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新编《平阳县志》从1993年底出版到今，已将近五年了。笔者因受聘担任过该《志》的副主编（分志稿完成后离开），对它较感亲切。当1994年上半年读了该《志》后，因发现差误较多，故抽空写就有关该《志》疑误的拙作。不久，收到县志办发来的一份《新编〈平阳县志〉勘误表》，对照该《表》，又删去其中已勘正的所有内容，然后再将它整理成此拙文。
  曾三同志在《为编纂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而开拓前进》中指出：“新编地方志应当是一部科学文献，它的科学性表现在志书的各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它所占有的资料的翔实、系统和准确上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十四条也非常明确地指出：“新方志所依据的资料，包括史实、人名、地名、年代、数据、引文等，务必核实，力求准确无误。”（本文上下二篇中的所有重点号均为笔者所加）1997年5月颁布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六条，也作类似的规定。
  总之，“志书是一部严谨、朴实的资料性科学文献。”新编《平阳县志》（以下简称新《平志》）不管质量好坏，往后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由于不同的需要，必然有人会去查阅该《志》的。为使不致以讹传讹，贻误后人，特先将该《志》的卷一、三、二二、二三等四卷内容，按卷次、章节、页码等顺序，提出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不妥处，敬请专家学者、编委和有关同志批评指正。
  卷一建置
  史实、地名、年代等差误
  1、第1页第一节，左栏第5～6行：“汉昭帝始元二帝”的“帝”字，可能为“年”的笔误，应予订正。
  2、同页右栏第4～6行：“晋武帝太康四年，析安固南横屿船屯地置始阳县，……不久，‘取横屿及横江之义’，改名横阳。”
  据乾隆《平阳县志》（以下简称乾隆志）《沿革表》，晋太宁元年条下“横阳〔郡县释名〕，取横屿及横阳江之义。”
  据此，“横江”为“横阳江”之误。
  3、同页同栏第7～8行：“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分临海设永嘉郡，统永宁、安固、松阳、乐成、横阳五县。
  据《晋书·地理志》：“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永嘉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等四县。”
  再据《宋书·州郡志一》：“永嘉太守，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领五县。……永宁、安固、松阳、乐成（晋孝武宁康三年，分永宁立）、横阳（该条引文有部分删节）。”
  根据上引《晋书·地理志》，当时永嘉郡只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等四县。《宋书·州郡志》虽言统五县，但在乐成下加注云：该县是“晋孝武宁康三年分永宁立”。宁康三年为公元375年，明帝太宁元年为公元323年，中间相距尚有50多年。实际上，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永嘉郡时，乐成尚未成立。新永嘉郡当时只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四县，说太宁元年新成立的永嘉郡，即统永宁、安固、松阳、乐成、横阳五县，误。
  另查第2页《沿革表》最末一行，东晋条后边的“说明”栏载：“同上（指《宋书·州郡志》，笔者注）‘永嘉太守，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领县五：永宁、安固、松阳、乐成、横阳。’”
  据上引《晋书·地理志》和《宋书·州郡志》，已明确乐成县是始建于晋孝武宁康三年（375）。今此处将“乐成”和“领五县”等仍放在明帝太宁元年（323）条下的“说明”栏内，应属同样错误。建议去掉该说明栏中的四行说明文字，仍按原底稿，改作“据《晋书·地理志》”即可。
