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民国《平阳县志·学校志二·书院》小序曰：“书院滥觞于宋，本为私家诵习之所。咸平四年，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由是书院始显。厥后岳麓、白鹿之盛，几与州学比并。元时遂为郡县通制。今志书院，列会文、朝阳于篇，亦饮水思源之义云尔。”这段话提纲挈领，可谓要言不烦。不过认为书院滥觞于宋代，时间稍迟了点。“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中叶，最初是朝廷藏书、修书之所。唐末五代开始出现以读书讲学为目的的书院，到宋代，书院遂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本文所谈的古代平阳，其行政区域包括今天的平阳、苍南两县和龙港市。在此范围内，目前所知最早的书院，是位于南雁荡山东洞的会文书院。也有人认为位于松山（今苍南桥墩）的鹅峰书院建立于北宋咸平年间（988—1003），比会文书院更早。但鹅峰书院只在晚清汤肇熙《吾南书院记》里提到过，并没有交代创建年代，也没有其它更详细的记载可资考证。所以，尽管某些新修地方志将鹅峰书院作为平阳乃至温州地区最早的书院加以记载，但本文还是不准备采用这种说法。
  会文书院是温州地区现存少数保存完整的古代书院之一。当然，现存的会文书院是清末重建的，而在最早的时候，会文书院可能只是一座狭小简陋的庵堂。唐宋时期的士人，为求清净，常常借住在山林寺庙中读书，形成了一种风气。陈经正、陈经邦兄弟曾从程颐学习，是平阳最早接受理学的学者，也是他们把理学带回到了家乡。在跟从程颐学习之前，二陈可能就借住在南雁荡山东洞旁边的庵堂读书。后来，在他们读书的地方就形成了会文书院。这种因纪念前贤而在其读书讲学之处修建书院的做法十分常见，温州其他著名书院如东山书院、浮沚书院，也差不多都是这样。东山书院最早是王开祖的东山塾，浮沚书院最早是周行己晚年营建的居所，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开祖和周行己，就在原址之上兴建了书院。
  会文书院真正形成规模，应该是在南宋中叶以后。据说朱熹曾为书院题额，但朱熹所题的书院名是“会丘”，而不是“会文”。可能这时候书院已经建成，但尚未定名为“会文”。由此可见，会文书院的形成以至于定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由于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陈经正、陈经邦，所以，不妨就把它当作平阳历史上最早的书院。
  南雁荡山是平阳县境内的名山，也是宋代平阳书院最集中的地方。明代平阳学者陈文源、郑思恭都曾为南雁荡山修志，虽然他们所修的两部山志现已失传，但其中关于书院的内容，却在清末周喟所修的《南雁荡山志》里保存了下来。陈文源《续南雁荡志》记载，朱熹游南雁，叶群为主人，“熹醉笔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陈端良书院曰‘棣萼世辉楼’，叶群书院曰‘毓秀’，朱梦良书院曰‘聚英’”。郑思恭《南雁山志》记载：“书院曰‘会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盖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废址。”南雁荡山的书院都与朱熹有关，可能只是传说。但南宋时期，平阳的确是朱子理学传播的重地，如果说南雁荡山的书院与朱子理学有较密切的关系，则是符合事实的。
  南雁荡山之外，与会文书院历史相当的还有棣华书院。棣华书院在龟山（地名后来改为珠山，在今苍南县宜山镇），创建者是黄观。根据宗谱世系推断，黄观大概生活于南北宋之交，那么，棣华书院的创建也应该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黄观创建书院是为了教育家族子弟，果然，从嘉定十三年（1220）到绍定五年（1232），黄氏后人黄汉章、黄镇周、黄千秋、黄居仁和黄德庄、黄庆远、黄应祥、黄与仁、黄洵等，纷纷文武进士及第，成为平阳科举史上的奇观。
  平阳睦程里（今属龙港市）的朝阳书院为缪元德在南宋末年所建。缪元德是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官至抚州（今属江西）知州。书院建成后，缪元德曾请好友黄震撰文为记。黄震《朝阳书院记》说道：“日为太阳之精，而朝为日出之初。划如天开，万象昭苏。人于斯时，以旦气之方清，对大明之东生，天光内发，灵台虚明，阴浊有不期而自清，善念有不期而自兴，傥能由此念念而续，日日而新，人亦何天之间哉？”紧扣“朝阳”二字，从理学角度进行阐发。宋代书院的发展，理学是最大的推动力。这一点，从平阳书院例子上确实可以看得很清楚。
