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
  1994年，吴良祚先生在《平阳文史资料》第十二期发表《会稽东部都尉》一文，考证《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回浦，南部都尉治”之“南”为“东”之误，断言“西汉会稽郡未曾有过南部都尉的设置”。我们在《平阳县志》付印稿中所以沿用《汉书》原文，情愿受初撰稿人“纠对成错”的指责，确实也翻查过一些资料，认为学术争论未有定论前，还是沿用旧说为妥，不宜标新立异。
  为什么说尚未有定论呢？姑引二例，一是陈桥驿教授主编、1991年版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释回浦县：“古县名，西汉始元二年（前85年）于东瓯地置，故治即今椒江市之章安镇，属会稽郡，并为会稽南部都尉治，县境约当除遂昌外的旧台、温、处三府之地，东汉初改章安县。”又释会稽东部都尉治：“古地名。《汉书·地理志》作南部都尉治。据王国维《汉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考》：古书所记，‘但有会稽东部都尉，无南部都尉，以东部为是。初治回浦，东汉初徙章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又徙鄞县，后由寇害再徙句章。至三国吴复治章安。”二是同上书另一条“会稽南部都尉治”解释中也采用了王国维之说，认为“南部系东部之误”。这说明《浙江古今地名词典》基本上是两说并存，但赞成大学者王国维之说。
  吴良祚文章（以下简称吴文）末尾引《浙江分县简志》中《浙江省建置沿革表》：“西汉会稽东部都尉治回浦（《汉书·地理志》作南部都尉治），东汉会稽东部都尉治章安”后，分析说：“把汉志记载作为夹注，显然是表示不同意（该书承袭回浦为会稽南部都尉治所说之处）。此志（按：指《分县简志》）之所以前后参差，盖非出于一人之手。”这也证明了“南”为“东”之误尚非定论。
  但吴文说：“可见该书编撰审定的专家学者中，是有人与笔者持同样看法的。他们怎么得出这个论断无从得知，但至少可以说是‘吾道不孤’了吧。”确实，赞成吴文的不仅“不孤”，而且大有人在。如清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案：南部《御览》州郡部十七，引作东部……据此，作东部是也。”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详细考证古书记载，断言“回浦之南部当为东部，更无疑矣。”吴卓信撰、李兆洛校的一百零三卷的巨著《汉书地理志补注》，旁征博引各家之说，但基本态度仍是“作东为是”。从乾隆至民国初年，许多学者的考证与吴文一脉相通，而我们竟敢冒大不韪，期期以为不可，除了因“未有定论”外，有无其他说法呢？有！我们仍要本着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自己的一些理由，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二
  吴文说得很好：“既要存史，就当尊史，而尊史，是首先要力求真实。”可是“二十五史留下了不少糊涂帐”，生在一千九百余年后的我们，要翻清这糊涂帐，难度是非常非常之大的。班固撰《地理志》时就慨叹“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沈约在《宋书·州郡志》中更大叹其苦经，“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作为现代人，尊史且力求真实，谈何容易。如果我们有考古发现的文物为证，那当然可靠；如果仅凭后人的记载来推断，首先要考虑一下唐颜师古在注《汉书·地理志》中语重心长的一段话，“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到处附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他发挥了孔子“多闻缺疑，慎言其余，则寡尤”的观点，提醒我们对史料要慎重对待，这于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因此，我们在引证古文献时，要抱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即“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否则，我们会重蹈清代考据学家的覆辙。
  吴文确实从基本的历史联系出发，这对我们讨论问题很有启发，但没有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先从都尉说起，《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二年更名大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至于沿边诸郡，则置部都尉。南宋中朝，乐清钱文子《补汉兵志》说：“部都尉，部戍卒乘障塞，有东西部或南北部，皆因秦故，随地要害，稍损益之。乘塞列燧，不过数千人，有障、塞尉各领其土，要以屯卫边民，不以从征也。”他列举《地理志》西汉边境的部都尉，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代郡、辽东有东、西、中部都尉；酒泉有东、西、北部都尉；雁门、上谷、辽西有东、西部都尉；会稽有南、西部都尉；陇西、乐浪有南部尉；北地、武威、广汉、上郡有北部都尉；西河有南、西、北部都尉；敦煌有中部都尉。”可见部都尉与一般郡都尉稍有不同，而且其名东、南、西、北、中均有，并不一定东、西相配。其管辖范围，以会稽郡为例，据王绍兰、王曼寿考证，西汉时以钱塘江划界，江苏南部及浙西属西部都尉，治所在钱塘；浙东各县、北起镇海，南至福建同安，属南部（王主张南为东之误，已见前引）都尉管辖，治所则在回浦。回浦在会稽郡南端，与“闽越地”的冶相邻，作为南部都尉治所，正是名实相符。