  4、第2页，《沿革表》第9行“说明”栏中称：“《后汉书·州郡志》。”
  按：《后汉书》只有《郡国志》而无《州郡志》。作《州郡志》，误。
  5、同页，《沿革表》第14行：“大帝赤鸟二年（257年）。”
  据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以下简称《年代简表》）及1983年版《辞源》所附《历史建元表》（以下简称《建元表》），均载三国吴赤鸟二年为公元239年。
  据此，“257年”，为“239年”之误。
  6、第3页，《沿革表》第5行：“前废帝永光元年（469年）。”
  据《年代简表》和《建元表》载：南朝宋前废帝永光元年为465年。
  据此，469年，为465年之误。
  7、同页《同表》第15行：“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总隶）江南道，（州郡）括州。”
  据《旧唐书·地理志》：越州都督府，贞观元年更，督越、婺、泉、建、台、括六州。”
  另查民国《平阳县志》（以下简称民国志）《舆地志·沿革表》于太宗贞观元年下也作“越州都督府括州。”
  据此，该表于州郡栏下单作“括州”，欠妥，应作“越州都督府括州”。
  8、同页同《表》，倒数第6行：“（五代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总隶）吴越国东府。”
  据《吴越备史》载：“唐昭宗乾宁三年，拜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奄有浙东西。梁太祖开平二年，晋升为大都督府，称东府。”
  据此，知“东府”于梁太祖开平二年始有其名，今于太祖开平元年即言横阳已总隶“东府”，欠妥。
  9、第4页，《沿革表》第3～4行：“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年）。”
  按：括号内两个“年”字，一为衍字，应去掉一个。
  10、同页，同《表》第8行：“度宗咸谆元年（126年）。”
  据《年代简表》和《建元表》载：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为1265年。
  据此，126年，为1265年之误。
  11、同页，同《表》第16行：“（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总隶）江浙行省。”
  据《元史·百官志》江浙等处行中书省下：“至元十三年初置江淮行省，治扬州。……二十二年割江北诸部隶河南，改曰江浙行省。”
  又查民国志《舆地志二》，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条下也作“江淮行省”而不作“江浙行省”。
  新《平志》在该条“说明”栏内虽注明“至元二十二年，改为江浙行省”，但未能告诉读者，世祖至元十三年，平阳究总隶那个行省？
  据上引资料，“江浙行省”四字还是按原底稿，改作“江淮行省”较妥。
  12、同页，同《表》第21行：“（明）洪武三年……平阳降为县。”
  新《平志》对明时平阳从州复为县的时间，采洪武三年说，笔者曾提过一点商讨的意见。对此，平阳县地方志编委会于1994年10月底曾提出解释说：“平阳由州改县时间，隆庆、康熙、乾隆平阳县志均作洪武二年，省方志稿等也作二年，但刘绍宽民国志作三年（笔者按：民国志二处作洪武三年，但在卷六《建置志·县治》、卷二十二《职官志二·历代职官表》等六处均作“洪武二年”），《明史·地理志》将州降为县时间瑞安定于二年，平阳则为三年。我们认为《明史》有权威性，应据以为准。”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商讨之处：
  （1）对平阳县复为县既有洪武二年和三年的矛盾，在决定采取三年说时，应按原底稿“说明”栏内的式样，注明何书作洪武三年，何书作洪武二年，今据何书等等。现在“说明”栏内仅注“降为县”三字，确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2）既然认为《明史》有权威性，应据以为准，全《志》应统一均采“三年”说。但查该《志》卷首《大事记》第4页第6～7行，和第509页明知县表左栏，倒数第8行却又均采“洪武二年（1369）”说。这样，既自相矛盾，又使读者无所适从。
  13、第6页右下角《旧乡都表》第3行：“慕贤东乡，……9都（半属小南，半属江南镇）。”
