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少年时期
  1921年3月（农历正月21日），我出生于平阳城内大街祖居处，父亲阮烛庭为我取名阮世炯，寓目光炯炯，世代光明之意。
  祖上世代经商，先祖父阮紫枫，清光绪年间，曾赴温州武举府考不第，遂做茶叶生意，后开银楼一爿，店号“阮九华”，在平阳城乡颇有名气，直至1955年公私合营并入平阳城关五金商店。
  我三岁丧母，母亲是当地少数民族——畲族，姓蓝。因我是阮家长子、长孙，很受外祖疼爱，故抚养在外婆家，由当时未出嫁的姨妈抚带。六岁在私塾启蒙，七岁入平阳第一中心小学（一小）读书。这学校是当时平阳的高级小学，设备齐全，教师质量较高，要求严格，五、六年级就开设英语课，故各区、乡有条件的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这里求学，并可在学校寄宿。该校自建校至今已有97年历史。
  1934年秋小学毕业后，考取了温州中学初中部（当时称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因为学习成绩较好，每年享受奖学金待遇，这所中学名闻浙江省，为金华、丽水、台州、温州四区之首。尤以数学教学更为突出，曾培养过如苏步青（中科院院士，现为复旦大学名誉校长，平阳人）、杨忠道（美国加州大学数学教授，苍南人）等数学家。九十多年来很多浙南籍的科学家、教授毕业于这所中学。1935年冬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温州中学的学生发动了各中学学生，响应北平学生运动，进行了罢课、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我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激起了民族意识。可以说这是我的第二次“启蒙”（爱国主义精神的启蒙）。
  1937年，我从温中初中毕业，正逢“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平、津相继沦陷，平阳温州一带在清华、北大、南开读大学和研究生的学生回到家乡。为了抗日救亡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在平阳鳌江办起了“平阳临时中学”，并设有高中部。这时我祖父也从平阳城内迁居到鳌江开银楼，于是我就到临中高一继续学习。这所学校是私立的，由鳌江民族资本家王理孚资助，他的第三个儿子在临中教书（三子王栻是清华大学研究生，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其他如校长陈德煊，教师徐贤议（温州人，解放后任长春地质学院教授），项经川（平阳人，解放后任平阳一中校长）等多人，都是热心家乡教育，不计报酬，并热心抗日救亡工作。在校内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学校支持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我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并担任平阳青年救亡团的宣传科长，我还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烽火剧团”，大家推选我任剧团团长，我经常带领该团下乡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和短剧。为遏制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力量，学校于1938年底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办。
  由于“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对我的影响，临时中学亲历的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对青年进行抗日活动，政治上的腐败；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积极抗战，解放区的民主、祥和等；这一切，激发了我去参加新四军、八路军，到抗日第一线的热情。我组织了剧团和临中里的13位同学，找到了新四军驻山门办事处，由他们介绍我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
  当时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泾县云岭。军部办了一个相当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导总队，每期有1000多学员，训练各支队的连排营干部，并招收东南各省抗日青年。我们从平阳、经温州、丽水、金华、安徽太平到达泾县中村，在教导总队入伍。我在教导总队学了一期政治，又学了一期军事，1939年底毕业，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第一中队长，后又在第一大队部任政治教育干事（相当于助教）。我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很有兴趣，因此，主要是从事这两门课的研究和教学辅导。1940年夏天进总队部进修班学习获奖，调至工兵队任驻队政治教育干事，独立开课。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集中了当时东南各省名流，如经济学家薛暮桥，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音乐家《渔光曲》作者任光等。教导队不但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而且以深厚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武装人。所以说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三年的学习和工作，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思想观点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使我以后历经上饶集中营狱中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都矢志不渝，和这段学习所打下的深刻理论基础有很大关系。
  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共9000多人，奉命向苏北敌后进军抗战，这是经国民党要求，同意的。但部队出发后，遭到国民党军八万人的突然包围袭击。经过八昼夜的激战，在突围中我受了伤，被国民党军抓去，被关押于江西上饶集中营。这时正是抗战遇到最困难时，国民党已丢失了中国大部分国土，国民党政府已逃到四川重庆之时，而他们却在安徽敌后，不打日本侵略军，反而去围剿抗日的新四军，造成名震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时国民党蒋介石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厉指责，周恩来总理在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名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当时新四军叶挺军长与国民党谈判时也被扣押，也关到那里。在集中营中，国民党特务用各种酷刑折磨我们，不少人就死在狱中。我与许多坚贞不屈的同志，组织起秘密党，领导同志们对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我是秘密党的支部委员。1942年6月，日本侵略军由杭州打通浙赣铁路，进攻上饶。国民党军不但不抵抗，反而押解我们向福建逃跑。我们秘密党组织发动被关在一起的近百人，在到达福建崇安赤石镇时，举行了暴动，打出了集中营，我是这个暴动的三个领导人之一。暴动后，由福建、江西，再经浙江寻找部队。当时后有国民党追兵，前有各地县、乡保甲国民党军的缉拿，身无分文，依靠做苦工生活。