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提纲我，南湖人，1919年6月生。1944年毕业于英士大学畜牧兽医系。历任英士大学助教，浙江大学讲师，南京农学院讲师、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家畜饲养和家畜卫生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家畜环境卫生学》副主编，《辞海》各版主要编写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特约编辑。专著有《家畜气候学》等。主持六五、七五3个国家科研课题。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我于1919年6月（农历5月17日）出生北港南湖一个农村手艺匠家庭。大伯务农，早逝；二伯、四伯为首饰匠；三伯幼殇；我父最少，做裁缝。祖先于明万历间自闽南迁到浙江，子孙繁衍于平阳、玉环等县。高祖以勤俭起家，积田300余亩。曾祖、祖父承富家之后，衣食丰足，得以自幼习儒，然屡试不第，加上谋生乏术，守业不易，到曾祖去世，田产已出卖殆尽。祖父除想把仅剩的三间半祖宅典当外，又欲将父出继他人作螟蛉，均因祖母力阻乃止。为谋生和减少家庭困难，二伯和我父均外出习艺，四伯又习艺于二伯。艺成，兄弟三人勤奋异常，因之年年有盈余，到我3岁分家时，每家得田6亩，祖父母轮值供养。我父勤俭忠厚，手艺超人，因而其业兴盛，但从未用过缝纫机。我母王氏，亦来自贫家，能与父共甘苦。后来又再买田10余亩，建新屋一间。
  我幼时好绘画，常取火炭模仿壁上所挂人物、花鸟图伏地作画。一日在后街晒谷场上绘人骑马，围观的过往行人，无不称奇。年在总角，能画之声已闻诸邻里。1926年春入南湖小学，启蒙老师为王醒吾先生。除美术、手工外，读书成绩亦不后人，同班数十人中，我常在五名之内或登榜首。由于有艺术天才，又能读书，父亲虽身为手艺匠，却萌生要培养我读美专或大学的志愿，当我读初小四年级时，便送我进县立北港中心小学，寄宿校内。1932年高小毕业，平阳全县会考，名列甲等。当年甲等仅8名，北小占3名，按姓氏笔划我排第七。如此更坚定父亲给我上进的信心。当年夏天考取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翌年改名“温州中学”）初中部。
  温中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厉行淘汰制：中、英、数有一门不及格的留级，二门不及格退学，三门不及格开除学籍；连年留的，退学；随地吐痰的记大过一次，吸烟者退学。初中同班同学入学时为100名，到毕业时仅剩50余名，其中一半还是上班留下来的，实际只剩20余名。1935年初中毕业，继续考取高中部，1938年高中毕业。经温中的6年学习，使我打下较好的基础。高中毕业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年，华北和东南各大城市均已沦陷，无论上美专或大学都极其困难，只得与庄兄同受聘于北港中心小学，教美术、手工和地理等课。
  1939年夏，浙江省创办省立战时大学于丽水，设农、工、医三个学院，我和庄兄均报考农学院。约在9月下旬，《东南日报》发布战时大学录取名单，共约录取100名，农学院仅17名，我和庄均榜上有名，同时录取的还有温中同班同学游修龄。10月底开学，改名“英士大学”。校址借用处州中学。农学院因录取人数少，一律为农艺系。校方经常说，英大首届招生宁缺毋滥，学生水平不亚于清华、北大。一年级有中文、英文、法文、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农业气象和农业概论等课，深感师资、设备、图书缺乏，教学质量不如人意。1940年春，浙江邮区招考乙级邮务员，丽水设考点，英大学生纷纷报名，我亦参加考试，幸被录取，放假前向校方申请休学一年。8月份分配到永嘉（即温州）邮局工作，由于待遇优厚，父亲也不再做裁缝了！翌春，昆明邮政总局调30余名新录取的邮务员到后方工作，我亦为其中之一。昆明路远，交通不便，沿途经常有敌机轰炸，回家与父母亲戚商量，决定弃之，下学期再到英大复学。
  1941年夏，英大农学院迁到松阳省农业改进所，借用该所的师资和设备。有二、三年级学生数十人，二年级起分农艺、畜牧兽医和农业经济三系，我按报考志愿进畜牧兽医系，有同班同学10人。1942年夏，金华陷落，松阳告急，英大匆促自丽水、松阳迁到泰顺。虽距家很近，但处崇山峻岭之中，交通十分不便，往返大多靠步行。1943年英大改国立，首任校长吴南轩未到任，由杜佐周承乏。畜牧兽医系有彭起、方悌、沙俊、郑谋平等教授，只有上课，没有实验，晚间自修用桐油灯。1944年临毕业前去瑞安百好炼乳厂实习一个月，收获较大。英大设有公费生制，我自二年级起，每学期成绩单的总评都是“品学兼优”，再因家境清寒，因此三、四年级时，我都享受公费生待遇。
  1944年，抗战已达最困难阶段，到处裁员，牧医系仅一名助教亦未续聘，毕业留校已不可能，不得已到福鼎中学任理化教员。1945年牧医系又需要一名助教，应届毕业生没有适当人选，决定在上届毕业生中按成绩选用一名，福鼎中学尚未放假，系主任彭起已把黄大聘书寄来，并嘱提早来泰顺管理农场牲畜。当年8月，抗战胜利，英大迁温州。1946年夏迁金华。我先在实验室工作，翌春，联总分配给英大的一批乳牛和绵羊运到金华，再加上原有的牧畜，使畜牧场的规模粗具。于是校方又调我去管理牧场。住宿场内，每天与牲畜和工人打交道，也无星期天和寒暑假可言，使在畜牧兽医科学中获得许多实践经验，这对我后来教学和科研等工作大有裨益。因而我总认为学技术科学的大学毕业生先在基层锻炼极为重要。