  据民国志《建置志·今乡都村庄表》载，慕贤东乡九都，属小南乡的有下程、江口、墨城、屿门、三沙、四沙、河口、下厂、半山、郑家墩等10个村，而属江南镇的只有坊额下、河底高、新渡等3个村。
  据此，从所辖村数看，言九都半属小南、半属江南镇，欠妥。
  14、第6页右下角《旧乡都表》第5行：“慕贤西乡，12～18都（其中14～15都属江南镇，16都半属江南镇，余均属小南乡）。
  据民国志《建置志·今乡都村庄表》，慕贤西乡16都，属江南镇的只有浦边、黄浦、对口、麟头、长连屋、都口等6个村。而属南港镇的却有萧家渡、四岱、上令、黄坑、中平桥、章家阳、江南苏、余家桥、顾店、杨梅庄、山前等21个村。
  又据同《志》同《表》载，18都属小南乡，但旧属凤林乡，不属慕贤西乡。
  据上引民国志，该条共有3处值得商讨：
  （1）、从所辖村数看，言16都半属江南镇，欠妥（该都共27个村，属江南镇的只有6个村）。
  （2）、言16都除属江南镇外，“余均属小南乡”，误。应改“小南乡”为“南港镇”。
  （3）、17、18两都属旧凤林乡，言属旧慕贤西乡，误。
  15、同页、同《表》，第8行：“凤林乡，19都（南港镇），20都（北港镇），钱仓（小南乡）。”
  据民国志《舆地志一·今乡都村庄表》，凤林乡19都（萧家渡等13个村）属南港镇，20都（盖竹等12个村）属北港镇，17都（塘川等16个村）、18都（曹堡等9个村），19都（仅道源一个村）均属小南乡。钱仓虽属小南乡，但据旧乡里表，则属慕贤西乡13都，而与凤林乡无关。
  据此，凤林乡下还应补入属小南乡的17、18、19等3个都。去掉“属慕贤西乡的钱仓（小南乡）”条。
  16、第7页左栏第14行：从“乡镇都村”开始，到第9页止，当中共差错12处。今据民国志《建置志一·今乡都村庄表》订正如下：
  （1）漏掉村名3处：
  A、第7页右栏，第12行，言“九都10村”，但只载有9村，缺郑家墩村。
  B、同页右，倒数第6行，言“十一都17村”，但只载有16村，缺十二岱村。
  C、第9页左栏第19行，言“四十六都17村”，但只载有16村，缺麻园村。
  （2）村名被写错的计9处：
  A、第8页左栏，第12行，“夏泽”，误作“夏宅”。
  B、同页同栏，倒数第11行，“山门头”，误作“山门关”。
  C、同页同栏，倒数第1行，“直浃河”，误作“直決河”。
  D、同页右栏，第17行，“上林”，误作“上杯”。
  E、同页同栏，同行，“版岙”，误作“板岙”。
  F、同页同栏，第18行，“扈山”，误作“沪山”。
  G、第9页左栏，倒数第2行，“穹岭脚”，误作“穹隆脚”。
  H、同页右栏，第16行：“圆屿”，误作“圆社”。
  1、同页同栏，第21行：“蒲门城”，误作“蒲门”。
  17、第15～23页，《一九九〇年行政区划》表中计差错8处。现据1985年版《浙江省平阳县地名志》（以下简称《县地名志》）和1986年版《浙江省平阳县地名录》（以下简称《县地名录》），订正如下：
  （1）漏掉行政村1处：
  第19页新田乡，表中载明，该乡有行政村13个，但只载12个。据《县地名志》第187～190页和《县地名录》151页，应补“富溪”行政村。
  （2）行政村的村名和居民区的名称被搞错的计5处：
  A、第16页倒数第9行：“石碑”，误。应作“石牌”。据《县地名志》第42页和《县地名录》第50页。
  B、第17页，第10行：“秀〓、垟凤”，误。应作“秀垟、〓凤”。据《县地名志》第64页右栏和《县地名录》第66页。
  C、同页第15行：“联溪”，误。应作“联源”。据《县地名志》第71页和《县地名录》第70页。
  D、第21页，第12行：“丰路”，误。应作“丰格”。据《县地名志》第249页和《县地名录》198页。
  E、第23页，表第7行：“岱山”，误。应作“岱头”。据《县地名志》第330页右栏和《县地名录》第263页。
  卷三 第一章 南雁荡
  一、史实、人名、年代等差误
  1、第102页左栏，倒数第4行：“栀子花开楼石渡，甘蔗林满赤岩山。”
  据周喟《船屯渔唱笺释》中所引《游名山记》载：“赤岩山，水石之间，惟甘蕉林，高者十余丈。”
  再据张綦毋《船屯渔唱》第7首：“栀子花开楼石渡，甘蕉林满赤岩山。”
  据此，“甘蔗”为“甘蕉”之误。
  2、第105页右栏，第8～10行：“清代瑞安孙锵鸣有《陈少文购竹豚烹以享客，诗以谢之》，诗云：“昔闻竹豚今见之，腰腹膨〓如小豕。”
  据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七《诗》外编孙锵鸣《陈少文购竹豚一烹以享客，诗以谢之》，诗云：“昔闻竹豚今见之，腰腹膨〓如小豕。”
