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父亲谢侠逊，长逝已整整十年了。长期来，海内外报刊对他的记述，连篇累牍，不可胜数。但其中不乏臆造失实，以讹传讹。过去，由于我有自己的专业工作，公务冗忙，身不由己，不能一一核对校正。近年来，因我年逾古稀，已倦鸟归林，这才腾出手来，对我父亲的生平，作较全面、翔实的考证和整理，并就他的各个不同侧面，撰文在许多报刊上登载，冀求拾遗补缺，千虑一得，以尽人子之责，告慰先父于泉壤。
  1993年冬，新编《平阳县志》问世，这是在全县人民通力支持下，全体修志人员艰苦努力的结晶。盛世修志，我县解放后有了这部新方志的出版，是值得全县人民庆贺的一件大喜事，它对我县今后的“资政、教化、存史”，激励我县两个文明建设，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我是在今年上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看到新编《平阳县志》《人物》卷中我父亲传记的复印件。循读再三，发现了不少错误。我反复考虑，权衡轻重，认为不应该犹豫不决，一误再误，而应该及早将我的修正意见，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第一，县志所载都来自各种书刊报纸，县志的错误和缺点，正是各种原始资料错误和缺点的集中反映。可见社会上对我父亲的记述，差错是相当严重的。
  第二，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书，又是资料书中的权威著作，应该存真求实，翔实可信，全面、完整和准确。现在我父亲传记中存在这样多的差错，如果不及早将修正意见告诉大家，那就很容易以讹传讹，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带来不好后果。
  第三，虽然县志以后会续修，但续修县志的出版，是若干年以后的事，而现在我县县志中有关我父亲传记（下简称“传记”）的差错，又必须尽快作出修正。
  我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仅仅对“传记”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提出修正意见，并不涉及对“传记”全文的评价，更不会牵连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平阳县志》。“传记”中有些错误和缺点，也不足怪，“人无全人，金无足赤”，谁也不应该求全责备。诚如《县志·序一》中所言：“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难免有许多粗糙和不完善的地方，有待今后匡正。”如果本文的一些意见，能够多少有助于今后的匡正，那我也一定会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平阳人”的应有欣慰。下面按照“传记”原文（见第888-889页）的顺序，逐一提出修正意见，并附带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请指正。
  1、“谢侠逊（1887～～1987）”
  我父亲不是生于1887年，而是生于1888年10月1日，即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农历八月二十六日。
  2、“原字奕算，以示个人爱好，后改今名。”
  写得不对。我父亲出生后，因“卿”字辈，以字行，原名卿元。发蒙读书后，因为好象棋精算术，所以取“奕算”二字的谐音“侠逊”作为他的字。
  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报考小学师资，任白沙小学教员，翌年任教湖门小学。后经戚友帮助，考入温州师范学校，未三月，因父病故辍学，后任教龙湖小学和教育会书记。”
  这几行不很顺当，有先后颠倒的地方，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
  我父亲是1906年考入省立温州初级师范学校，1908年才报考小学师资被录取，先后在江南白沙，北港湖门和城西龙河等小学执教。
  我父亲从未担任过“教育会书记”。
  4、“11岁即与温州棋坛名手陈笙战成平手。”
  不是十一岁，而是十三岁，陈笙是当时温州最有名的高手，曾在福建夺得银质奖牌，有人誉称他为“温州棋魁”。
  5、“民国4年（1915），经黄群介绍，到上海《时事新报》任办事员，后受聘为《时事新报》、《神州新报》、《新闻报》象棋专栏编辑。”
  不是民国4年（1915），而是民国5年（1916）到上海《时事新报》馆任办事员。不是“后”，而是同时受聘为该报象棋专栏编辑，不是《神州新报》，而是《神州日报》。
  6、“民国7年，在上海全市个人象棋比赛中夺得冠军，被誉为‘棋王’，同时设计……挂式大棋盘。”
  这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年的事，却被硬拉在一起。事实是：夺得冠军是1918年（民国7年）；设计创制大棋盘、大棋子是1925年；被誉为棋王是在1928年。
  7、“上海‘万国象棋会’董事英人杰克逊”。
  英人杰克逊是当时上海“万国象棋会”会长，而不是董事。
  8、“民国16年，被象棋爱好者投票推为全国棋坛‘总司令’。”
