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客观地评价它的功过，是全面认识中国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方向。中国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在平阳存在了24年，也有过许多活动，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末见这方面的研究文章。由于时间的推移，资料的失散和老人的谢世，这个组织的这段历史，将有可能成为空白。本人在参加新《县志》编纂过程中，有幸阅读了部分遗留的原始资料，虽系一鳞半爪，但却有史料价值的。它一方面可帮助我们认识国民党由于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由革命而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从中可见共产党是如何在艰难曲折中成长起来的，对今后的党史的研究，也不无用途。所以把所见的资料汇集如下。
  一、关于国民党县党部的组建及活动
  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的组建，从现存的资料看，有三种说法。
  1、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载：1926年3月6日至10日，国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宣布成立浙江省党部。省党部直辖区分部14个，其中有一个是平阳。此材料依据1926年6月6日《浙江省党部报告》，但本县至今未发现具体材料。
  2、平阳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编的《登记工作参考材料——平阳国民党组织情况》（系1950年油印本，以下简称《参考材料》）载：“1926年冬，当时有本县人施味辛自福建回来，张植从广东回来，均御有‘组党’使命，约同范任，分赴本县各地区秘密宣传三民主义，发展党员，组织区分部。次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率部由闽入浙，经平阳后，党遂公开活动，成立临时县党部。”“当时之国民党员，几乎半数以上为共产党员。”“负责征求党员工作最积极的为张植、游馥两人，参加党最多的为江南区。”这是至今发现最完整的介绍国民党平阳县党部的组建情况，其观点多被采用。
  3、《平阳文史资料》第五辑，卜金池写的《游侠传略》：“1926年10月，游侠被中共杭州独立支部派回平阳协助特派员张培农等同志开展工作。同年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萧铮来平阳组建国民党平阳县党部。萧与游侠原系温州十中同学，推荐游侠参加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工作。”游侠，1987年才谢世，此系他回忆，当有较可靠的史料价值。
  以上三说均有待更多的史料的佐证。至于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当时的活动情况记载，除《参考材料》外，尚有《浙江党务》和《厚庄日记》，均属第一手资料。
  1、国民党浙江省执委会编的《浙江党务》108期（1930年11月20日出版）载：“平阳县临时县党部（民国十五年十一月至十六年四月）：党员人数434人；委员姓名：常务委员范任，组织委员游侠，宣传委员施味辛，农人委员郑士雄，工人委员章尚友，商人委员张潮，青年委员黄鍾汉；监察委员邓越；职员人数13人；经费收入约2000元，支出约2000余元；辖区党部9，区分部39；工作情况，各执委工作颇能努力，对于农工团体组织尤能积极进行，但缺乏训练，散漫无系统，闹出轨外行动。”此则关于临时县党部组织及活动情况的记载，离该组织被改组只有三年多，虽站在国民党右派的立场上，但还是较客观的。