  再据《辞海》《语词分册》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4页：“膨脝，腹膨大貌。…一亦作“彭亨”。韩愈《石鼎联句》诗：“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
  据上引资料，此条有两处差错：
  （1）诗题“竹豚”下漏掉“一”字；
  （2）“〓”为“脝”字之误。
  3、第106页，第五节左栏，第2行：“宋代沈括《梦溪笔读》谓南雁较北雁先得名。”
  按沈括在梦溪园居住的日子里，曾将平日的见闻谈论，编写成一本综合性的著作，名《梦溪笔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此处作《梦溪笔读》，可能为笔误。
  4、同页同节，右栏第13行：“同年（民国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雁荡山》一书，列在中国名胜第十种，刊有南雁风景名胜照片33帧。”
  查该书封面作：中国名胜第十种雁荡山（四集）。它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中国名胜丛书中的一套，其第十种为《雁荡山》。《雁荡山》共分一、二、三、四四集，第四集是周喟先生摄编的南雁荡山风光。
  据此，言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雁荡山》一书，列在中国名胜第十种，误。应改作“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名胜第十种〈雁荡山〉（四集）》，刊印有南雁风景名胜照片33帧。”
  5、第108页右栏，第二点游记第2行：“（马性鲁）明正德十二年（1517）谪平阳丞。”
  据民国志《职官志五·马性鲁传》载：“马性鲁，……官兵科给事中，（正德）十年以言事谪县丞。”夹注云：“旧志作十二年，误。”
  又据民国志《金石志二》载《碧溪子井铭》云：“维王正德乙亥（为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笔者注）冬十一月既望，碧溪子作于平阳县治卑居轩之后。”接着，又加按语说：“考碧溪子为明县丞马性鲁。……旧志（《乾隆志》）名宦传谓正德十二年以言事谪丞，而此铭乙亥为十年，则性鲁谪丞应在十年矣。”
  据上引资料，言“正德十二年（1517）谪平阳丞”，误。应按刘绍宽先生考证，改“正德十二”为“正德十年”。
  6、第110页右栏，倒数第8行：“萧振，萧家渡人，宋徽宗宣和戊戌进士。”
  据乾隆志《选举志上·进士》载：“重和元年戊戌，王昂榜（前作嘉王榜）萧振、宋之才。”
  另据民国志《人物志·萧振传》载：“萧振字德起……登政和八年（戊戌年）进士第。”
  再据同《志》《选举志一·选举表》载：“政和八年戊戌，嘉王榜，萧振。”该《表》在“政和八年戊戌”左加按语云：“按旧志（指《乾隆志》）作重和元年，咸淳《临安志》、《文献通考》皆作政和八年’。考《宋史·徽宗纪》，是年十一月改元，赐第时尚无重和年号，今据改。”
  再据《年代简表》和《建元表》，徽宗宣和无“戊戌”。
  据上引资料，萧振为宋徽宗政和八年戊戌进士，言“宣和”或“重和”，均误。
  7、第111页左栏，第11行：“蔡必胜，字直之，居步廊，乾道丙辰武科第一。”
  据民国志《人物志·蔡必胜传》载：“蔡必胜，字直之，……以乾道二年右科进士。”
  另据同《志》《选举志一·选举表》，作“乾道二年丙戌”，“蔡必胜榜，蔡必胜。”
  再据乾隆志《选举志·武科》也作“乾道丙戌蔡必胜榜，蔡必胜”。再据《年代简表》和《建元表》，乾道无“丙辰”。
  据上引资料，“乾道丙辰”，为“乾道丙戌”之误。
  8、第113页左栏，倒数第8行许景衡《游南雁荡》诗：“酌罢溪磐江日落，更看明月向千峰。”
  据周喟《南雁荡山志》第二册卷七第四页作“酌罢溪磐江日落，更看明月白千峰。”
  另查乾隆志《舆地志·山川》和民国志《文征外编》许景衡《南雁荡诗》，也均作：“更看明月白千峰。”
  据此，“向千峰”为“白千峰”之误。
  9、同页右栏，第6行张九成《游南雁荡》诗：瑶台三岛无消息，踏遍红茅又绿阴。”
  据周喟《南雁荡山志》第二册卷七第四页作：“瑶台三岛无消息，踏遍红芳又绿阴。”
  另查乾隆志《舆地志·山川》和民国志《文征外编》张九成《南雁荡》诗，也均作“红芳”。
  据此，“红茅”为“红芳”之误。
  二、志文互异，读者无所适从
  1、第108页左栏，第17行：“重修南雁荡山志，元至正十八年（1358）邑人周嗣德编修，计六卷。”
  按同《志》，与此相异的记载有2条：