但有一颗“一定要找到新四军，共产党，再回抗日前线”的心，历经一年多出生入死的跋涉，终于在1943年下半年，到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回到了浙江四明山抗日根据地，重返抗日前线，时任浙东纵队第五支队（等于团）宣传股长。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争取国内和平，8月底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从大局出发，还向国民党让出八个抗日根据地。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到苏中根据地，和苏中新四军一师，苏南16旅合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我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七团宣传股长。这时国民党准备撕毁重庆和平谈判协定，打内战，要日本军不向新四军、八路军投降，我军上下都很气愤，奉命积极去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1月，当山东大汶口日军准备逃到济南向国民党投降时，一个大队被我团包围了，我军命其向我们投降，日军无法只好要求我们派人去谈判。部队任我为谈判代表，带一个翻译和日本军大队长（大尉）谈判；我坚持要日军全部放下武器：由日军大队长带领，按投降仪式，摆好全部武器，全大队600人，计重机枪3挺，无后座力炮3门，60炮9门”轻机枪9挺，步枪300支，子弹万余发，由日军大队长向我敬礼（我当时评过军衔是少校）交出武器清单。日军投降后，我部队放开向北去的公路，让日军到济南集中。
  1946年7月，国民党当局撕毁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挑起了内战，全国开始了解放战争。我和所在团，参加了解放山东泰安的战斗，消灭了日伪军一个师。接着参加在鲁南消灭国民党快速纵队的战斗，1946年冬在宿北消灭国民党69师的战斗。1947年国民党集中100万大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我参加了山东孟良崮消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战斗，参加了鲁中战役，消灭王耀武部6个师的战斗。1947年我被任命为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七团政治处副主任（团级），接着参加了豫东战役，迎接“二野”刘、邓大军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打过陇海铁路，进行外线出击，到河南一带作战。1948年10月参加淮海战役，在战斗中接受国民党王牌军新五军45师的投降。1949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1949年6月参加解放上海战役。解放上海后，随部队留守警备上海，我团负责警备常熟区（现在的徐汇和芦湾区），并协助建立区政府。1949年11月上海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我被选为解放军60师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选出了陈毅为上海市第一任市长。
  1949年冬天，我部队进驻上海郊县嘉定，并进行水上练兵，准备打台湾，我被调到20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队已三路打到鸭绿江边，我国应朝鲜政府要求“抗美援朝”。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志愿军第20军直属教导团政治主任；参加过长津湖二次战役，打败美王牌军陆战一师，参加过五次战役打到“三八”线，朝鲜“板门店”和平谈判后，1952年夏天回国。
  转业地方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1953年1月，南京军区决定我转业到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被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业部任命为上海钢铁二厂党委书记。1954年调任上海市委工业部，任部委委员，办公室主任。
  1960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上海办一所工业大学，成立了筹备处，任命我为筹备处主任，要求当年就要开学。1960年9月就招了第一批900名上海工学院学生（后改名为上海工业大学），我任党委副书记，体现了当时的大跃进精神：“当年决定，当年筹办，当年开学。”1965年夏天，第一批900名工大毕业生，分配到上海各工厂、研究单位。一座只筹备半年、也没有其它学校作底子的工科大学就这样办起来了。现在已有30多年历史的上海工业大学已成为上海的重点大学，各届毕业生布满了上海成千个企业和机关。
  1978年9月，上海市委任命我为同济大学市委工作组组长，率一个工作组到同济大学，清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对教职工中受“四人帮”迫害的人，进行复查平反。并平反了“反右”时受牵连的人，共计平反了1000多教职工，恢复了他们工作职务。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结合同济大学历史和实际，支持并和校长李国豪（中科院院士）教授一起，在同济进行改革，实行了两个转变——把同济原以建筑单科为主的大学，发展成多科的综合性大学；原以俄文为主的外文教学，改为以德文为主的外文教学，并恢复了和德国的历史联系，成立留德预备部，凡在预备部毕业的同学，到德国去留学，他的德文就不必再经德方考试了，1979年我被国务院任命为同济大学第一副校长。
  1980年组织上调我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初步形成。除学习理论外，我还参加全国6000人参与的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讨论。我自从1938～1910年，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并从事政治理论工作后，这是第二次比较系统的学习，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实践，转到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的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学习，对于提高我思想与理论认识，更好地从事大学工作，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1985年上海市委任命我为同济大学党委书记。
  1986年以后任同济大学顾问。
  我已75岁，18岁参加新四军，19岁参加中国共产党，自参加革命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国人民军队中工作，战斗了十五年。1953年到上海从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八年，1960年起转入大学，从事大学教育工作至今。
  在这56年中，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贫穷、落后、分裂的国家，变成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的社会主义的大国。这56年中，我能在这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斗争中，略尽绵薄之力，没有辜负前半生，以此为慰，能不愧对家乡父老为安！
  阮世炯
  1996.12.22于上海

著作： 主编《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专辑》——同济大学出版社 主编《皖南事变》研讨论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等文章约二十多篇十多万字分别登在福建、江西、温州、上海等地报纸、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