  2、刘次饶的《厚庄日记》，也直接记载了临时县党部许多活动，虽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看问题，但已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A、1927年2月6日，“南军何应钦之前方筹备处长展国枢参谋长来，同行者四人，寓县党部，即旧考棚，今县议会场所也。按：县议会从此消灭，其会场为党部机关矣。”此材料说明临时县党部是2月6日公开活动的。
  B、1927年2月15日，“范介生立国民党部，内多坏人，事事掣肘，且党人多在土匪，无理取闹。乱世小人道长，无可如何也！”刘次铙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评价当时县党部，反面证明临时县党部系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一个革命组织。
  C、反对苛捐杂税，烧毁盐堆。1927年2月20日载：“前昨两日，江南（盐）场民尽毁盐堆，抢盐烧屋。胡景木、方慎生损失尤巨。”又按：“焚堆始祸，出于组织农会之蒲门人张植，到江南各处演说，铲除苛捐杂税等语。场民问，‘盐税亦是苛捐杂税否？’张答云，‘亦然。将来亦须除去。’于是场民遂起而为此举矣。”
  D、平粜、阻运粮食。2月26日载：“午后，诸地痞在城隍庙开会，议谷价定每元四十斤。新任包知事彻也在座。”3月2日，“大街米业阿林运米万全，为人所获，群起罢市。有群儿至余家。弟急关门拒之。又往俞蔚文家。稍毁什物。”3月9月，“昨鲍漱泉家被毁，无一完好者。”这些记载，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提到地主阶级称为“痞子运动”的情况是一致的。
  i、游斗土豪劣绅。1927年4月8日（古历3月初七），《厚庄日记》载：“吴醒玉与党部冲突，党部嗾农民协会聚众，拥至其家，挟以入公署，胁县长监禁之。又揭醒玉八大罪，榜之道衢。其农民来者，万全、小南、江南皆有，约千余人。江南最多。”关于游斗吴醒玉时间，已往均写作3月18日，误。
  关于临时县党部活动记载，主要为以上几方面。有些记载，虽未直接指明，但从中可见党部的活动。如2月11日载，”傍晚，北伐军余营皆到，各界欢迎者几千人。”历来军队过境，百姓逃匿。这次却有几千人出来欢迎。这一方面说明北伐是人心所向，另一方面也说明县党部的活动已相当深入，因为这不是几个旧乡绅所能为的。
  北伐时期，临时县党部的活动，特别是农民协会的活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使得国民党右派和地主阶级惊恐万分。纷纷向上司请求派兵镇压。《厚庄日记》3月15日载：“电省请兵剿匪。”3月16日载：“咎右禾处长以军一连来剿土匪，城绅多往北门外欢迎。”3月18日，“咎处长布告，谷价定三十三斤，米二十二斤。……又有聚众兹闹者抢毙四条。”3月23日，“咎处长右禾来平阳剿匪，在南港获三十余人。北人皆收编，南人皆释放，枪毙三人。（注，系丁团部队）咎回城时，区党部赵某，金某揭帖诽谤。咎饬包县长查之，不得。”4月14日，“吴醒玉在禁，省防军亦派一连来，闻欲为之取保。党部与县署皆拒之。”
  省防军是“党军入浙后，何应钦即在浙扩大势力，组织省防军。……分驻浙东、浙西二处。浙东由王俊率领。”（《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P155）
  附带说明一下，范任、字介生，北港人，政法大学毕业。1925年8月，国民大会初选议员，温属30名，其中平阳县8名，他被平阳选为代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通缉，避难江南，后出走温州。1934年冬，陈再华因共产党案在广州被捕。消息传来，他曾出面求人组织营救。后以律师为业，曾为百亨的法律顾问。解放后，迁居昆阳坡南，穷潦而终。当时县党部的共产党员有施味辛、游侠、章尚友、游馥（据《参考资料》，系组织干事）。
  二、“四·一二”政变及清党改组
  大革命的形势蓬勃发展，特别是工农运动的兴起，引起国民党右派和地主阶级的恐慌。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永嘉国民党右派也发动政变。4月17日，平阳县国民党右派也发动政变。