  宋代平阳书院都是由一些实力较强的家族建立的。元代推行书院官学化的政策，政府积极创办书院，增拨经费学田，为书院委派山长，授以学官之职，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但元代平阳书院的发展却显得动力不足，整个元代平阳新建的书院似乎只有一所，即周嗣德在元末创建的交川书院。周嗣德（1306—1371），字宗道，平阳人。他在担任海口场（在今福建福清）盐司令时，就曾修葺当地的龙江书院。至正中，周嗣德受浙东道宣慰使恩宁普的委任，代理平阳知州。与弟周诚德、周绍德等保境自守，抵抗台州方国珍，并从海道运粮接济大都。在群雄割据的乱局中，周嗣德治下的平阳成为元朝在东南沿海的重要据点，周嗣德也因功被授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的要职。周嗣德在元末大乱之际还能创办交川书院，可见他对地方文教事业的重视。
  平阳在明中叶以后修建了多所书院。嘉靖九年（1530），知县冯彬将岭门天妃宫改建为正学书院，书院内设像祭祀平阳十一位儒学先贤蔡元康、陈经正、陈经邦、宋之才、林湜、蔡?、朱黼、林逢龙、林景熙、史伯璿、鲍辉。正学书院应该是一所祭祀型的书院，并不进行教学活动。所以当嘉靖十六年温州府推官李梦祥署理平阳知县时，就将正学书院移到了证真寺内，改名为东山书院。
  晚明私人讲学兴盛，书院也一度繁荣。但与宋代情况不同，面对活跃的晚明思想界，平阳书院基本上没做出什么反应。魁峰书院是荆溪人叶逢春在万历年间创建的，位于荆溪山白米岩魁峰脚下。东湖书院在平阳县城东门外，是天启四年（1624）副榜举人陈穀读书处，其创建时间应与魁峰书院相去不远。目前尚未发现这两座私人书院与晚明讲学活动和思想传播有什么关系。不过，陈穀有一首诗描写了东湖书院的幽美环境以及作者徜徉其中，临池作字，弈棋弄笛，垂钓鼾卧的惬意生活，并最后归结到读书之乐，倒也颇能反映晚明士人任真放达的精神状态和追求享乐的生活风尚。
  明清易代之际，温州地区是南明政权、台湾郑氏集团等反清力量与清军反复争夺的一个战场，社会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在康熙以前，书院活动处于停滞状态。雍正时期，平阳书院才恢复发展。到乾隆中叶，平阳书院发展到鼎盛状态。在清代平阳书院发展的过程中，地方官员起了主导的作用。地方官员热衷于书院建设，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振兴文风，促进科举。清代平阳乃至整个温州地区的科举成绩都很落后，所以，不仅地方官员有提振科举的愿望，民间社会也有同样的愿望。在官民（或者说官绅）两方面的合力作用下，书院被建设成为官学的补充和为官学输送生员的“预科学校”。因此，清代平阳书院具有明显的科举化与社学化的色彩。
  清代平阳最重要的两所书院是昆阳书院和龙湖书院。昆阳书院本为明代刑科都给事中鲍辉家塾白莲堂的遗址。乾隆十三年（1748），鲍氏后裔鲍王辅献为义学。知县彭绍堂在遗址上“构堂五楹”，扩建为昆阳书院，这也是清代平阳兴建的第一所书院。龙湖书院则由平阳知县何子祥创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此后一直是平阳规模最大的一所书院。龙湖书院建成后，何子祥将昆阳书院改成了小社学。谢青扬在昆阳书院和龙湖书院都当过主讲，他概括清代平阳书院的基本格局说：“邑中书院之设，大学有龙湖，小学有昆阳。”龙湖与昆阳的大学、小学之分，其所对应的就是科举教育的不同阶段。
  何子祥乾隆三十年由浦江知县调任平阳知县。在任浦江知县时，他修建了四座书院，使当地生童数量和科举成绩都有了明显提高。到平阳后，他进一步推广浦江经验，与县丞萧埰及地方士绅一道，掀起了书院建设的高潮。在他的主持之下，五都崇正书院、水头吾南书院、北港环青书院、倪垟逢源书院陆续建成。何子祥还撰文记述各书院、社学的创办经过，并制订章程规条，登记资产财物，命龙湖书院山长张南英编成《龙湖书院志》。
  何子祥之后，杨鑅、余丽元、汤肇熙等历任平阳知县都曾有修建书院之举。余丽元任知县是在金钱会运动之后，他捐俸修葺龙湖书院，重建昆阳书院，可能有借此恢复地方文化秩序的目的。汤肇熙在光绪八年（1882）至十一年担任平阳知县，任内与书院有关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是光绪十年将吾南书院由水头移建于灵溪街；一是以余李氏义仓助田为经费基础，将金乡镇内的卫国寺改建为狮山书院。
