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二十世纪初叶，平阳还是个消息闭塞的偏僻地方。许多有关国际和国家大事的新闻，传到时已变成旧闻了。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在上海《时事新报》社工作的谢侠逊（后誉称棋王）返里，带回几份报纸，要推销发行。当时，一般商铺以利薄不愿承揽，有点知识的士绅则不屑搞这个末业。谢就找他的老友孔昭清商量，孔认为这是开通风气，启发文明的好事，便同意代理发行，遂开平阳县发行报刊之先河。开始时，每日另售二十份《时事新报》，后来，逐渐改为按月订阅。
  孔昭清经销报纸受到社会上欢迎。根据许多订户要求先后与有关报社联系，陆续增加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杭州的《杭州民国日报》等，并正式挂出“孔大盛派报处”“经销沪杭各报”的招牌。孔大盛的原址在现在昆阳镇解放街98号和100号两开间楼房，外貌基本未变。
  孔大盛派报处每天在邮包到达时派人到邮局领取，然后逐份折叠，分别送到订户手中，外地订户再封发邮寄。因为经营业务量还不大，领报送报都由自己家里人负责。当时，从上海、杭州寄到平阳大约五、六天时间，那时人们对能知道几天以前发生的世界大事、社会新闻，都感到十分高兴。比过去那种封闭状态实在算耳目一新。
  随着知识的开通，社会各界人士对报纸有所重视。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变化，人们更加关心，国家民族的存亡，对报纸的需求就越来越热切了。于是报纸发行种类和数量亦随着日益增多。增加了《大公报》、《文汇报》、《东南日报》、《浙瓯日报》、《阵中日报》、《前线日报》、《展望》、《浙江潮》等二十余种报刊，发行量增加到600多份。发行范围，也从县城扩散到全县以至泰顺和飞云江南岸瑞安县部分地区（包括现在文成县的大〓镇）。孔大盛派报处实际上成为瑞、平、泰三县的报刊发行所。送报、发报不再只是一家人，还雇用了一位余姓的亲戚。抗战初期，家中第三代小孩自作报童沿街叫卖报纸，其中包括平阳出的《战报》、《平报》。
  孔大盛派报处创办人孔昭清于1936年去世，报刊业务由其子孔凤梧、孔藜青继续经营，中间曾一度委托女婿杨植生管理。
  抗日战争中，由于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报刊种类和销售量大大下降，只有搬到丽水出版的《东南日报》、《浙江日报》和温州的报纸继续发行。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签订“双十协定”，全国各地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气氛日益高涨，报刊发行量又随着增加到800余份。除了原有的种类以外，还增加了《群众》、《民主》、《周刊》、《新观察》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主办的刊物，也增加了平阳人马星野任社长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等，这个时候，可谓孔大盛派报处的第二个鼎盛时期。可是好景不长，那些进步的报刊很快就受到禁止。警察局多次警告，还要调查订户，但这些报刊多数是另售的。他们也奈何不得，除将没有售完的报刊没收外，索要了几块“草鞋钱”了事。
  孔大盛派报处每天都留有几份报纸，或张贴门口阅报栏上，或放在柜台上供人翻阅。店堂里经常聚集着一些订不起报纸的读者在看报，有的还在议论，发表意见，谈笑风生，丰富了人们文化生活，增长知识，提高认识水平。
  孔大盛派报处，在三十年代曾是共产党在县城的地下联络站。许多共产党员如吴毓、吴信直、叶迁鹏等烈士和现仍健在的原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阜等都曾在这里活动过，苍南县繁枝乡陈荣碧就是当时经常在这里往来的地下交通员。对他们的革命活动，孔大盛全家都极力给予支持和精心替他们作掩护。1936年春，特务方敏伪装进步，企图打入党内搞破坏的活动，就是在这里被识别和考察出来的，然后由孔藜青和林成把他监诱到根据地进行惩处镇压。叶迁鹏的被捕，也都是由孔大盛派报处出面营救，进行保释。县档案馆还保存着一份民国27年（1938年）2月25日，由孔大盛长子孔凤梧保释叶迁鹏的保结（见插图）。次子孔藜青就是与叶迁鹏、吴毓等秘密交往，并参与革命活动，1947年支持揭露国民党当局集体贪污工赈面粉案而被逮捕，最后在文成绥靖处惨遭杀害的。
  1949年全国解放后，报刊由新华书店统一发行，派报处始告结束。自1919年以来，孔大盛派报处为开拓平阳新闻文化及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