  不是民国16年，而是民国17年（1928年），被全国棋界拥推为“棋坛总司令”，誉称“中国棋王”。在这里，是经过大家协商之后的“拥推”，而不是“投标推为”。
  9、“（《象棋谱大全》）出版后大受欢迎，至民国34年，已再版九次。”
  《象棋谱大全》不是到1945年（民国34年），而是到1941年（民国30年）已再版九次。
  10、“民国21年，应邀赴南洋各地指导象棋。民国23年4月，挫败马来西亚国际象棋冠军、英国空军司令亨特。”
  上述两件事的年份都写错了，不是民国21年和23年，而都是民国24年，即1935年。
  11、“接着又战胜1929年国际象棋冠军荷兰名将溪简氏。”
  溪简氏是当时荷属东印度1927年国际象棋冠军，现在年份写错了，又光写“国际象棋冠军”，笼统抽象，含糊不明。
  12、“荣获中、英、美、德、奥‘银花杯’国际象棋冠军。”
  奖杯写错了，是“银龙杯”，而不是“银花杯”。
  13、“先后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3300余人。”
  没有写出华侨所以归国参战的原因。事实是，我父亲出使南洋，在广大侨胞中宣传抗日，劝募捐款的同时，还动员和征召侨胞中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回国服务。
  14、“周恩来总理曾与弈二局，他把对弈的残局以‘共抒国难’为名在《大公报》上发表。”
  此处应将“他把对弈的残局”改作“他把对弈的第二盘残局……”。
  15、“被选为中国象棋协会、中日象棋协会和上海棋类协会副主席。”
  我父亲未曾担任过“中日象棋协会副主席”，好象也不存在“中日象棋协会”这一组织，现在这样写，根据不足。
  16、“1985年国家体委和上海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百寿大庆，市委书记江泽民……为他题写了“百龄高手，永葆青春”的祝词。”
  时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长，而不是市委书记。
  17、“享寿101岁”
  我父亲是1888～1987，因此不是享年101岁，而是100岁。上述错误的原因，在于把我父亲的出生年份提前了一年。
  18、“1990年其骨灰由子女护送回平安葬”。
  年份写错了，应为1989年。
  19、“武昌首义时，拟鄂军起义”残局，附题正无倡义武昌城……”。
  不是“正无倡义武昌城”，而是“正夫倡义武昌城”。
  20、“后又与潘定思合撰《帝制纪事象棋新局》一书，虽被迫停止发行，却仍在报上陆续刊登。卖国的‘二十一条’揭露后，二人又以逊清以来的30个卖国历史事件组成30个残局，以《国耻纪念象棋新局》为名，于民国年8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几行写得不够好，眉目不大清楚，有差错，也有漏字。
  首先，书名为《国耻纪念象棋新谱》，而不是《国耻纪念象棋新局》。它出版于1916年8日，但现文中没有年份，我父亲和潘定思是在他们的合著《国耻纪念象棋新谱》问世之后，才决定再合作出版《帝制纪事象棋新局》一书，但现文却先后颠倒了。
  其次，《帝制纪事象棋新局》被迫停止出版之后，并没有如现文中所述，“仍在报上陆续刊登。”
  再其次，《国耻纪念象棋新谱》一书，是把鸦片战争以来《现文说成“逊清以来”）的各个重大丧权辱国事件，排成三十个字形残局，用以影射袁世凯签订出卖社国权益的“二十一条”和发泄自己的愤慨之情，但现文有写出此书的写作目的。
  21、“丹麦人查理士·葛麟瑞（C.Keiene）曾选谢的残局译成英文……。”
  不是“选谢的残局”，而是谢（我父亲）在我国象棋古谱《七星聚会》和《象棋诀着谱》中，精选了三百多个残局，通过葛麟瑞译成英文，出版运销国外。
  22、“一生共编撰有关象棋书籍28种。”
  我父亲一生编著的象棋书，共二十九册，而不是“28种”，此外，用“有关象棋书籍”，虽也未可厚非，但最好还是用“象棋书”或“棋书”，直截了当，非常明确。
  以上就是我对“传记”的意见，话说回来，给一个人立传，或写有关一个人生平经历的文章，历来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专擅中国象棋史的知名学者李松福同志，生前和我父亲结忘年之交，掌握了大量有关我父亲的第一手材料（有许多是直接从我父亲手中拿去），但他撰写的《谢侠逊与象棋》、《棋王传奇》、《象棋史语》等书，和在国家一级刊物《体育文史》上刊载的《谢侠逊传略》一文，以及刊登在《新民晚报》、《浙南日报》上的长篇连载，经过我全面、细心的核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讹误。由此看来，新编《平阳县志》中我父亲传记的一些缺点，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想借以机会再简明补充一点。根据国内外报刊对我父亲的记述，和我自己近几年来的整理校订，我父亲一生的主要业绩，似可归纳成：一、“爱国象棋家”（周恩来语）；二、现代中国象棋运动的开拓者；三、我国推广国际象棋的先行者。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弈棋不忘爱国，爱国寓于博弈，爱我中华，富有民族气节，长期来以棋为戈，报效祖国，奉献社会，把自己热爱祖国的赤情，全部倾注在舞象活动中。无论是撰写文章、编著棋书，创制残局或举行棋赛，均经常联系时事，赋以爱国内容，真是驱车走马见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