对救济院的积谷有攫取私分的企图。先生明辨是非，仗义执言，拒绝交付，解放后悉数上交人民政府。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受到县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1949年5月下旬，平阳县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成立时，首任中共平阳县委领导郑海啸召集各界人士集会。先生作为党外民主人士，统战对象，与叶适今，王声闻、陈子琳等应邀出席大会。先生精神振奋，曾赋诗多首，表达自己的感慨和希望。不久，原县救济院改组为县人民保养院，先生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继续留任为该院第一任院长。对于筹划经营，安定局面，颇费心力。
  1950年起，先生被推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1956年县政协成立，就连任县政协委员，1962年还当选为县政协常务委员，兼任社会人士学习组组长，率同社会民主人士开展政治学习，广泛联系群众，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在担任学习组长期间，先生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事先研读有关文件，遍访全组成员。每次集会首先到达会场，学习时带头联系思想实际，力求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受到全组成员的拥护和有关领导的好评。
  先生对家乡图书整理与文物保管工作也尽心竭力，作出一定的贡献，除了积极搜集家乡文物外，还主动协助县图书馆整理古书，每日按时上下班。当时馆藏图书目录，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字迹端正秀丽，一笔不苟，从中可以看出当年所下的功力。他的事迹，曾多次受到文化部门及图书馆领导的奖励和表扬。
  1958年，先生受聘担任温州专区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曾与张鹏翼先生等偕赴温州参加会议。会上曾发表过有益的建议。会后冒雨同赴江心屿参观文物展览。看到自己三十多年前主编过的《五卅特刊》以及近年来文物馆收藏的大量文物，兴之所至，口占七律一首：
  “雨中集伴过江迟，江上新潮势特奇。
  孤屿双塔留古迹，两间正气屿崇祠。
  群夸水绘传神妙，我羡山人泼墨痴。
  欲扶千秋文物窍，蹉跎愧负鬓如丝。”
  会上，先生与温籍文化界名宿梅冷生、宋默庵、方介堪等先生结识后，时相过从，并常以诗词酬唱，借以抒发爱国爱民的热忱。不久又蒙友人介绍，参加上海“乐天诗社”（前身为名闻全国的“南社”），担任该社的理事。在该刊上发表诗词一百多首，汇编成《翊庐诗抄》，旋又组织家乡诗友，出版油印本《歌红之声》，为振兴家乡诗词创作，并赋以新的内容而努力。
  与此同时，先生为政协积极撰写文史资料。所写资料有《大雅山房考实》、《平阳拳民运动史略》、《辛亥革命亲历记》、《军阀孙传芳蹂躏平阳纪实》、《日寇侵平纪略》等十余篇。
  五十年代初，先生鉴于家乡金钱会史料散佚，亟需整理，为了发扬家乡优良革命传统，在1951年起便与次子允伦多方搜集，悉心研究，准备编写成书。此书得到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副馆长宋云彬的大力支持，终于1957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以重点书目出版。1963年又重写再版发行。另外，先生还在《浙江日报》等报刊发表《浙南金钱会起义》、《明代抗倭英雄陈后英》、《钱仓双塔》等历史文章二十余篇。（部分与次子允伦合写）。先生的楷书一帧，也曾在《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书画集》中刊出。由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成就，1962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敦聘先生为馆员，先生感而诗记其事：
  （一）
  崇文开馆萃群贤，独愧樗材辱聘延。
  泽被雨露感我党，舒长化日乐余年。
  校书但寄藜常照，治史深惭札未穿。
  时代巨轮歌跃进，好凭秃笔记诗篇。
  （二）
  阳光普照万家春，夏屋渠渠慰老人。
  岂有文章惊海内，更无勋绩答人民。
  开怀且献和平颂，放眼欣看气象新。
  扬榷古今吾辈事，愿从沧海效微尘。
  文革期间，左倾思潮泛滥，历史文物惨遭破坏，中华文化蒙受浩劫，万马齐喑，群魔乱舞。先生家藏图书字画，包括珍贵手迹被洗劫一空，文史馆馆员工资也被造反派一度非法停发，但先生仍坚信党的政策，坚信党的光辉仍将普照大地。虽然政治学习被迫停止，存书被劫被毁，清闲的生活反而使先生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他只好凭着记忆，默写出数百篇古文、旧诗，作为诵读之用。见到了先生这册笔录的抄本，不能不为他好学不倦，老而弥笃的学习精神所感动。
  1974年2月6日，先生终因年老力衰，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五。去世前曾撰自挽联二联，联语是：
  （一）
  高山平地，沧海桑田，大造变无垠，漫虚拟三千世界；
  旦暮循环，新陈代谢，会归原有极，叹虚度八五年华。
  （二）
  行年八秩，历境三迁，壮志负初衷，空想象天半朱露，云中白鹤；
  时局翻新，江山如画，明时足欣赏，最爱是三秋黄菊，九夏芙蓉。
  此二联表达了先生对人生世事的见解与寄托。其中也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新思想。作为旧社会过来的老年知识分子，殊属难能可贵。
  先生逝世后，县有关部门联合组织治丧委员会，于2月10日在县文化馆举行追悼会，参加者达五百余人。
  纵观先生从清末秀才到接受维新思想，参加民主运动，直至拥护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竭忠尽智的一生，正如华东师大苏渊雷教授所评价：“一乡善士，与时偕进，足以风世”（见《平阳文史资料》第八辑第6页）。寥寥数语，正足以概括先生曲折崎岖不断进取的一生，对后人还是有一定启发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