  吴文综合《史记·东越传》和《汉书·两粤传》指出汉武帝把东瓯王和闽越王的部族先后内迁，“是西汉加强统治的策略”，这是很对的。为了详细了解当时东越形势，先述东瓯王内迁经过。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失败，“东瓯受汉购（收买），杀吴王丹徒。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使人告急天子。”当时，汉武帝即位刚三年，不到二十岁，是否发兵救援，朝廷有两种主张，一是太尉田蚡，认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自秦时弃不属”，鞭长莫及，让他们自相残杀削弱好了。一是侍从之臣中大夫严助，认为“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当安所告朔？又何以子万国乎？”武帝赞成严助主张，派他到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王望请举国徙中国，“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史记·东越列传》）。东瓯部族内迁，其地般当然会被闽越侵占。到了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扩张势力到南越，南越告汉，汉派兵出击，“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与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不请，故天子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灭国乃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于是杀掉郢，将他的头颅送交大军，得以罢战。武帝把闽越一分为二，以无诸孙丑为越繇王，继承闽越王位置，馀善为东越王。后来馀善又反，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在汉兵围攻下，馀善被部下所杀，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司马迁称赞武帝“北讨强胡，南诛劲越”，把平定越族之功与北抗匈奴并列，足见意义巨大。
  这里有一段插曲，更可以看出闽越当时的情况。当汉武帝要发兵征讨闽越王郢时，淮南王刘安恐怕后院火起，对己不利，曾上书谏阻，极言越地险阻，征战困难，秦兵曾经大败，指出“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自汉初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木斗（缺乏铁制兵器），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中间距离）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当“馀善杀郢降汉后，汉武帝派严助到刘安处，明为“告谕”，实是训斥，强调“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人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贱勾践之迹……”（《前汉书·严助传》）。我们所以不惮其烦追述这一段史实，就是为了说明“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的地理形势和历史背景，证实西汉后设会稽南部都尉治所于回浦，是有复杂客观原因。如果离开这些具体事实，抽象谈论“南部”为“东部”传抄之误，甚至由此推演出“会稽地域广袤，而郡治吴县偏于北隅，于是在东越故地（主要是闽中郡地，亦称冶地）置东部都尉，来强化这个地区的统治”，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这里把东部都尉说成设在“东越故地（主要是闽中郡地，亦称冶地）”，与吴文论证本身也自相矛盾。
  三
  为了阐述我们的论点，证明“南部”系“东部”之误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再考察一下两汉会稽东南部的建置沿革。汉武帝把闽越、东瓯部族迁到江淮间安置，其“地遂虚”，当时并未见设东部都尉的见载，更不能想当然地当时曾“相应在钱塘（今杭州）置西部都尉”（《越绝书》卷二：“汉文帝前九年（前170年），会稽……都尉治山阴，前十六年，都尉治钱塘”，可见并不是武帝时相应设置西部都尉），而是从东瓯（东越）至闽越这一带暂时变成了无人统治的废弃之地。《山海经·海内南经》：“瓯居海中，闽居海中”，郭璞注云：“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闽越即西瓯，今建安郡是也，亦歧海中。”可见，秦汉时温州和福建并无明显的分界线，象后世人设想那样。据淮南王刘安所形容，“越甲卒天下数十万”（《前汉书·严助传》），则总人口当更多，驱逐移民只能只能占其部分，如东瓯迁于庐江的便只四万余人，其他往往逃遁山谷，所谓“虚其地”并非荒无人烟，只是没有旧时诸越君长统治而已。到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分鄞之回浦乡为县，先后又在闽越故地设立冶县。