  《厚庄日记》4月17日载，“午后，……到钱仓，知县局大变。吴醒玉出狱，党部人逃散。及至城，始悉省中拿共产党甚烈。温属各县党部常务委员皆缉捕。拿到戴荫良，苏中常等三人。范介生、游公任、张培农皆逃。吴醒玉乘势出狱。……金恂如、赵石泉皆下之狱。”4月18日，“包令逃，周县长元到任，遂接篆。”《参考材料》云：“四·一二事件发生后，城区余超英、林骅等自称西山会议派老党员，自动前来接收（县党部）。”据《浙江党务》108期载，临时县党部改称‘平阳非常执行委员会（1927·4——1927·7）。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林骅，宣传委员黄韬，工人委员曹品英，商人委员余超英，农人委员杨杰，妇女委员陈云樵。党员93人。下辖区党部筹备会了，区分部筹备会10。”林骅，县城东门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黄韬，号六斋，县城东门人，曾留学日本，系黄梅生子。从资料看，政变后，不管基层组织或党员，都大量减少。
  其实，黄梅生曾被推为候补常务委员。《话劫录·丁东记》4月24日载有他向县党部辞职书：“县党部诸先生均鉴，前承大会举光（黄光字梅生）为候补常务委员，革命工作何等尊严，自应力策驽驰，勉为其难。籍此根本改造，有正确的组织，必有完善的结果，参与决议，实夷我心。唯光孱弱之躯，年来多病，……光之去留，无关轻重。惟贵部接收伊始，应有具体规划，以资工作。内部事宜，如厘订办事细则，添聘人才、顾问及助理，组队宣传，说明从前反动分子之错误。此等工作实为当务之急……”黄梅生的观点，也代表了国民党右派和地主阶级对大革命的态度。至于黄梅生辞职的真正原因，应该说主要是由于局势的紧张。
  《丁东记》4月19日载，“夜分一点钟，韬儿忽来，谓党部得敖江区部报告，江南有千余人，夜半准过江。水警武装梭巡，嘱城中留意。旋警备连长来党部报告，嘱派侦探，党部以无人可派，转函警察所指派……”警备连，即省防军驻平部队，参与“四一二”政变。江南千余人，指江南农民协会准备进城营救4月17日被捕农会骨干。4月20日，“忽于朦胧间闻炮声……急披衣起，而炮声愈密，外间飞报兵至，谓有兵数百，直趋公署，先执县长，次入警察所。……驻防之警备兵四十名，住官宅坦教堂内，两相抵抗，约数小时，枪杀兵三，中流殚者三。（二男人一老媪），警备队率以寡不敌众，听其缴械。下午，约三点四十分，小亭信到，谓外间有张佩农带农民千馀，夜间到城开大会。君家要物可早运乡间为是……”。4月24日，“午后，外间谣言极盛。薄暮，情形愈急，谓共产党报复，余以有名在新党部，群劝暂避其锋，余即往依仓石如。”4月25日，“据云，昨宵甚险，江南农民协会受佩农指使，决定来城报复，因敖江水警察派兵发哨，渡船多吊集一处，不能过江，否则，定成事实。亦侥幸矣哉。”
  关于当时局势，《厚庄日记》所载也甚详。4月20日，“凌晨五时三十分后，忽闻枪声四起，询悉泰顺丁振华，白旗栖等军队来，省防军被围于西城下耶稣教屋内。余函致王志徵商救援事。旋复往鳌江，夜寓鳌江公学。余来鳌本拟邀集水警、盐警来县救援，盐警不听，乃已。”4月21日，“昨，丁、白等在城围省防军，计丁、白二百人左右，省军四十人。午后缴械。……是日午后，江南农民协会被诱集众数千人将渡江，为赵石泉、陈味葛等劝解而散。赵与金恂如等入狱，丁、白来皆出之。并出某党章肇芳。……余闻金恂如等昨往江南招集农民协会过江。江南农民经金、赵等招集，而陈小宅、鲍希初等知事不妙，往寻张植、陈味葛等，语以利害，味葛等亦来鳌江探听，知非正式军队，遂与赵等力劝农民解散，不与勾结。”
  从以上史料看，平阳“四·一七”政变是省防军联合国民党右派进行的。吴醒玉因之出狱，县党部人员被通缉，部分农会骨干和区党部人员被缉入狱。临时县党部和农民协会在敌人的镇压中，曾组织江南农民协会数千人进行反击，可惜未果。4月20日，由于丁团进城，被捕入狱的人员出狱，并欲借这股军事力量进城反击，但由于鳌江水警封锁江面，未果。当时旧乡绅几乎都支持省防军，偏偏丁振华又住在吴醒玉家，并封吴醒玉儿子吴鸿基做了三天县长。以至丁团撤退时，周元县长和乡绅欲拆毁吴醒玉家以示警。这使这件事显得错综复杂，以前有些记载甚至颠倒了事实。