  （1）第940页第19行：“以后有元周嗣德的《重修雁荡山志》6卷。”
  （2）第1077页右栏第13行：“元周嗣德《重修雁荡山志》六卷。”
  查民国志《经籍志》，也作“元周嗣德《重修雁荡山志》六卷”。
  据此，该《志》的书名可能为重修《雁荡山志》，即书名中没有“南”字，希予考证统一。
  2、第108页左栏，第21行：“嘉靖南雁荡山志，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平阳陈玭重修，陈文源纂。”
  按同《志》与此相异的记载亦有2条：
  （1）第941页《平阳古代著述尚存待查书目》表，倒数第4行作“南雁荡志5卷”，（作者）明陈玭等”。
  （2）第1077页右栏第15行：“陈玭、陈文源《南雁荡志》五卷。”
  民国志《经籍志》也作“明陈玭、陈文源《南雁荡志》五卷。”
  据此，该《志》可能名《南雁荡志》，即书名中没有“山”字。请予考证统一。
  3、第108页左栏，倒数第5行：“嘉庆南雁荡志，清嘉庆三年（1798）永嘉曾熙编纂，二卷。”
  同《志》与此相异的记载亦有2条：
  （1）第940页左栏，第22行：“清代则有……乾隆末曾唯编的《南雁荡志》。”
  （2）第1077页右第21行：“清……曾唯《南雁荡志》若干卷。”
  从上引三条同为新《平志》的志文来看，读者就很难理解，这里所说的《南雁荡志》，其编纂者究为曾熙，还是曾唯？其出版时间究为清嘉庆三年，还是乾隆末年？
  对这个问题，平阳地方志编委会于1994年10月28日给平阳县委董书记暨有关领导的信中，在“南雁荡志作者是曾熙还是曾唯”条中予以解释说：“新编县志卷三说‘清嘉庆三年永嘉曾熙编纂，二卷’。在文献著述志和《平阳历代修志概述》中均作曾唯。这是据曾熙的嘉庆三年序言，和刘眉锡嘉庆十六年的序言，原书由刘（眉锡）在乾隆五十五年曾唯编《北雁荡志》后，应曾的要求，提供南雁资料，三年后，曾唯卒于溧阳，留下‘存稿’。嘉庆三年，其子曾熙在学政阮元支持下，据其父‘底稿’‘成稿’‘缮呈’，阮为作序付梓。一据出版时间，一不抹煞其父创始之功，故周喟《南雁荡山志》卷十‘曾氏南雁荡志二卷’作永嘉曾熙辑（民国7年版），而刘绍宽民国志作‘曾唯南雁荡志’（民国14版），以两存之。”
  以上所言，有两点值得商讨：
  （1）言对该书的作者一署曾熙，一署曾唯等都是有根据的，不是杜撰，没错。但在同一志书中，记载同一本山志，作者却一作曾熙，一作曾唯，出版时间一作清嘉庆三年，一作乾隆末，这就形成志文互异，使读者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2）说周喟《南雁荡山志》载该书为曾熙辑，而刘绍宽的民国志载该志为曾唯作。这是“两存之”。笔者认为在两部不同的志书中，对各有资料根据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各采一说，这应该是允许的，但不能理解为这是‘两存之’。周喟先生在山志卷十中记载曾熙辑《南雁荡山》后，又附注曾熙的嘉庆三年序言。刘绍宽先生在民国志《经籍志四》中，于记载曾唯南雁荡志后，也在书名左边附阮元序言，这可说是“两全之”，而从未闻于同一志书中，记载同一本山志，作者可一作曾熙，一作曾唯。成书时间可一作嘉庆三年，一作乾隆末年。按：志书中如出现这种情况，应属志文互异，是志书的一个缺点。如再把它美化为是“两全之”，确实使人难能理解。
  三、引文差误
  林火亮在《关于志书行文规范的探讨》中指出：“引文应当原文抄录，不许擅改。即使有错别字也要照录，但要在错别字之后加方括号〔〕标明正字。原文残缺的字应用方格口口充其位，判明不了字数者，应注明（上缺）、（下缺）字样①。”
  根据上述要求来校对该新《平志》引文，也发现一些问题，该章则有以下两点差错。
  1、第109页左栏，倒数第6行：“（潘耒《游南雁荡记》）至瑞安，过飞云渡，易舟抵平阳，肩舆至坡南，复再行过荆溪，……”
  据周喟《南雁荡山志》所载潘耒《游南雁荡记》：“至瑞安，过飞云渡，易舟抵平阳，肩舆至坡南，复舟行，过荆溪，……”
  据此，“复再行”应改作“复舟行”。
  2、第110页右栏第18行：（施元妥《石楼洞记》）今乃缁羽弗居，游人落落，隐迹于棘荆榛莽中，而名不出于瓯，惜夫！以此洞而犹如是，……”
  据周喟《南雁荡山志》所载施元孚《石楼洞记》：“今乃缁羽弗居，游人落落，隐迹于棘荆榛莽中，而名不出于瓯，惜夫！以兹洞而犹如是，……”
  据此，“此洞”应改作“兹洞”。
  卷二十二 政务 第二章 政府
  一、史实、年代等差误
