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朱熹从小就受到“二程”洛学的熏陶。其父朱松是洛学的崇拜者，师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也遵父命，师事受洛学影响的刘勉之、刘子翚、胡宪等人，后又受业于“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
  而平阳学统的发端者北宋乐溪人陈经邦、陈经正兄弟，是程颐的及门高足，由“二陈”传入的洛学在平阳广为传播后，一时文风大盛。当时平阳很多读书人不满足于只在乡里学习程门理学，而是直接追随当时的理学代表人物、程门四传弟子朱熹求学。
  正因为朱熹与平阳学人都深受洛学熏陶，可谓师出同门，而朱熹的平阳弟子又多，朱熹对平阳的学人自然是有好感的。加上盖竹的林拱辰为淳熙八年（1181）进士，与朱熹同朝为官，且立朝刚直，不依附史浩与韩侂胄，政治观点与朱熹完全一致，朱熹年长于林，算是忘年交好，另外，林拱辰与朱熹的弟子林湜为同族，平日多有交集。
  因为综上所述的这些渊源，当朱熹来到与浙江平阳接壤的福建福鼎后，便在平阳众弟子的陪同下，率弟子们由闽入浙，前来平阳。
  朱熹当时已经是七十高龄，加上又有足疾，福鼎到平阳盖竹，路途遥远，若跋山涉水，太过劳累，因此朱熹前往盖竹很有可能是福鼎秦屿的潋村附近入海，坐船过东海，朔鳌江而上，来到盖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林湜居松山（今苍南县桥墩），但松山一带都没有朱熹曾经到访过的传说的原因。因为朱熹来平阳，目的是到盖竹，并由盖竹再去寻访程门高足陈经邦、陈经正兄弟两位前辈读书讲学的地方的。
  在没有改道之前，宋代的鳌江的河道，是经过盖竹前面的，鳌江岸边有埠头，行旅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很是繁华。现在当地还有“埠头”这样的地名，就是当年鳌江上岸的码头。
  朱熹来到盖竹后，登临林家江楼，倚栏远眺，见群峰、渔舟历历在目，不仅想起自己的跌宕生涯与时下遭遇，遂慨然而作《过盖竹二首》。诗曰：
  二月春风特地寒，江楼独自倚栏杆。个中讵有行藏意？且把前峰细数看。
  浩荡鸥盟久末寒，征骖聊此驻江干。何时买得渔船就，乞与人间画里看。
  要看懂这两首诗，必须要了解“行藏”于“鸥盟”这两个典故。
  “行藏”典出《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对弟子颜回说：“国君任用我，我就去出仕；不被任用，我就退隐。我想只有我和你才有这种进退的方法。”后因以“行藏”指出仕与退隐。
  “鸥盟”典出《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往而不止。”唐人陈子昂《答洛阳主人》诗云：“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后因以“鸥盟”谓与鸥鸟为友，比喻隐退。宋陆游《夙兴》诗：“鹤怨凭谁解，鸥盟恐已寒。”
  从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此时宦海浮沉多年，已生倦意，更萌生退意了，此时的他要买“渔船”，“小舟从此逝，江海度馀生”了。
  据乾隆《平阳县志》卷十七《人物下·流寓》载：“宋朱熹，淳熙间为浙东茶盐提举，来瓯，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辈同游南雁山。至经正书院，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乾隆《平阳县志》记载了朱熹前来平阳，并到南雁山寻访陈经正书院的盛况，但时间弄错了。
  据《宋史·朱熹传》载，“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秦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淳熙八年（1181）夏秋之间，浙东一带水灾不断，造成严重的饥荒，而以绍兴府尤烈。同年八月，由宰相王淮荐举，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负责浙东地区的赈灾事宜。朱熹一面上书朝廷，筹备赈灾的钱粮，一面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推行荒政，经常忙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朱熹切实的赈灾举措和其道学人格，使朱学在浙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朱熹在浙东劾奏前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罢官奉祠。
  朱熹在任浙东茶盐提举时，赈灾事务繁忙。而早春二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是赈灾工作重中之重的时候，恪尽职责的朱熹，怎么可能还好整以暇，腾出大把的时间，带着弟子们到处闲逛，而且还跑到远在浙南的平阳南雁呢？况且在《过盖竹》诗中流露出来的浓郁退意，也不是正在仕途中的朱熹该有的心境。
  因此，朱熹来平阳的时间不是在淳熙间，而是十年后的庆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