  这样说根据在哪里呢？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38，在“南部都尉治”条考证说：“《舆地纪胜》（宋王象之撰）台州临海郡，《通典》（唐杜佑撰）以为秦属会稽，而《元和志》（唐李吉甫编）于台州下书云：秦并天下，置闽中郡，汉立南部都尉。是《元和志》以为在秦属闽中郡，在汉则属会稽郡。意者：秦并天下，尽取瓯、闽之地置闽中郡，汉封东越以王其地。及武帝平东越，尽徙其民江淮间，而闽中郡不复再置，第置冶县以抚其遗民，冶县既隶于会稽，而回浦亦为会稽之属邑，则是东越之亡，而闽中郡地已并入会稽……《元和志》云：南部都尉，本汉之回浦乡，分立为县。详其文，即是立南部都尉之时，并分回浦乡为回浦县也。”（按：胡珠生在《关于（会稽郡南部都尉）一点补正》短文中，引《元和郡县志》云“汉立东部都尉”，为吴文作佐证，但中华书局版该书指出“东”为“南”之误，上举宋人著作亦两次均引作“南”，这也间接证明胡是以错误的版本为吴文“补正”，类似以误补误）。欧阳忞《舆地广记》：“汉诛闽越，徙其民以空其地，有遁逃山谷者，后颇出焉，乃立为冶县，以越王勾践冶铸之所也。”我们认为，这一“后”字充分展现了冶县设立的历史过程。再证以汉末荀悦的《汉纪》：“武帝平闽越，以其地险阻，数反覆，因迁其民江淮间而虚其地，后复为冶县，属会稽郡，”这些都说明武帝时在闽越故地设立冶县是不可能的。试想当大军镇压了越族的反抗，并强迫移民以“虚其地”，老百姓都赶走跑光了，有什么必要设都尉？只有在时移世易、居民稍出以后，为加强边境统治，才有此设县、置都尉的必要。《宋书·州郡志》建安太守条也可证明。
  为什么许多学者会认为“南部都尉”应改作“东部都尉”呢？王国维说，古书所记“但有会稽东部都尉，无南部都尉。”因案头没有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无法查对，但据《浙江古今地名辞典》所引，可反过来说，《前汉书》也找不到谁人曾任会稽郡东部都尉啊？这一官职在东汉才出现。《汉书·地理志补注》引《汉书商榷》一书，很能代表部分“东部”论者的观点：“按《越绝书》云：‘汉文帝前九年（前171年），会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前十六年，太守治吴郡，都尉治钱塘，’则似会稽止一都尉。下文‘回浦南部都尉治’，疑后来增设。但前汉既有西部，亦宜有东部”。似乎必东西相对，事物才显得完美无缺。这点在前引钱文子《补汉兵志》已有分析。但关键是东汉时东部都尉屡屡出现，致人误认西汉也应有此职。《后汉书·任延传》，任延是光武帝南阳故人，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行大司马事，“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据内容推测，活动范围偏在西部各县。光武建立东汉后，经过农民大起义和军阀混战，“百姓虚耗，十有二存”，迫使最高统治者”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据《后汉书·州郡志》，西汉末年“凡郡国百三（《晋书·地理志》为“一百一十有一”），县、邑、道、侯国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四百余所”。不仅郡县裁撤并省，官职也予裁减，“建武六年（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后汉书·百官志》）。会稽郡当时尚属边郡，尚保留都尉之职，但也有可能如应劭（汉末人）所说，“每有剧职，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上书刘昭补注所引）。总之，东汉对都尉设置有一定变更，任延任命为会稽郡都尉而不言何部，便是一例。①
  后汉置东部都尉，最早见于赵明诚《金石录》所载的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会稽东部都尉路君阙铭》。以后如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海贼曾旌（《天文志》作曾於）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缘海县各屯兵戍”（《后汉书·顺帝纪》）。灵帝时，天文学家刘洪曾任会稽东部都尉（《律历志》，刘昭注引《袁山松书》）。全柔，献帝初平时（190～192年）任此职（《三国志·全琮传》），后为芮良。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孳生，会稽郡在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一分为二，一为吴郡，在钱塘江西北面，东面仍为会稽，治山阴，所辖县邑由前汉的二十六个缩减为十四（见周明泰《后汉县邑省并表》），东部都尉驻地为章安。