  地方官员修建书院是为了培养科举人才，因此，他们对书院的教学也会倍加关心。除了聘请知名学者或科举先达作为书院主讲外，知县（特别是一些进士出身的知县）也会在公务之暇亲临书院对学生进行训导。至于为书院的考试（主要是季考）命题阅卷，则更属平常。如据民国《平阳县志·名宦列传》记载，余丽元“公余辄至院（指龙湖书院）中，与诸生商榷文艺，而尤以立师道、端士习为先务”；方泩“每月公暇，即校阅书院文艺，躬课士子”；汤肇熙“又于各乡劝立书院、社学，月有课艺，皆手评阅，分俸奖励”。从修建书院、增拨经费到训导生童、批阅课卷，甚至于捐献薪俸来奖励优等生童，可见书院事务已成为清代知县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在书院建设中，地方士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书院的创建、管理还是教学，都可以看到士绅的忙碌身影。
  士绅是书院的创建者。清代平阳的不少书院都由士绅创建，如吾南书院由李长春和张致礼创建，环青书院由施士江创建，逢源书院由倪廷飏创建。这几所书院的创建都在知县何子祥的任上，也得到了何子祥的支持，但实际创建者则是各地的士绅。到了晚清，士绅创办书院的热情更形高涨。同治六年（1867），陈际中将宜山社仓改建为星岩书院；光绪二年（1876），陈亦壮在顺溪创建一经堂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志潋、陈仲芸利用鳌江文昌阁创办鳌江书院。
  士绅是书院的主要捐助者。首先是捐献书院基址，如前面提到的昆阳书院，就是在鲍王辅所捐献的白莲堂旧址上建成的。其次是书院经费。虽然地方官可以将一些公产（主要是罚没和充公的田产）拨给书院作经费，但士绅的捐助仍是书院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余丽元就曾因龙湖书院的经费不敷使用而向士绅富户劝捐（《劝捐龙湖书院小引》）。士绅捐献的书院经费有资金，也有田产，而以田产为主。
  地方士绅是书院的管理者。书院董事一般都由所在地有信誉、有威望的殷实富绅充当，如乾隆时期孔传濂曾任昆阳书院董事；光绪时期许元达等为吾南书院董事，陈彬为逢源书院董事。董事负责书院的日常管理，包括经营书院公产，收租收息；支送山长束脩、生童赏给、工人工食，管理出纳账目；维护、修理书院房舍器具；向书院生童通告传达开考日期等各项信息；负责书院与官府的沟通联系，如向知县请示考期、考题，向县衙、县库支领钱粮、移送账册等。
  地方士绅也是书院的教学者。大的书院会向全国聘请知名学者担任主讲，但像平阳的书院，限于规模，其主讲除了由县学教官兼任外，一般都由地方上的士绅担任。担任书院主讲的士绅一般都具有进士、举人或贡生的身份，是科举场上的过来人。张南英是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曾主崇正、文溪和龙湖等书院的讲席。其他如龙湖书院山长祝登云是咸丰四年（1854）举人，鲍台、谢青扬都是岁贡，刘绍宽是拔贡；文溪书院山长应玉衡是乾隆十五年（1750）岁贡；昆阳书院山长吴达三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在各书院任教的地方士绅，目前只知道很小的一部分，需要进一步钩稽查考。
  士绅的背后往往是一些实力较强、名望较高的家族。这些地方大族，特别是士人家族，出于教育家族后人的需要或对地方的义务，往往也会将创办书院视作攸关家族和地方发展的大事。如康熙年间，叶逢春的后人叶之真、叶之瑗重建魁峰书院。乾隆年间，西塘叶世璧的妻子张氏遵照丈夫的遗嘱，创建文溪书院。魁峰书院和文溪书院是清代前期平阳小南平原最著名的两所私人书院。在文溪书院兴起后，魁峰书院渐趋衰废，这也被视作文风兴衰转移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和学术传播机构，书院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成为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观。平阳历史上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书院，总计有数十所。这些书院在平阳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发生过广泛的影响。可惜的是，绝大部分书院都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目前，平阳所保存的古代书院实体，只有会文一座书院。
