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特有的一种民主形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产物。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长期斗争中，采取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策略，把主战场放在农村。而在城市里的各阶层的爱国知识分子出于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愿望，也各自建立了一些民主党派。他们响应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号召，团结城市人民，进行斗争，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互相支援，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和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远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就有了旧政协的召开，但由于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撕毁政协会议的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各民主党派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就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坚定地反对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和制订的伪宪法，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当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他们又响应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在刚解放不久的北平，积极参与筹备并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订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中国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可见，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制，没有在野党和反对党。它们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和共产党真情合作，互相监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平阳政协是1956年建立的。我曾有幸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参加过第一届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但由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离开了政协的活动。此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政协本身也被迫停止一切活动。但在粉碎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之后，平阳政协又重新得到恢复，我也连续被邀请为六、七、八届的政协委员，先后参加教育组和文史组的活动。1987年，我被选举为温州市七届人大代表，不再担任平阳政协委员，但仍被政协文史委员会聘为委员，参加了文史资料的编写工作。现在我年事已高，离休在家，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我还是很高兴作为老委员的代表列席了去年的政协十届三次会议。
  由于我多年参加人民政协的活动，对政协有了感情，也逐渐加深了认识。原来我对政协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特别是我在一届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了几句有关如何繁荣文艺问题的意见后，就成了我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罪证之一，同时又看到当时被揭露出来的全国著名的大右派，很多是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心里就误认为政协是共产党的“钓鱼”工具，“钓”出了你的心里话，然后给你定罪。所以，在1981年恢复平阳县政协活动后，我虽是政协委员，却余悸未定，怕再蹈复辙，不敢多言。在内心深处，只认为在全国进入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需要政协作为民主的摆设而已，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但随着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各次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我的认识有了改变。特别是党的十二大明确表明人民政协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并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以后，我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的真情和人民政协的重要。这段期间，我参加政协活动的积极性增加了。我努力学习有关政协的文件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论述政协的文章，从理论上弄清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于是，在各级党、政府和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对于文化教育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以及有关人民生活的热点问题，我都和一些委员一起进行调查研究，并参加了山区教育扶贫的工作。而历届政协委员的提案也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采纳意见并付诸实施的建设项目也越来越多，已日益显示出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
  近年来，党中央还提出非党人士到各级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问题，各地统战部门都在认真落实这项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又一项重大举措。据今年4月12日在浙江萧山举行的民主党派从政人士座谈会的统计，在政府和司法机关中，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中有1人担任国家副主席，1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人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20人担任国务院各部委、直属局的领导职务，18人担任省（市、区）负责人，5人担任计划单列市副市长，110多人担任厅、局级领导职务，150多人担任副市（州）长或副专员，1300多人担任县（区）领导职务，他们完全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有职、有权、有责，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凭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同行们的尊敬。这不禁使我回想起反右时期，把“有职无权”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两句话，作为批判民主人士“向党进攻”的典型右派言论，真是感慨万千。
  今年是平阳政协成立四十周年。它走过了曲折而又辉煌的四十个年头。作为老政协委员，我衷心祝愿在今后的征程中，日益完善自身的各种机制，发挥出政治协商的更大威力，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