  三国时，正如吴文所列举的，会稽郡范围进一步缩小，据《三国志·三嗣主传》，孙亮太平二年（257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孙休永安三年（260年），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孙皓宝鼎元年（266年），“分会稽为东阳郡”（《宋书·州郡志》，“东阳，本会稽西部都尉”）。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置晋安郡，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分临海立永嘉郡。至此，原来的回浦、冶县便分成临海、永嘉、建安、晋安四郡了。
  相应于汉末三国疆域和形势的变化，都尉设置也有所变化。南部都尉名最早见于《三国志·贺齐传》：“建安元年（196年），孙策临（会稽）郡。时王朗奔东冶，候官长商升为朗起兵。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升，以齐为永宁长；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邻都尉事……候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并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八年（203年）也。”至于陆绩“长子宏，会稽南部都尉”，则当在孙休永安三年以前。所以《汉书地理志校注》认为《宋书·州郡志》建安太守条：“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所言“乃吴制、非汉制”。又据《晋书·地理志》，“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立闽越王，乃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侯官都尉。”《三国志·虞翻传》则称“东部候官”，《王朗传》作“东冶”，则汉末至三国，称呼上有一些变化，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瓦解所致。总之，这些都不能作为否定《前汉书》南部都尉治回浦之证。吴文说：“管辖同一地区的都尉，而有两个不同的名称，二者之中必有一误。”这是没有考虑到时间的变数，时代不同，建置当然不可能不变。
  四
  现在我们再来议一议吴文所举证据，能否作为“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探究清楚”的“凭据”。
  一、“西北一候，东南一尉”，其中“一尉”是否即指“会稽东部都尉”？该引文来自杨雄（公元前53一18年）《解嘲》：“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形容汉朝疆域的辽阔，属于文学作品中的“赋”体。据杨雄所说，赋体在写作方法上“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宏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把它作为史学根据未免不伦不类。魏人孟廉的注解，《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卷10，即引清段玉裁的话，“今《志》钱塘西部都尉，回浦南部都尉，无东部；且二尉非一尉，俟考”，指出孟康解释的矛盾。吴文说：“从孟康之说可知，杨雄在世的汉武帝时（按：这句话很难索解，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距杨雄出生早三十余年），会稽郡只有东部都尉，而无南部都尉。”这一论断似乎不够审慎。
  二、《会稽典录》所记可作为直接证据吗？此书是东晋初年馀姚虞预所著。唐刘知几撰《史通》在《采撰篇》即指出，“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士族，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州八龙，出自《荀氏家传》，苟不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吴文所引，即属矜夸典型，内容充满矛盾，也是“只可存参，不能作准”的。今稍引其文，略作分析：《三国志·虞翻传》注引该书说：“孙亮时有山阴朱育，仕郡门下书佐。太守濮阳兴正旦宴见椽吏……腐君曰：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吴，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于此？育对曰：刘贾为荆王，贾为英布所杀，又以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于吴。元鼎五年（前112年）除东越（按：应为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以其地为冶（按，冶县是以后所置，吴文误引作治），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按：章安建于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西汉为回浦县），阳朔元年（前24年，按《浙江古今地名大词典》作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又徙冶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到永建四年（129年），刘府君上书，浙江之北，以为吴郡，会稽还治山阴（按：《太阳御览》卷171引陈顾野王《舆地记》曰：“顺帝时，阳羡人周嘉上书，请分浙江西为吴县，东为会稽郡，”与此歧异）。