  1949年5月金华解放，8月金华军管会宣布英大解散，由浙大派人接管，我和彭起、方悌留用。直到11月份才把家畜运抵杭州交浙大畜牧场。浙大新成立畜牧兽医系，系主任虞振镛为畜牧界老前辈，年届花甲，曾任清华、北大教授、院长；后为国民党实业部、农林部渔牧司司长，门生故旧遍天下。虞对我颇为器重和信任，系章、私章都交给我，一切系务可“先斩后奏”。他的原则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嘱我准备开“畜产品加工学”一课，并陪我到上海参观各大畜产品加工厂。1951年开课，颇受学生欢迎，即在该冬提升为讲师。翌春，“三反五反”开始，畜牧场主任被诬告贪污，隔离审查，校方调我去代理牧场主任。1952年夏，全国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前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农学院合并成南京农学院，浙大畜牧兽医系并入该院，我与虞振镛、谢成侠、杜念兴于10月间到南京农学院。在浙大的3年中，曾做过“受精蛋的保存”试验，发表过两篇论文、两本科普读物，并参与《农事手册》的编撰。
  在南京农学院担任家畜饲养原理和乳业等课，曾去扬州苏北农学院兼任畜产品加工课。1952年寒假突击学习俄文3周，能借助字典阅读俄文书刊。试译两篇论文投稿，均被采用。于是有了信心，开始翻译书籍，先后出版《家畜的放牧》和《实用养牛学》两书。1961和1962年有两个学期和两个暑假在上海参加《辞海》农业组有关畜牧、兽医和养蜂条目的编写修订工作。同时准备“家畜卫生学”新课，广泛收集材料以丰富原讲义内容。1964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来宁组稿，我便以过去积累资料和心得体会较多的《家畜环境生理》一书应之，稿成之日，适逢“文化大革命”，没有交稿。我生平读书，特别是借自图书馆的外文期刊和书籍，总要做笔记，以加深记忆、累积资料和取用方便。数十年来所做的笔记当以百万字计。
  在十年动乱期间，曾主持调查“畜牧场乳牛死亡的原因”，写出调查报告交革委会；负责“东海种猪场猪软骨病的调查”，分析致病原因及防制措施，供该场参考；还随学生到淮阴种猪场“复课闹革命”。1971年南京农学院迁扬州，与苏北农学院合并，改名“江苏农学院”。先是主持《家畜饲养原理》讲义的编写和教学，嘱分工编写的教师绝对不能抄袭他校的交流讲义，并尽量提供新材料。1974年10月起被借用于江苏省农业局援外办公室，编写外经部主持的援外资料《坦桑尼亚》的农业情况，我为副组长；组长未脱产，有时只参加开会和外出收集资料，并未参加编写。直到1978年3月到北京看清样后始完成任务。6月回扬州本校，完成《辞海》1979年版的最后定稿工作。
  拨乱反正，1979年南京农学院复校，迁回南京原址。教学、科研等一切都上轨道，恢复了冻结二十余年的职称评定，翌年升为副教授，1986年升为教授。除担任本科生的家畜环境卫生学和硕士研究生的气候生理学等课外，还通过农业部特邀到西北农学院讲授“动物的行为”专题。主持六五国家重点攻关课题“提高高温季节乳牛产乳量的研究；七五期间，主持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光照对水禽生产性能的影响”和国家重点攻关研究项目“中国黑白花奶牛核心群的选育”的分支课题“热应激对乳牛产乳量和乳质的影响及控制措施”的研究。科研工作大多结合研究生的论文进行。个别论文获省级优秀学术论文奖。
  自复校以来，除教学、科研、培养研究生、出国代培生、青年教师和进修教师外，焚膏继晷地编著《家畜气候学》一书。该书计60余万言，填补中外该学科专著的空白，获华东地区科技优秀图书奖。此外，还合著《家畜饲养原理》，担任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家畜环境卫生学》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特约编辑、《中国畜牧兽医辞典》编委、《养禽辞典》顾问、《畜牧与兽医》双月刊副主编、《南京农学院学报》编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畜牧专业《家畜环境卫生和牧场设计》执笔人，继续增补修订《辞海》1989年版的有关内容，1999年版《辞海》的增补修订稿亦已完成。自70年代以来，受组译者的委托，参加畜牧兽医科学世界英文名著如《农畜繁殖学》、《家畜生理学》、《畜牧科学概论》、《兽医药理学和治疗学》等部份内容的译校。最近两年还为美国大豆协会上海办事处翻译论文8篇，均以单行本发行。
  由于长期在高等农业院校任教，1985年农牧渔业部颁给“执教40周年以上对高等农业教育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1986年受聘为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南京培训中心校务委员，1989年获上海大江有限公司“大江园丁奖”，1991年被推选为家畜环境卫生研究会名誉副理事长，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最近得到通知，在1996年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受到表彰，并被授予荣誉会员奖状和奖牌。
  1939年4月，我与水头王君博公之女王蔼春结婚。她少我一岁，所生一男三女，抚育成人，或为高级农艺师，或为教师，或为银行职员，各自成家立业；孙辈六人，三人已大专毕业，工作。我妻幼承庭训，是知书达理的贤内助。相伴57年，晚年更是相依为命，不幸于1996年9月因病先我辞世，享年76岁。我生平如有点滴成就，大半应归功于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