  “四·一二”政变后，平阳的国民党右派在省防军支持下，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但由于丁团和省防军在平阳斗争长达40多天，后省防军为追击丁团又在平阳活动了一段时间，直至7月28日，县党部筹委会才成立。筹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林骅，宣传部长黄韬，农民部长杨杰，工人部长曹品英，商人部长余超英，青年部长俞爽迷，妇女部长巫如梅，监委曹泳春，候补监委陈襄。（县档232—2—24）其实，筹委会还未能开始工作，使被政组委员会所取代。
  平阳县党部政组委员会（1927·7——10月），党员204人，常务委员徐箴，组织委员叶翀，宣传委员苏融和，工运委员温怡．农运委员李修，商运委员黄大良。辖区党部下，区分部25。（《浙江党务》108期）徐箴，敖江人，后去省党部工作。叶羽中，永嘉人，原在永嘉县党部工作，后特派至平工作。
  关于改组委员会是国民党右派内部争权的产物。《参考资料》叙该组织工作，“浙江省党部派陈夫鸿、徐箴、叶翀三人为平阳‘清党’兼‘改组’委员来县靖办‘清党’‘改组’手续。”“致使本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同时，在徐箴主持的改组委员会，无法无天，摧毁了许多革命人民团体，引用一批流氓来充任农会首长和工会的工头，籍此为压迫劳苦大众。”而《浙江党务》108期评该组织工作“改组时期甚短，而工作极紧张，如铲除南港大土劣黄守谦，是成绩之尤著者。帷自清党后，人民对党发生怀疑，民众团体之组织未免停滞。”黄守谦，民国二年省，议会议员，南港自治会总董。黄被处死系新老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正如当时还有人向省党部上告刘绍宽和王志徵勾匪。（《厚庄日记》8月3日》）属同一类事。陈天鸿，字志郜，曾为清党指导员。（《厚庄日记》1929·11月15日）但《浙江党务》未载。
  随着周凤岐的下台，改组委会也很快结束了。1927年10月，召开全县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县党部。常务委员陈荣贵，组织吴勃，宣传李修，工人温怡，商民季汝珂，农民林飞翰，青年妇女叶申，临委陈方表，王玄，项顼。辖区党部下，区分部25。有党员196人。（《浙江党务》108期，《参考资料》）
  1928年7月，省全党部指派平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员进行整顿、登记。常务委员李修，温怡，组织吴勃，宣传金翼云，训练黄强，民训常务翼云。经整顿登记，只留下区党部3，直属区分部、区分部9。党员经省会审合格者168人。初审不合格11人，拒绝登记13人，其中小学教员占63％，农工分子只占2％。（县档232—2—38）
  整顿登记一方面为对付“异已”，另一方面为对付共产党。如1928年6月27日，共产党组织农盐民攻打平阳城后，县党部即参加党政军联席会，策划镇压农民暴动。为对付共产党，1928年11月22日，平阳县指导委员命令执行“连坐法”：1、区分部有共产党发现而事前无报告者，即将该区分部解散，并查办其执行委员及介绍人。2、某区党部所辖有二个区分部以上发生前项情节者，将该区党部解散，并查办其执行委员。（县档232—2—5）
  在登记中，县党部内部发生激烈斗争。《厚庄日记》1929年3月7日载，“东社李英樵电省，以陈方表，谢班卿、王君博、苏法竞等乱贴标语，丑诋主席，阻止登记，奉令密拿。现法竟已被逮去了。”3月12日，“陈方表诸人皆被捕，谢班卿亦拘到。”
  以上史料可见：1、四·一二政变后，平阳县的国民党右派曾追缉，逮捕，清洗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2、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右派的镇压下，于4月20日至24日，曾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击，可惜未果。3、国民党右派内部的争权斗争也相当激烈，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县党部就换了四届，而人选大都不一样。
  1929年4月，登记完毕，召开全县代表大会，选举执监委。此后至抗战开始，每年一届期满即行改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