  1、第507页～511页，宋、元、明、清时期平阳县知县、知州等表中共差误15处，内11处，已由《新编（平阳县志）勘误表》勘正，但差错尚有4处。现据民国志《职官志》和乾隆志《职官志》订正如下：
  （1）同页、同表右栏，倒数第2行，“王应嘉，德祐二年”为德祐元年之误。该条民国志《职官志一》在王应嘉下夹注云：“（德祐）元年以永嘉尉来摄县事。”
  （2）第509页元（达鲁花赤；知州）表右栏，倒数第2行：“口颜”即“卜颜”。乾隆志《职官志》漏，民国志《职官志》已据府志《杂记》补入。
  （3）第510页，明（知县）表左栏第31行，知县“叶逢旸”为“叶逢阳”之误。
  该条民国志《职官志二》已在叶逢阳左边作了小考云：“旧志，‘阳’作‘旸’，谓正德十六年任，皆误。《福建通志·选举》及方鹏《游南雁山记》石刻字亦作“阳”。
  （4）同页、清（知县）表、右栏，倒数第4行：“高仪伸”为“高仪坤”之误。
  2、第513～514页所载《民国时期知事、县长更迭》表，差错较多，据《新编（平阳县志）勘误表》第5页倒数第10行更正说：‘1911年11月称民事长，民国六年1月改称知事，’是田泽深时间后面的注解，这样其余均移上一行，删金绍闻。”这条作为本表“勘误”，对有几条是附合的，但对以下几条，仍旧未起作用，现分述如于下：
  （1）周继善任职时间，表中原作“民国元年4月～元年9月”。他的继任者项霈的任职时间，表中原作“民国元年9月4日～2年12月”。如按《勘误表》精神，项霈任职时间就是周继善的任职时间，但事实是否如此？
  据民国志《职官志·周继善传》：“周继善……元年七月莅任。”
  再据新编《苍南县志》（以下简称苍南志）第173页《平阳县历任知事、县长名录》表第4行所载：周继善的任职时间，为“民国元年7月～2年9月”（周继善到任时间苍南志和民国志同）。
  据上引资料，该《勘误表》此条说明，并未起勘误作用。周继善的任职时间，似应作民国元年7月～2年9月，而非民国元年9年4日～2年12月。
  （2）项霈任职时间，表中作“民国元年9月4日～2年12月。”他的继任者黄夏钧的任职时间，表中作“民国2年12月～3年6月”。如按《勘误表》精神，黄夏钧的任职时间就是项霈的任职时间，但事实是否如此？
  据民国志《职官志》：项霈为民国“二年”“十月到任”。
  再据苍南志第173页《平阳县历任知事、县长名录》表第5行所载：项霈的任职时间为“民国2年10月～3年5月”（项霈到任时间，苍南志和民国民同）。
  据上引资料，该《勘误表》第5页倒数第10行的说明并未起到勘误的作用。项霈的任职时间，似应作民国2年10月～3年5月，而非民国2年12月～3年6月。
  （3）黄夏钧的离职时间，表中作“（民国）3年6月。”他的继任者张朝辅的离职时间，表中作“（民国）4年5月”。如按《勘误表》精神，张朝辅的离职时间（4年5月）就是黄夏钧的离职时间，但查苍南志第173页，《平阳县历任知事、县长名录》表第6行，则作（民国）4年4月。究竟孰是孰非，亦希考证统一。
  （4）严伟的离职时间，表中作“（民国）6年4月。”他的继任者陆维李的离职时间，表中作“（民国）6年10月”。如按《勘误表》精神，陆维李的离职时间（6年10月）就是严伟的离职时间，但查新编《苍南县志》第173页，《平阳县历任知事、县长名录》表第8行，则作（民国）6年9月，究竟孰是孰非，请一起考证统一。
  （5）第514页，表第2行：（县长）“甘清地。”
  据民国19年《厚庄日记》载：“十一月二十日……省委广东人谭适来代理，未半月，命甘团长清池来为县长。
  据此，“甘清地”可能为“甘清池”之误，希予核实。
  二、志文互异，读者无所适从
  1、第513页《民国时期知事、县长更迭》表下栏，第1行：“县长，包澈，……民国16年2月～16年4月17日。”任平阳县长。
  该条称包为“县长”，名澈，但同《志》称包为：“知事”名彻的却有2条：
  （1）《大事记》第10页右栏，第13行：“（16年）2月11日，……改组县政府，包彻为知事。”
  （2）《大事记》同页、同栏第21行：“（16年4月）17日，‘四·一二’政变消息传至平阳，知事包彻逃离。”
  据上引志文，在《大事记》内称包为“知事”，名“彻”，而在《民国时期知事、县长更迭》表内则称包为“县长”，名“澈”，这样就造成志文互异，使读者无所适从。
  再查本《志》《大事记》第10页右栏，倒数第13行：“（16年）7月1日，平阳县政府成立，‘知事’改称县长。”
  据此，平阳的“知事”改称“县长”是始于民国16年（1927年）7月1日，而包任平阳县太爷的时间则是民国16年2月～16年4月17日。在这段时间内“知事”尚未改称“县长”，今称包为“县长”，欠妥。
  此外，“彻”为“徹”的简体字，而“澈”字无简体字，不能混作一字。今在《县长更迭》表中作“包澈”，而在《大事记》中二次均作“包彻”，亦应查实统一。
