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在传统农业社会条件下，人口就是社会生产力。人口、户数历来是封建王朝的根本，即所谓民惟邦本。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人口、户数的增减变化，并将此作为王朝是否为盛世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明朝当然也不例外。明代建立后，结束了元末战乱的局面，努力发展生产，社会各方面逐渐复苏。明代的全国人口峰值约出现在明晚期。浙江平阳人口在明代人口发展的大背景下，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平阳明代人口发展状况，现存历代县志中均有记录。为了更清晰直观的比较，笔者将能搜集到的历代《平阳县志》田赋、贡赋中所记载的明代户、口数列表如下。
  平阳各代县志中的同时期人口数据记载基本相差不大或大致相同，说明明代户、口数大致也应该就在这些数据上下浮动。通过表格我们发现，明代人口的增长基本是呈下降趋势。从明初到明末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户口数却从五万余户降到只有两万余户，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合常理。翻阅关于明代人口研究的资料发现，这种情况非平阳仅有。据《明会典》等文献记录的明代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明万历六年（1578），北方5省的人口总数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增加了1100多万，而同期的南方9省的人口总数却比明初相应减少了960余万。明朝建立以后的两百多年间，在南北政治、社会条件大致相同而经济发展北不如南的情况下，北方人口比明初有了大量增加，而同期南方各省的人口却明显减少，呈现出了明代人口发展的“北增南减”的奇怪现象。
  平阳临县瑞安的明代人口数据同样如此，“明代瑞安县人口数非升反降”，据俞光分析，这种情况有两大原因，一是官府重赋役轻户口统计，只要赋役原额不减，人口多少无人追究，致使有大量女性未入籍；二是流民与流动人口太多，以致使明代人口统计数据严重失实。平阳、瑞安两县相邻，瑞安的这些原因平阳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我觉得却不仅止以上原因。明代南方地区的户口登记和统计过程中的隐漏现象严重，但官府重赋役轻户口的现象应该是整个明代的弊病，南北均是如此，因此这个原因不可能成为南北人口差异的主要原因。除却人口统计中的隐漏问题外，当时的社会因素也应该是造成人口逆增长的重要因素，试分析如下。
  （一）频繁的天灾人祸。据历代《平阳县志》，明代各种天灾人祸频仍，其中有人死以千计的严重情况更是屡屡出现，当是人口骤减的原因之一，现就严重者摘录如下：
  明洪武八年乙卯七月，大风雨，海溢高三丈，沿江居民死者两千余人。
  二十二年已巳，大饥。
  永乐十二年甲子，大饥。
  二十年壬寅秋，大旱大饥。
  二十二年甲辰秋，大旱大饥。
  成化二年丙戌五月，飓风，大雨三日夜，山崩屋坏，平地水满五六尺，田禾无收，人多淹死。
  二十一年乙巳，南门外火，延烧百余家。
  弘治二年己酉六月间，飓风暴雨，摧屋折木，大歉如成化二年。
  三年庚戌，大饥。
  正德十三年戊寅，风潮，南北二港水暴涨，庐舍漂流，人畜蔽江而下……田禾尽淹，人食腐米。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大饥。
  三十年，饥。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自五月不雨，至闰六月二十八日，大雨，徹五日夜不止，水暴溢三港间，民溺死以千记。
  平阳境内多山，可耕地极少，面对频繁的天灾、人祸，使明地方政府在灾后根本无力赈济，更无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控制灾情。天灾、人祸之后，紧接着必是粮价高涨、疫病横行，许多人又被饿死、病死，其数不可计也。
  （二）严重的倭患。明代的平阳是温州地区倭患最为严重和频繁的地区，同时也是倭寇掳掠的重灾区。学者蔡瑞霞曾将明代温州地区的倭患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洪武二年到嘉靖三十一年之前，倭寇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平阳、乐清沿海，相关史籍记载这183年间有倭寇活动的共23个年次，最多一年有二次的入寇记录，平均约六年一次。嘉靖三十一年是分水岭，这年是农历壬子年，史籍多称之为壬子之乱，壬子之乱直到嘉靖四十一年，是倭患最严重的阶段，史称嘉靖大倭寇时期。这个阶段倭寇从沿海深入内陆，主要是经平阳深入瑞安，由乐清侵入郡城及周边地区，后期甚至入寇泰顺。11年间倭寇每年多次入寇，肆虐四方。嘉靖四十二年后至万历四十五年，倭患平复，倭寇基本在平阳、瑞安沿海骚扰，54年间有11年次共14次入寇，平均约4年一次。”从蔡瑞霞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倭寇在温州地区的侵扰，无论在哪个时间阶段，平阳均是倭寇侵扰首当其冲的地带。查明代以来平阳县志中关于倭寇入侵掳掠的记载，综合整理摘录如下：
  明太祖洪武五年壬子六月，倭舶犯平阳，濒海百姓望风奔逃，平阳所百户王义星夜驰往，寇已登岸，奋击，大破之，寇遁。
  十六年癸亥，倭寇金乡平阳。
  二十六年癸酉，倭寇金乡炎亭。
  二十七年甲戌，倭寇壮士所，副千户王山与战死之。
  三十四年辛巳（即建文三年），倭寇登击炎亭。
  成祖永乐九年辛卯，倭寇金乡平阳。
  十一年，倭犯金乡卫沙园眉石奥，温州卫左所千户所副千户沈忠奋勇与敌，以兵少遇害。