自永建四年，岁在已巳至于今，积百二十九岁。府君称善。是岁，吴之太平三年，岁在丁丑”（按：太阳三年为公元258年，岁在戊寅，丁丑为257年），朱育所对，为即席而谈，记忆所及，不能无谬误，经虞预修改后，作为“夸其士族”的材料，仍不免露出矛盾。至于阳朔元年改为阳嘉元年，上引《顺帝纪》可说明。再以《天文志》该年所载为例：“会稽海贼曾於等千余人，烧句章，杀长吏，又杀鄞，鄮长，取官兵，拘杀吏民，攻东部都尉”。所谓“寇害”，即指曾於之役，时在阳嘉元年（132年），这才与文中“后徙章安”不矛盾。曾於攻占了三县，又“攻东部都尉”，这证明当时都尉治所不在句章，鄮、鄞（均在宁波、滋溪、鄞县、奉化一带），但也因“海贼”，东汉才有设东部都尉的必要，治所屡有迁徙，但可能章安最久。因为汉官制规定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万户以下称长，据钱大昭《后汉郡国令长考》，句章、鄮、鄞、永宁均称长，独章安称令（据《后汉书·徐登传》），为浙东南最大的县邑，这与都尉治所当有一定关系。据上分析，《会稽典录》不能作信史，而称“东部”都尉，这是“史之错文”，写书人往往以当时的称呼称过去，因为实质是一样，且便于理解。
  三、怎样理解《宋书·州郡志》的记载？沈约说：“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因为临海郡是孙亮“分会稽东部”设立，晋承吴旧，没有疑问。“前汉都尉治鄞”，前汉在会稽郡设有都尉，这是事实，但没有指明是“东部”；“治鄞”的“鄞”据《州郡志》章安令下引《晋太康记》释为“鄞县南之回浦乡”。吴文据此断定回浦“在东汉改置章安之前，曾经省为鄞县的回浦乡”，并结合《典录》推演出“回浦废县为乡，当在西汉末年，而不是新莽或东汉初年”，似乎不够慎重。元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62注释东冶时，曾作详细考证，并引南宋初洪适所著《隶释》指出“鄞及回浦皆西汉县名，谓西汉割鄞而置县，或未可知，至章帝时，回浦已非乡矣，《太康》所记亦误也。前《志》注会稽之冶县云：本闽越地。续《志》①曰：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因脱其中数字，故刘昭补注惑于《太康记》，而休文亦不能剖判也。当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候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②清初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谈到刘昭注说：“按《前（汉）书》有回浦县，南部都尉治。注家不就《前书》核其沿革，而泛引地记以为乡名，何也？”这就提醒我们，引用数百年后的材料论证数百年前事时，要特别慎重。
  五
  最后，让我们就吴文中一些概念不易明白之处谈一下看法。吴文：“章安原为冶地……也就是西汉的回浦县地。”清末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卷十一“候官，汉旧县”条按语说：“胡三省曰：刘昭注误，当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候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今考《后汉书·郑巨君传》注引《太康地志》云：武帝名东冶，后改为东候官。是章安为回浦，东候官为冶，各不相蒙，《郡国志》以章安为故冶，误甚。”
  吴文分析《会稽典录》朱育的话后说：“汉武帝除东越时，还没有回浦县的建制，所以会稽郡东部都尉即以东越故地为治，依上下文又当是山阴。”这也有点使人难以理解，一、《典录》原作“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按：不是“治”），并属于此（按：指会稽郡），”如理解“故地为治”的“治”是都尉治所，那治所应在东冶，因为《史记·东越列传》明白写着“汉五年（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二、如理解为统治，即归所谓东部都尉统治，这“故地”据《清文献通考》，“今福建全省皆汉会稽冶县地，帷漳州府之漳浦、诏安二县，兼有南海郡揭阳县地。大约当日海滨斥卤，生齿未繁，统属之冶县而已。”这么广阔地域怎么统治？何况当时是“虚其地”呢？三、都尉所在，“依上下文义，当是山阴”，这一判断，不知根据什么大前提演绎出来的，以绍兴遥控福建，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论，不是太鞭长莫及吗？
  总之，《前汉书》记载的“回浦，南部都尉治”，至少宋时版本已如此，清武英殿本经群臣校勘维持原状，解放后以顾颉刚为首的许多学者校点本也没有改变。清末虽众议纷纭，仍未能圆满得出结论。学术争鸣是值得欢迎的，已故吴良祚先生的文章，促使我们较深入地思考研讨这一问题，因而将研讨所得写出呈教。在未得到考古新材料作为有力佐证时，我们认为仍以维持《汉书》原文为妥，未知各方家以为如何？

①《东观汉记》作西部，《艺文类聚》引《续汉志》作南部。 ①前《志》指《汉书·地理志》，继《志》指司马彪著，即《后汉书》之《郡国志》。 ②《隶释》凡27卷，前19卷著所存汉碑189种，其中碑文与史实有关者，详加订辨异同，有一定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