  2、第514页，《县长更迭》表第5行：“徐用……民国24年10月8日～28年8月”任平阳县长。同页，同表，第6行：“张韶舞……民国28年8月～35年4月”任平阳县长。”
  据民国28年《厚庄日记》：“（28年）十月一日，……新任县长张韶舞本日上午十时到，徐县长用于本日十一时乘河轮离平。”
  如据《厚庄日记》，上条两处的“28年8月”均应改为“28年10月。”
  对该条平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94年10月28日给平阳县委董书记暨有关领导的信中曾说：“徐用和张韶舞任期。××先生根据《厚庄日记》，此处根据省档案及《浙江方志》1990年第一期所载，以任职、免职和调任的文件为准。”
  按：该信此点所说很对，志书对县长的任职时间，理应根据省档案，以任职、免职和调任的文件为准。但新《平志》间对此并来认真做到。如徐用离任和张韶舞到任时间，第870～871页中仍然依旧以民国28年10月1日的《厚庄日记》为根据。由于县志在总纂时对收集到的资料尚未做到认真考证鉴别，因此，对徐用和张韶舞两位县长的任职时间就出现了好几处志文互异，使人无所适从。现分述于下：
  （1）关于徐用任职时间，本志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A、第514页《县长更迭》表作：民国24年10月8日～28年8月；
  B、第870页右栏，倒数第5行《徐用传》说：“徐用……民国25～28年10月，任平阳县长。同传，第871页左栏第24行说：（民国28年）10月1日，新任县长张韶舞来平，徐当日离任（该条除“25年”外，其他均全部根据民国28年10月1日《厚庄日记》，而又没根据省档案等第一手资料）。
  C、《大事记》第13页左栏第19行：“（28年）7月25日，县长徐用调离。”
  据上引资料，在同一新《平志》中，言徐用县长到任年月就有“24年10月”和“25年”二说。言徐用调离年月则有28年8月，28年10月1日和28年7月三说。
  （2）关于张韶舞任职时间，本志亦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A、第514页，《县长更迭》表作：“民国28年8月～35年4月”任平阳县长。
  B、第871页左栏，倒数第12行《张韶舞传》说：“张韶舞……民国28年（1939）10月，由孝丰调任平阳县长。”
  C、第971页左栏第13行：“1939年秋，张韶舞来平任县长，1946年6月离职。”
  D、《大事记》第15页右栏第6行：“（35年）6月，县长张韶舞调离，王启炜接任。”
  E、《大事记》第13页，左栏，第19行：“（28年）7月25日，县长徐用调离，张韶舞接任后，掀起反共高潮。”
  据上引资料，在同一新《平志》中，言张韶舞县长到任年月就有“28年8月”，“28年10月”和“28年7月”三说，言张韶舞调离平阳，也有“35年4月”和“35年6月”两说。
  卷二十三第三章军事设施
  第六章兵事
  1、第534页，第三章左栏，第4行：“（县城）清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高1.8丈，堞640口，……”
  据民国志《建置志》载：“道光十七年，知县廖重机率邑人潘学柔等再修，高一丈八尺，堞六百四十二口。”
  据此，堞640口，为642口之误。
  2、同页，同栏第6行：“（县城）民国32年（1943）拆毁。”
  据《平阳六年·公共工程》：“三十一年……拆除城门及月城。三十二年……祗以农忙延续至三十三年三月始全部竣工。”
  据上引资料，县城从民国31～33年，共经三年“始全部竣工”。今言民国32年（1443）拆毁，欠妥。
  3、同页同栏第8行：“金乡城，明洪武20年（1387）汤和主持筑建。周长1430余丈”。
  据民国志《建置志》载：“金乡卫城，……明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筑，周围九里三十步，计一千四百二十余丈。”
  查乾隆志《建置志》记载，和上引民国志《建置志》完全相同。
  又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的2·1注（3）规定：“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用字，……”
  据上引资料，该条共有不妥和差误处三项，即：
  （1）“金乡城”应作金乡卫城”；
