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距盖竹不到二十里的乐溪（今鹤溪），为陈经邦、陈经正的故里。在宋代时，鳌江潮水可以一直涨到乐溪外垟，今当地还有埠头遗址，可见当年水路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在今水头镇鹤溪社区元底村，还有俗称“陈氏老厝基”的陈氏故居遗址，当年的石砌围墙，有一大段还保存完好。
  据宋许景衡《横塘集》中记载：陈“家多资”，这从陈家能让陈经邦、陈经正二兄弟及其从弟经德、经郛能不远千里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入太学读书，可知其家境之殷实。
  北宋崇宁三年（1104）春，陈经邦在乐溪家居时，曾写了一篇《会文阁记》：“邦自龆龄读书，晚而不倦。虽识见不及于前时，而嗜好有甚于初心，孜孜矻矻，废食忘寝，殆若狂然。家人僮仆皆以痴目之，不自知其为癖也。又如是而益甚，而家人益之以厌。于是谋于家居之前创为书阁，且欲远于家务，庶免家人之所讥议。阁告成，尝试以‘会文’名之。而又凿沼于其前，开圃于其侧，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
  陈经邦、经正兄弟的读书处是“会文阁”，这是没有疑问的。到了南宋庆元五年（1199），还不到百年，陈氏后裔在陈氏祖居前的会文阁中继续读书，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据乾隆《平阳县志》载，当朱熹与门人陈埴、徐㝢、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寻访的“经正书院”，应该就是“会文阁”旧址。而朱熹“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而据更早的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南雁荡山志》载：“朱熹来游……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也可知，所谓的“陈经邦书院”，应该就是当年的“会文阁”。
  如今在南雁荡山东洞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一向都说是陈经邦、陈经正兄弟读书处。但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该观点有误，陈氏兄弟的读书处应该在其家乡乐溪。
  文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会文书阁位“家居之前”。即今天的水头镇鹤溪社区的元底村，在当地，还有陈氏故居的旧日址，元底的地形，与陈经邦《会文阁记》文中所描绘的地形一致。位于峡谷之中，南北两侧都是山峦，峡谷中有两条小溪蜿蜒如带，在陈经邦故居前不远处汇合后，再自西向东流出峡谷。陈经邦是在“家居之前创为书阁”的，并在其前开凿池塘迎溪水入内，正是“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情形。
  而如今南雁荡山中的会文书院，处于华表峰下东洞之中，场地逼仄，地势陡峭，古时没有开凿铺设石阶之前崎岖难行，怎么可能会有人居住呢？又从何谈起建于“家居之前”呢？况且建筑物下是岩石，在古代条件简陋的情形下，不可能专门费尽心力开凿池塘，更不可能有“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景观。纵览明代方鹏、蔡芳、陈玭比、郑思恭和清代潘耒等人的南雁荡山游记，于东西洞景区风景状摹甚详，但独独没有提及东洞曾有过会文书院，清康熙年间的施元孚在专门描写东洞的《仙甑岩记》中，也只字不提书院。
  而在明清之前的元代，著名学者史伯璿（1299-1354）还专程前往瞻仰会文书院旧址，并写了《过陈氏会文书院》诗：“上映棂星下碧溪，群英冠学古今稀。经书世系番山舍，科第家传入荆闱。恩渥九重濡雁荡，文光万丈烛牛墟。门楣底事荒凉易，枯壁寒蝉噪落晖。”如果该书院果真在南雁东洞，那么明清两代前往南雁游览的后学不可能不会去拜谒遗址，更不可能一字不提，可见陈氏的会文书院并非在南雁，更非在东洞之中。
  关于沿袭至今的“南雁会文书院是陈氏兄弟读书处”的说法，在刘绍宽的民国《平阳县志》中对于陈经邦的书阁“会文阁”也有考证：“……则会文阁宜在乐溪矣，旧日志云在浦源，今其地相传犹存遗址，盖后人因南雁山会文书院而附会为之。”而周喟在其《南雁荡山志》中也考证道：“……则会文阁在乐溪无疑。旧志云在浦源，本于谱牒附会，不足信云。”
  综上所述，陈经邦的读书处“会文阁”是乐溪，在清末重建于南雁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和棣萼世辉楼都并非是陈氏兄弟的读书处，至于为什么后来在乾隆《平阳县志》中会将陈氏兄弟的读书处附会到南雁，估计是平阳后学曾在南雁华表峰下建有会文书院，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永嘉诸生林必锦在《游南雁荡记》中就有“入石门楼，昔日会文遗址犹在”的文字，清乾隆年间，平阳教谕卢镐来游南雁，亦有《穿东洞，寻会文书院遗址，……》的诗作。