  清光绪九年（1883），顺溪陈少文、水头周启良等人重建会文书院，次年完工。此时的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唤起了国人变法图强的意识。瑞安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及孙衣言之子孙诒让作为温州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驱，也在积极探索富强之术。他们从地方文化资源中找到了南宋永嘉学派，希望以重振永嘉事功之学来作为近代中国起衰救弊的对症良药。陈少文重建会文书院之举，符合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对永嘉事功之学的提倡，因而得到二人的高度赞赏。孙锵鸣曾游会文书院，题诗云：
  昔贤遗址坠烟萝，讲席重开聚切磋。
  鹿洞良规期继续，云关雄势最嵯峨。
  学正濂洛渊源正，地傍溪山灵秀多。
  更喜文翁能训士，林泉到处有弦歌。
  孙衣言看到其弟的诗作后，次韵和作一首：
  兄弟同时奋薜萝，北方千里就磨磋。
  遂为浙学文斯在，直到横阳士尚峨。
  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先辈读书多。
  荆榛重辟宗风远，莫但比邻听酒歌。
  在孙氏兄弟的诗中，虽然伊洛微言、朱子理学仍然得到推崇，但对于“浙学”精神和“永嘉前辈”的强调可能更是重心所在。会文书院始建于北宋，历经朝代更迭，却在中国的近代转型期得到重建。一头连着北宋理学，一头连着近代学人重振永嘉之学以应世变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会文书院代表了平阳文化乃至温州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的漫长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
  平阳古代书院的另一笔财富是留下了温州地区唯一的一部书院志——《龙湖书院志》。书院有志，始于明初。温州书院编有专志的并不多，明代邓淮、汪循创建鹿城书院，编有《鹿城书院集》；清代康熙年间，平阳县学教谕沈雍编有《平阳学校志》。《鹿城书院集》以汇集书院所祀先贤事迹为主，尚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院志。《平阳书院志》的内容大概只涉及平阳县学。而且，即使是《鹿城书院集》和《平阳学校志》，现在也都已散佚不传。所以，现存的温州地区的书院志，就只有乾隆年间何子祥、张南英所编纂的《龙湖书院志》了。
  《龙湖书院志》实际上是平阳书院、社学的一部总志，因龙湖书院为全县书院之首，故以之名《志》，而将其余各书院以及社学的情况附载于《志》中。到了同治四年（1865），余丽元又把自己整顿书院的一些文稿增补为《龙湖书院志后编》，重新刻印。这样，《龙湖书院志》就有了前后二编，时间从乾隆到同治，内容也更加丰富了。《龙湖书院志》不但记述了各书院创建的过程，还保存了各种章程、院规，记录了田产的数目和来源，汇集了告示、禀稿等官方档案及各种留题、唱和诗文。就温州古代书院的研究来说，《龙湖书院志》的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平阳不但在历史上创建过数量众多的书院，而且还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会文书院的实体建筑，留下了一部内容翔实的《龙湖书院志》，这就为开展平阳书院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文物基础和文献基础，也奠定了平阳在温州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书院是平阳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也是平阳古代文化的一大亮点，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理应得到更深入的挖掘和更全面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