  （2）“明洪武20年”，应写作“明洪武二十年”；
  （3）“周长1430余丈”为“周长1420余丈”之误。
  4、第536页右栏，第2行：“又订立……《应征壮丁联征办法》，强制壮丁入伍。”
  据《平阳六年·征募》，该《办法》的全称应为《平阳县三十二年度各乡镇应征壮丁联保联征办法》。该处如精简，只能简称作《应征壮丁联保联征办法》，今简作《应征壮丁联征办法》，欠妥。
  再查《新编〈平阳县志〉勘误表》第5页倒数第6行对该条作出订正说：“（作）《应征壮丁联征办法》”，“误”，“（作）《应征壮丁联保办法》”，“正”。实际上只改“联征”为“联保”，差错并未得到勘正。应据《平阳六年·征募》，改作《应征壮丁联保联征办法》方妥。
  5、第536页右栏，第21行：“《厚庄日记》1938年5月24日载：“前月14日，平阳营拔队开往武义，沿路皆有逃兵，获辄枪决。闻至温溪……辄〔枪〕毙至二十人左右。”
  据《厚庄日记》民国廿八年（1939年）五月廿四日载：“前十四日，平阳营拔队开往武义，沿路皆有逃兵，获辄枪诀，闻开至温溪，辄毙至二十人左右。”
  据此，前文有3点值得商讨：
  （1）1938年为1939年之误；（2）“前月14日”，应作“前14日”。如加“月”字，应加方括号。
  （3）“闻至温溪，应作“闻开至温溪”。
  6、第541页右栏，倒数第13行：“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倭寇船停泊在南麂岛女儿礁、洞门礁、青岙等地。伺机进扰。六月二十七日，金乡卫指挥吴川带兵追击于近山海洋。”
  据民国志《武卫志》：“（嘉靖）二十七年戊午，倭船泊南麂山女儿礁、洞门、青岙。六月二十日，金乡卫指挥吴川追攻于近山海洋。”
  据此，六月二十七日，为六月二十日之误。如另有根据，应予注明。
  7、第543页左栏，第9行：“总兵叶炳纠集残兵，在白布会配合下，从东门突入城内，起义军退出府城。”
  据光绪《永嘉县志·武备·兵事》：“总兵叶炳忠闻变，召其乡人台勇入御贼。”
  又据孙衣言《逊学斋文钞·会匪纪略》：“锵鸣复力言之道府。于是总兵叶炳忠议拨温州营兵四百，瑞安营兵一百往剿贼。”
  据上引资料，当时温州总兵为叶炳忠，作叶炳，误。
  8、同页、同栏，第16行：“闽浙总督庆瑞调秦如虎、张启煊、吴鸿源等三路官兵进行反扑。”
  据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福建巡抚瑞滨为福鼎县城及分水关克复并仍严堵剿事奏折》：“窃照浙省平阳会匪扰闽疆，攻陷福鼎县城，……业经饬查，克速堵剿，由督臣庆端会折陈奏。”
  又据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徐宗干为审明金钱会项阿右等分别从重拟罪事奏折》：“窃照浙江平阳县金钱会匪滋事，经前陕安镇总兵秦如虎……及县营绅董节次剿除，由督臣庆端、前抚臣瑞滨先后奏报在案。”
  据上引资料，当时闽浙总督应是庆端，作庆瑞，误。
  9、同页、同栏，倒数第10行：“鳌江下厂蔡郎桥金宗财在郑家墩组织神拳会，散发‘双龙布票’。”
  据民国志《武卫志》：“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蔡郎桥神拳会匪金宗财聚众作乱，散卖“双龙票布”。
  又据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厚庄日记》：“五月廿五日与陈小垞笺”：“郑家墩之口匪金宗才分散飘布，今已明目张胆。”
  据上引资料，金宗财当年所散发的是“双龙票布”（或作“飘布”），作“布票”，误。
  10、同页、同栏，倒数第4行：“（民国13年）8月21日，闽军孙传芳部彭德铨旅长率师1000余人进至萧江镇，占据凤浦山及萧江山。”
  据民国志《建置志·今乡都村庄表》，当时的萧江名萧家渡，分属十六、十九两都，隶南港镇管辖。民国志于民国十四年刊成，彭德铨军经过今萧江为民国13年，该《志》的《今乡都村庄表》正反映当时最新的行政区划。
  再据民国志《舆地志》：“张家山一名三山，沿港而北十里许为黄浦山，又北三里许为萧家渡山，一名古院山。”
  再据乾隆志《舆地志下》：“黄埔山，在县南四十里，连古院山。”
  据上引资料，该条有3处差误：
  （1）称萧江镇，误。应改为“萧家渡”；
  （2）称“凤浦山”，误。应改为黄浦山。
  （3）称“萧江山”，也误。应改为“萧家渡山”。

①见《浙江方志》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