  而清嘉庆五年（1800）江苏常州人秦鸣雷来游南雁时，更是产生“云是会文书院遗址，南宋时有陈氏子孙读书其中，朱子尝往访之”的误会，这是因为陈经邦、陈经正都写过《雁荡山》诗，都曾在南雁活动过，后人混为一谈，产生误解，也是人之常情。
  此处所谓的会文书院，尽管清光绪八年（1882）陈少文等人予以重建，但素以考据严谨的刘绍宽在民国《平阳县志·古迹志》并未列入。列入的是“旧传宋陈经邦、经正、经一、经德、经郛，孙元普、元胜，曾孙永起读书处”的棣萼世辉楼，而且也通过考证予以了否定：“据《青华集·下涝陈氏十咏诗序》云‘雁山辉萼院始于良翰诸昆，继于端彦诸子’，是初不以辉萼为经正兄弟读书处也……旧志（指乾隆《平阳县志》）载陶亮器诗：‘罗列奇峰插太虚，研覃经义寄山居。联芳棣萼真堪羡，伊洛渊源咫尺馀。’亦修雁志者所伪撰，此条本从删削，惟因旧说相沿已久，删去转以滋疑，故为载，而辨之如此。”
  在古代，人们所说的南雁荡山范围要比现在的大的多，从钱仓的凤山开始，山脉绵延至顺溪，都是南雁荡山的景区。如今的荆溪山一带，还有“南雁门”之说。而有华盖峰、醉翁岩、龙湫等形胜的盖竹，以及乐溪一带山水，都是旧时南雁荡山的范围之内。
  一直到民国周喟的《南雁荡山志》中，盖竹与乐溪还是作为“别巘”列入的，意思是南雁荡山的别枝。
  朱熹当年来平阳，过盖竹，至乐溪，讲学旬馀，完全也可以说是“游南雁山”。这时的朱熹，毕竟已经是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且患足疾，连陪同他的弟子林湜也是差不多年龄的老人。虽然乾隆《平阳县志》记载“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但朱熹并没有深入当时还算蛮荒的南雁荡山东西洞景区，所谓“溪山之胜”，也只是盖竹与乐溪一带的山水风光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以朱熹的水平，到了真正的南雁荡山核心景区，饱览美景，不可能无诗记录的。而有诗的话，以当年已名满天下的他，也是不可能失载的。
  在《全宋诗》卷三〇〇九中，有辑自清曾唯《东瓯诗存》卷八的陈埴的《南雁山》诗，此诗亦见于历代《南雁荡山志》：
  千峰历罢寄山窗，酒力诗狂总未降。月白洞门花落尽，天空华表鹤飞双。崖边瀑雪寒侵梦，涧底笙箫冷韵腔。且喜懒残煨芋熟，不妨久话共秋釭。
  陈埴（1176—1232），温州永嘉人，字器之，号木钟。宋宁宗嘉定间（1208—1224）进士。少师叶适，后从朱熹游。为明道书院干官兼山长，从学者甚众，称潜室先生。历任丰城主簿、湖口县丞等职，以通直郎致仕。有《木钟集》十一卷存世。而诗，就仅有《南雁山》一首存世。
  明嘉靖《南雁荡山志》中，记载有“朱熹来游，山门叶群为主人”。巧的是，而在民国《南雁荡山志》中，就记载有叶群的一首诗，录自《东瓯诗存》：
  石门深窅锁丹霞，倚马西风日欲斜。幽境已无尘俗气，白云尚有翠微家。林间摘句书红叶，涧底烹泉带落花。向晚且从西洞息，碧山明月正堪赊。
  叶群，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辛未科进士，任剑浦主簿。叶群的生卒失考，但根据其考中进士的时间，在朱熹来游南雁时，叶群起码也已是古稀老人了，鼓动大家去游南雁东西洞的可能性，估计也不大了。不过，叶群在热情招待朱熹等人时，对南雁核心景区风光的描述，肯定是能激发陈埴的游兴的。
  陈埴当时陪同朱熹来游南雁时，正值二十多岁的青年。年轻人普遍好玩，所以完全可能在朱熹讲学的过程抽空去游览一番名胜的。至于叶群是否有陪同或派人陈埴前往南雁，或者在不久之后，陈埴又自己重新来游南雁，现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陈埴的诗中的“山窗”“洞门”“华表”等景物描写，可知他是去了南雁荡山核心的东西洞景区的。而从诗中“花落尽”“共秋缸”的描述来看，不像是写于早春二月的，所以是日后再来游览的可能性更大。毕竟陈埴是温州永嘉人，离南雁荡山还是不算远的。
  倒是林湜有一首《游南雁荡山》，见于历代《南雁荡山志》，很是值得玩味。诗云：“养静山僧卓锡随，跻攀绝顶共寻奇。鸟歌花笑如曾识，天霁风清似有期。乾洞夜明通日月，灵湫春暖起云霓。投簪归老还忧国，药径前头采紫芝。”从“灵湫春暖”的描述来看，此诗写于春天，而“投簪”比喻弃官，陪朱熹前来盖竹的林湜时年六十八岁，已经致仕，告老还乡，而当时宋朝“党禁”正严，林湜心忧国事，的确是“投簪归老还忧国”。
  为此，笔者大胆推测，林湜此诗便是写于陪同朱熹来盖竹之时，因为盖竹位于南雁荡山景区范围，完全可以署题《游南雁荡山》。因为盖竹有始建于唐乾宁间的东山院，游览时有“山僧卓锡随”；有龙湫，即诗中的“灵湫”；有见于元代张天英《游盖竹山》的“晓洞”，即诗中的“乾洞”，至于“药径”，并非实指如今南雁东西洞景区的采药径，而是虚指，自古以来，诗人作品中关于“药径”的描写也是很多的，如南宋温州人赵师秀就有《采药径》诗：“十载仙家采药心，春风过了得幽寻。如今纵有相逢处，不是桃花是绿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