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朱熹到了盖竹，有没有讲学，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当时盖竹学风正盛，学子又多，且宋时建有东山书院，因此在盖竹讲学是完全有可能的。
  明代宋濂《平阳林氏祠学记》载：“今平阳盖竹之林氏，立祠于始迁之祖之墓而祭之。祠后为斋，曰‘思孝’，以会其族人。复立祠于左偏，祀晦庵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千之、起鳌及其父阳江君配祀。”根据这段描述，林氏建祠，当中供奉的既不是林氏先祖，也不是孔子，而是朱熹，这说明朱熹对盖竹林家影响之大，由此可以反证，当年朱熹是有在盖竹讲学，其学说一直到明初，还深深地影响着盖竹的林氏学子。
  民国水头周喟在《南雁荡山志》中，也引用了宋濂的此文，说：“按，观此及《晦庵集·过盖竹》作二首诗，可为朱子尝至南雁山之证。”
  浙江大学硕士何生根先生曾考察浙江各地与朱熹有关的诸多书院，并在2002年发表的《朱熹与浙江书院》一文中说：“与朱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书院，后来大多数都立祠祭祀，或供其像于书院。朱熹在书院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便对书院的内容有较大的影响，祭祀朱熹的书院一定以程朱理学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便遵循格物致知的路子。比如，乾道年间朱熹曾讲学于乐清县的艺堂书院（后改名为“宗晦”），由咸淳年间邑令郑滁孙改建，聘乡先生胡子实教授。胡便精于“四书”，讲解详明，深契要旨……一些仅仅因为朱熹名声而奉祀他的书院，象元大德二年（1298）建于鄞县的郧山书院，在历经拓新重修后至天历年间，教学内容主要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康熙年间建于杭州的紫阳书院，其学规便乘从“白鹿洞条规”。这些仅因为尊崇朱熹而祀之的书院还有：月湖书院（鄞县）、高节书院（余姚）、敷文书院（杭州）、丹山书院（象山）、东湖书院（鄞县）、丽正书院（金华）、甬东书院（鄞县）、衢讲舍（西安）等等，以上分析足以证明朱熹对浙江书院以至书院教育的广泛影响。”
  朱熹到了盖竹做一番停留后，继续前往南雁山，寻访陈经邦、陈经正的书院。清乾隆《平阳县志》载：朱熹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至经正书院，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关于“会文书院”，一直以来，都说其又名“会邱书院”。据目前我所看到的文献，最早出自康熙《浙江通志》卷十八载：“会丘书院，在南雁荡，陈经正、经邦读书处，朱文公题额。”其后的清乾隆《平阳县志》卷之三《建置上·学校》载：“会文书院，一名会邱书院，在雁荡山，宋陈经正等读书处，朱文公题额。”这个“一名会邱书院”的说法，应该是沿用《浙江通志》的内容。之所以“丘”成了“邱”，是因为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圣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并加“阝”旁为“邱”。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十七中，在转载康熙版《浙江通志》时，便将“会丘书院”作“会邱书院”。
  然而，查考康熙之前的地方文献，并不见有“会邱书院”的记载。民国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寺宇”载：“案，陈《志》：“朱熹来游，山门叶群为主人。熹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陈端彦书院曰‘棣萼世辉楼’，叶群书院曰‘毓秀’，朱梦良书院曰‘聚英’。”“陈《志》”，即明代嘉靖嘉靖三十六年（1557），邑人陈文源、陈玭编成《南雁荡山志》，文中不见有“会丘”的记载。
  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寺宇”中的“会文书院”条目载：“郑《志》：“书院曰会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盖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废址。”
  文中的“郑《志》”，即明末郑思恭的《南雁荡山志》，文中亦不见有“会丘”，但却明确指出，盖竹林氏建有书院。
  那么，到底有没有“会丘书院”这个名称呢？
  首先，我们说下，在南宋时期，书院有没有可能以“丘”为名。
  孔子的名讳，在古代称为“圣人讳”或“圣讳”。在宋朝，孔子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宋徽宗时，曾接连下诏避“圣讳”。
  十八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一代儒宗”钱大昕（1728—1804）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避讳改郡县名”条的宋代部分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避孔子讳，改瑕邱县曰瑕县、龚邱县曰龚县。”钱大昕著述于清乾嘉年间，避圣讳，故书“丘”为“邱”。
  为避孔子名讳，宋徽宗先是下诏改了县名，接着又下诏改封孔子弟子曾参等人的爵号。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在《文献统考·学校五》中记载：“政和元年（1111）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诏：‘孔子高弟子所奉侯爵与宣圣名同，失弟子尊师之礼。今乞以瑕丘侯曾参改封为武城侯，宛丘侯颛孙师为颍川侯，龚丘侯南宫縚为汶阳侯，楚丘侯司马耕为洛阳侯，顿丘侯琴张为阳平侯，瑕丘伯左丘明为中都伯，宫丘伯谷梁赤为洛陵伯，楚丘伯戴圣为考城伯。”
  从宋徽宗开始，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被列入帝王之列，享受回避名讳的尊荣，由此也开启了后世避孔子讳的先例。之后，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平民百姓，从书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敬而避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不一而足。
  在北宋徽宗时，就已经为避圣人讳，把一个县的名称与原有的孔门高徒封号都给改了，到了南宋时，读孔圣人的读书人书院，怎么可能还会不避圣讳，而直以“丘”命名呢？更何况，陈经邦、陈经正还是程颐的及门高第，深受儒家学说淫浸，并非不知礼数的山野村夫。再说了，即便陈氏不懂规矩，那作为一代儒宗的朱熹，又怎么可能会直书孔圣人名讳的呢？
  况且“会文”二字，是有出处的，即《论语·颜渊》中的“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而“会丘”二字，笔者遍翻诸家经典，却是怎么都找不到出处。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会丘书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鲁鱼亥豕，误“文”为“丘”，纯属康熙《浙江通志》误记。而后世不辨所以，以讹传讹，以致谬误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