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马秀权教授（1916—1970），平阳县昆阳镇人，出身书香门第。194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系，1946年曾先后在贵州遵义中国蚕桑研究所、南京大学、贵州大学和四川宜宾中央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46年马秀权与丈夫吴汝康赴美留学，就学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华大医学院，学习组织胚胎学，师从著名学者、组织胚胎系主任考屈莱，获得博士学位。
  马秀权夫妇学成后，在美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然而适逢新中国成立之际，他们义无反顾地决定回国。当他们利用国民党政府资助的回国旅费于1949年秋抵达香港时，在台湾的大哥马星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日报社社长）已为他们在台湾安排了工作。此时摆在他们面前是截然不同的回归路：究竟是回新中国还是去台湾？抑或居留香港？他们当下毅然选择返回新中国，因为吴汝康对祖国古人类学特别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的考古研究有着浓厚兴趣，马秀权也特别思念国内四岁多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
  在香港逗留时经友人介绍，他们经由天津直接前去新成立的大连医学院，分别为医学院筹建组织胚胎学教研室和人体解剖教研室。马秀权凭借在美国学习的笔记和教科书，编写成适合中国院校教学的组织胚胎学教材，亲任教研室主任。由于为教研室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马秀权受到学校表彰，并被提升为教授。
  1956年，马秀权教授随吴汝康一道调来北京中国科学院。马教授直接进入当时由贝时璋领导的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实验生物组，与从大连医学院随同来所的技术员薛吉年及王浩，从事细胞衰老变化的实验研究。还在1958年生物物理所成立之前、中苏开始签署科学技术交流协议的意向阶段，马教授受贝时璋所长授意，热情地投入了中苏科技合作研究项目——猕猴的辐射遗传学效应研究。1959年，根据中苏科学技术交流协议，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生物物理所与中国科学院新成立的生物物理所合作研究“猕猴辐射遗传学效应”。不久，贝时璋所长特邀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著名摩尔根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来所，商谈进行此项合作研究事宜。参加该项工作的中方有生物物理所的马秀权、遗传研究所的汪安琪和复旦大学的张忠恕。他们用X射线照射雄性猕猴，采用苏木精染色压片法观察射线诱发的生殖细胞分裂相的染色体畸变，并于1959年发表了论文。而阿尔辛尼娃（苏联专家）、马秀权、汪安琪的关于“MEA对电离辐射所引起的染色体畸变的防护效应”的合作研究论文（完成于1960年，未发表），由于中苏科技合作协议的终止，随之被带回苏联。为了执行中苏合作研究协定，马秀权和汪安琪于1959年报道了“云南产33只猕猴的血象”研究报告，并于1962年翻译出版了《医学放射生物学》（F·埃林格著）专著。马教授的这些勤奋执著的工作，不仅推动了我国早期系统的放射生物学研究工作，也为生物物理所在1958年10月成立的放射生物学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填补了材料。
  我于1961年由一室二组调入马秀权教授组，直至1969年去“五七学校”劳动锻炼，有8年多时间是在马先生指导下工作的，至今虽已时迁40余载，但马先生亲切和蔼的容貌和气质端庄的神态仍铭刻在我脑海，尤其是马先生对科研工作执著求实的态度让我受益匪浅。
  以严谨、务实、埋头苦干为己任
  记得初到马先生组那天是星期一，见到小小的实验室内外挤满了10多个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正在召开每周一次的“上周工作汇报和本周工作安排”讨论会，而这么多人中的大部分竟是山西医学院和华北卫生所来所进修的人员。因为当时本组只有5个工作人员（其中包括3个技术辅助人员），因此她热情地指导和安排进修人员参与本组的科研工作。会后，马先生把我领到隔壁实验仪器间，指着早先为我安排的书桌旁的坐椅让我入座。随即马先生从她的小屋（由仪器间隔离出的约6平方米的小屋）搬出一张转凳到我桌前坐下，详细询问我学的专业和来所一年做的辐射防护研究的情况，然后向我详细地介绍她们的工作。她说一组也是以任务带学科的研究课题“急性放射病的早期诊断指标研究”。我们小组是专门以取材方便的血液为对象，研究辐照动物血细胞数量和形态学的变化。如果找到了有效的变化，还要深入探索引起变化的机理。随后马先生拿出一盒血液涂片和一本血象图谱，指着桌上一台专供我使用的崭新的蔡司显微镜，嘱咐我从识别血细胞的基础做起。