  十五年丁酉五月，倭寇金乡平阳。
  英宗正统八年癸亥十月，倭寇壮士所。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十二月十二日夜，海寇大舰泊钱仓江步，次日突出，纵火劫掠而去。
  二十七年戊午，倭船泊南麂山。
  三十一年壬子春，海寇登岸……掳掠男女。
  三十二年癸丑，倭寇蒲门。
  三十四年乙卯十月，倭船泊南麂山下，至十一月，上将军岭至芦浦复从白沙至十六都北港麻园，闰十一月初三日，温州卫指挥祁高、百户刘敏领兵出哨，被袭，战死，将士死者六十余人。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倭寇自福建出桐水北屯劫府，同知黄钏领兵往捕，贼至，兵尽走，钏遂遇害。
  三十七年戊午端阳日，倭由瑞安渡江至县东登仙坛山，射矢城中，烧劫南门外及岭门，东西牌坊尽毁，喊声震地，数日，复烧东门，凡越两月乃去，男女被杀及赴水者不可胜计。
  三十八年已未三月，倭寇南北交集，复至南门外，直入南北两港，烧劫杀掳男女甚众，越三月乃去，及赴水坠崖者不可胜数，越三月乃去，伤残之馀田畴至不能下种。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濒海余贼流入浙江，官军迎战于连屿陡桥石坪，斩首百余级，新倭复犯石坪，将士乘胜歼之。
  明洪武元年（1368），太史令刘基奏请设立军卫法，全国上下自京师到郡县皆立军卫。洪武二年（1369），设平阳守御千户所等官十八员，旗军一千二百三十二名，隶属温州卫。洪武二十年（1387）置平阳金乡卫。金乡卫是明代温州地区卫所兵防系统中的重要卫所之一，据学者蔡瑞霞分析，“为了防范平阳、乐清沿海一带的倭寇，继洪武初年立温州卫后，洪武二十年又增设盘石、金乡二卫于滨海之地以防倭寇。并置宁村千户所于温州永嘉县，海安、沙园二千户所于瑞安县，蒲门、壮士二千户所于平阳县隶金乡卫，蒲岐、楚门、溢顽三千户所于乐清县隶盘石卫。有明一代，温州地区以温州、金乡、盘石这三卫卫中心的卫所兵防系统的雏形在此时基本形成”。在海港守备上，设置江口水寨和镇下门水寨，于要冲之处镇守平阳门户，并在海岸各处要地设寨口互为呼应。特别是分水隘岭处，这里系浙江与福建交界处，倭寇自福建突袭至此必由此处至平水过牛皮岭，一可至萧家渡本县城外而抵瑞安地方，一可经黄冈至泰顺青田地方且可通桐岭至温州府城等处，遇有声息必调兵过截方可固全浙之南境。万历中期设南麂副总兵，在南麂岛也设兵守卫。南麂岛屿较大且座临深海，山外大洋，别处再无岛屿，倭寇若来一般均经过此处泊歇整顿，可谓倭寇巢穴，从此处若顺风则一二潮可至飞云港，因此侵扰平阳、瑞安的倭寇多以南麂为基地。
  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记载南麂，“南麂山，在县东海中。有平壤数千亩，称饶沃，环海负岛，逋逃之徒易以蕃聚，倭寇每出没与此。其北接凤凰山，山岙阔大，坐临深海，山外皆大洋，别无山岛。自明初以来倭寇皆经此栖泊，恃为巢穴，乘潮御风，直抵飞云港，此哨守要地也”。为对倭寇等进行有效预警，明初在沿海卫所每个千户所均准备“备倭船”十艘，每个百户所准备“备倭船”一艘，每卫五所共船五十只，每只船有旗军一百名，于春夏倭寇猖獗之际出哨，秋冬回守。然而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每百户所置船则增至三艘。平阳金乡卫壮士所，曾因倭寇屡次登犯难以把守而归并于蒲门所。由此可见倭寇活动之猖獗程度。
  倭寇对东南沿海的残暴掠劫和连年骚扰，严重地破坏了该地区的社会生产秩序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使沿海地区的人们遭受极大的损失，百姓流离失所，对明代平阳人口增长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另外，为应对倭寇侵扰，明代实行的的海禁政策也对百姓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明宣德间，海禁政策则逐步趋严，不仅紧缩朝贡贸易的规模，而且连百姓正常捕鱼也被禁止了。明嘉靖间，海禁政策进一步严厉。”这样外有倭寇暴掠，内有严厉的海禁束缚，沿海百姓生活举步维艰，被迫内迁。
  （三）瞒报女性及溺杀女婴的社会恶习。瞒报女性和溺杀女婴的源头在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所谓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种社会陋习在明代的平阳并不罕见，如明隆庆《平阳县志》中记，“恒有多女之家惮于嫁遣，育女多不举者”；民国《平阳县志》莠习中记，“溺女，荒歉之岁贫家难于衣食，往往产女溺之，亦有虑难遣嫁而溺之者。”
  封建社会人口的增长是和当时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所分不开的。据陈剩勇研究，“明代前期200年间人口南减北增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有官方人口登记过程中的隐漏问题，另一方面，南方各省在明代中叶前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因素，例如连续数年的天灾人祸，如嘉靖倭患的肆虐；如水灾、干旱、海潮和瘟疫等特大自然灾害的侵袭；如江南重赋、官府加派导致乡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以及南方各省流行的溺杀女婴恶习所造成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等，都对人口的增长率产生了巨大影响。”总之，明代的平阳可谓是多灾多难，百姓在频繁的天灾人祸及严重的倭寇暴掠条件下煎熬度日，加之社会上隐漏户口和溺杀女婴的恶习等，使得明代的平阳人口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