马先生真诚热情的接待令我十分振奋，顿觉在自己涉足科研领域尚处于十字路口之时，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应该说马先生对组织胚胎学专业有深厚的底子，又已进行了两年多的辐射遗传学研究，她对有关“辐射对动物生殖细胞及子代的遗传影响”领域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但马先生自中苏合作研究中断后，立即返回一室自立研究小组，并迅速接受国家下达的新任务，并贯注精力迅速地投入了分配给她的新的具体研究课题“急性放射病血液学诊断指标研究”，这充分表明马先生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的爱国情怀。早在中苏合作研究中于1959年发表了对“云南产33只猕猴的血象”的研究，正好为其将要开展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因此她于1960年年底就完成了“10～50伦琴X射线一次急性照射对猕猴外周血象的变化”的研究。该项研究发现动物在10伦琴一次照射下就可观察到照后6小时外周血白细胞数升高的变化，而50伦琴照射时，这种变化更明显。因此马先生总是高兴地说，只要确定身体接触到放射线，就可以从外周血的白细胞变化得到证实。为了确认照后外周血白细胞数随照后时程而变化的规律，以及变化程度与照射剂量的相关性，随后又用Y射线作进一步研究，在《小剂量γ射线一次全身照射对猕猴外周血象的影响》（1962年发表）一文中，不仅进一步证实了照射动物外周血白细胞数随着照后时程变化而产生显著的增递变化，并肯定了这种变化是随照射剂量的增加而加剧，还通过血细胞分类证实照后6小时白细胞增高主要是无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的百分率增高所致。马先生推测这些免疫功能细胞增多很可能是一种机体的应激反应表明照射后动物体内可能产生了毒素（某些物质的分解产物）。
  马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思考分析问题，且思维敏捷，对捕捉到的新信息总是锲而不舍，总要追求到底。记得一天她找我讨论问题，说动物在照后6小时出现外周血白细胞升高，这些白细胞是从哪调集来的？是从大血管调节来的也即血细胞在体内的重新分布？还是从骨髓和淋巴结加速释放来的？而照后18～24小时白细胞突然急剧降低，分明是这些细胞因辐照损伤逐渐死亡消失的结果了。那么这些细胞死亡前应该先出现形态学的变化，或出现细胞化学成分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我们拟定了三个课题。
  （1）观测细胞核核酸的变化。我找到了第四研究室技术组的林波海（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学专业），共同研究设计显微光度计，用孚尔根反应染色法测定淋巴细胞核的核酸含量。根据测定，我们没有观察到大、小淋巴细胞核中的核酸量存在差异，也没观察到辐照的影响。于1964年我们发表了《显微分光光度计及其在生物学、医学中的应用》的论文。
  （2）白细胞的荧光观察。用吖啶橙着色观察淋巴细胞由绿色→橙黄色→橙色的动态变化，以说明细胞逐渐死亡的动态变化过程。由马先生和苏瑞珍、戴信刚（进修生）研究，发表了《X射线照射对动物外周血淋巴细胞的荧光变化》的论文，说明照射可能引起血细胞结构变化。
  （3）用抽取动物骨髓、大血管血和外周血来研究辐照引起的血细胞数量和质量的动态变化。分配由我完成。在《家兔经γ射线一次全身照射后一天内白细胞的增多及其可能的机制》（1963年发表）中，发现照射后动物外周血中有“裸核”出现，还观察到裸核周边慢慢出现胞质，形成新的细胞，即被我们称为“裸核细胞”。这种“裸核细胞”是从骨髓和淋巴结提前释放至外周血的幼稚无粒血细胞，并在血中逐渐成熟。大血管的白细胞数照后没有增高，说明大血管中的白细胞有一部分调节到周边血中，表明机体行使自身免疫的激活反应。为了阐明淋巴细胞对辐射敏感的机理，马先生还对辐照动物淋巴结进行电镜亚显微结构观察，发现淋巴细胞胞质线粒体膜等亚显微结构明显损伤。
  马先生组的上述工作充分说明，该组的研究工作是紧扣“急性放射病早期诊断指标研究”主体的，而且是比较深入的自主创新的研究。1959～1960年与苏联专家合作研究中关于“MEA对电离辐射所引起的染色体畸变的防护效应”，被苏联专家带回而未发表，马先生始终感到遗憾，因此提出全组人员一齐参与来重新鉴证MEA的防护效应的可靠性，即进行“不同剂量X射线全身照射对小白鼠十二指肠隐窝上皮细胞的染色体畸变的影响及其半胱胺的防护效应”（1964年发表于《原子能》）的研究，该项研究证实半胱胺酸确实具有明显的抗辐射效应。此外马先生连续两届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生作毕业论文，有两篇是关于“不同组织辐射敏感性比较”研究的论文发表。根据不完全统计，马先生组在3年多时间共发表了14篇学术研究论文和3篇未发表的研究总结报告。此外，马先生还以第一署名者翻译了《放射生物学原理》和《放射生物学机制》两本专业著作，翻译了数以百篇的放射医学和放射生物学文摘，直接推动了我国放射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马先生的这些勤奋执著的务实工作，不但没有得到好评，反而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和批判。
  勤奋、真诚，凸显中国特色科学家优秀品质
  1964年年底，研究室召开了动员会，宣告二机部再次给我所下达小剂量慢性放射病指标的研究任务，并要求全室人员一致行动起来投入该项研究。马先生积极响应，第一时间做出决定，前往协和医院对从事核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体检调研。马先生不仅很快联系上了协和医院，还为在医院工作制作了三份表格：从医职业问卷（一）、人员分组表格（二）、检测项目表格（三），交给技术员打印。并要求全组7人（包括研究生沈煜民）各自准备好显微镜等必要实验器材和必备生活用品。我们很快顺利进驻协和医院，院方为我们在“护士楼”腾出两间宿舍和在办公楼提供一间大办公室，还安排我们在医院享受优惠供给的劳保食堂用餐。白天我们按程序体检，晚上我们在协和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我们在20天内对近50名放射性医务人员进行严格体检，写出了书面总结报告。
  这一项由我组自主启动的工作，不但显示了马先生的组织才能，而且再一次使我们感悟到马先生是我国科学界出类拔萃的埋头耕耘的实干家，她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需要，以工作为乐趣，并主动出色完成任务，凸显了我国老科学工作者的优良品质。
  本项实践调研也锻炼了我们年轻人，尤其是我们通过协和图书馆对小剂量照射的文献调研，使我们研究组在以后小剂量慢性照射猕猴的实验中掌握了主动权，能够较好地面对遇到的复杂问题，较好地担负起主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
  十年“文化大革命”惨遭迫害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红卫兵造反“破四旧”为特点。马秀权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美国（帝国主义）返回的，又是高级知识分子，被红卫兵列入了“抄家名单”。第一次抄马秀权家时，据说抄走了在美国拍的一些照片和带回的唱片。他们对其中一张照片感兴趣，那是一张于1948年在马秀权工作的癌病研究所前拍的照片，他们从中辨认出马秀权的大哥马星野，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日报社社长。他们确认马星野是国民党特务头头，而马秀权夫妇于新中国成立时返回新中国，有被派遣潜伏特务之嫌，于是决定第二次抄家。据说再次的抄家就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行动了。当他们拆下铁床，并从床腿管中敲打出几千美元时，叫来主人怒斥道：“你们自己看看，这不是爱财如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吗？见不得阳光。”当然他们没有搜寻到任何“特嫌”的材料，但还是留下了一道专政指令：准备好生活衣物到所革委会报到，交代问题，接受批判教育。
  马先生被迫收入“文革专政队”（俗称“关牛棚”），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与所内的所谓叛徒、走资派一道，轮流接受全所批斗。在长达半年的“劳动、学习、批斗、交代问题”的专政期间，马先生的身心深受摧残，身体经常发高热，不过使她最痛苦的还是她放心不下年幼上小学的女儿和担心丈夫会遭到不测。
  马先生每次来实验室，都要求我带她去做实验，我只好答应下来了。我们选了个阳光明媚又无风的好天做实验。那天，马先生显得很兴奋，跟随我们（王又明、陈小蘅和我）去钴源做实验。在钴源的动物房内，她看着我们用铁钩在猴笼内固定猴圈，她也拿了铁钩帮着干起来，一边干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猴子太不老实，说它们的野性没有受到驯化。说它们不如人，人被关起来都是很老实的。不过马先生此时还是挺开心的，不时被顽皮淘气的猴儿逗得哈哈大笑。我倒觉得这是马先生从心底发出的笑声，因为她正在做的是她梦寐以求的最心爱的实验啊。马先生要帮着拉猴腿，因为猴的爆发力太大，怕她拉不住，我们没有让她拉，不过她还是伸手搭在被抓住的猴腿上，说是搭一把手。马先生以搭一把手为乐事，因为她心里觉着她这样做是为实验出了一把力了，欣然振奋。我测量猴子的睾丸体积时，马先生特别留神观察，因为是她最早从文献资料中知晓小剂量慢性辐照会导致生殖腺的严重损伤。她原本提出采用穿刺睾丸组织以观察生精细胞的辐射效应，终因这样做会影响其他实验而放弃。她又曾建议采集精子，观察精子数、死活精子比率和畸形精子百分数，来观察生殖腺的损伤，也因猴儿野性犟劲难于采集精子而弃之。她知道我采用游标卡尺测量睾丸体积的变化，非常高兴。这次是她亲临观摩我具体操作，不仅观察仔细，还亲自用手去摸试睾丸的硬度和大小。我告诉她这是对照组的正常猴，因为处在生育交配季节，睾丸又大又硬。后来在测量受照射实验猴子时，睾丸又小又软（仅相当正常猴的1/4大小），马先生照例也用手去摸试了一下，还深有远虑地对我们说：不知以后能不能再恢复？真搞不清为什么生殖腺对慢性照射这么敏感？以前做急性放射病研究时总以为血细胞特别是淋巴细胞最敏感，现在应该说生殖细胞对射线最敏感了。我告诉马先生，生殖细胞受辐射损害这么严重，不知子代的遗传性状是否受影响，我们很想做些遗传学研究。马先生高兴地说，你们年轻，好多工作要你们去做。顿时，我们感到马先生说话的语气深沉，似乎怀着依恋的心情说着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