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民国《平阳县志》为客居东瓯江西宜黄符璋（聘之）与邑人刘绍宽（厚庄）两先生同纂。编纂工作始于民国四年（1915），历十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成书付梓，真所谓“十年磨一剑”“十年辛苦不寻常”。在这十年中，尤其是符璋先生因故他去后，绍宽先生独力扛鼎，此间种种辛苦他在跋语中未一字提及，但如鱼饮水，寒温自知。从事过志书编纂的人都能理解，我想两位先生差可自慰的，他们为平阳父老乡亲和为浙江留下了一部文献价值很高的志书。这部志书业界早有定评，用洪焕椿先生在《浙江方志考》中话说，即民国《平阳县志》“为近代浙江方志之佳作”。我以为这是对民国《平阳县志》最允当的评语，确然无疑。
  我国历来有修纂地方志的传统，所谓“国有史，郡有志”是也。回溯千年以上的地方志编纂史，著作如林，无虑千万，但真能称得上名志佳志者毕竟是少数，其因盖在旧时官府编志虚应故事，交差了事。可民国《平阳县志》不如是，而是学者修志。别的不说，卷一《舆地志一》上有“青田徐则恂校”字样。徐则恂，号东海，青田人。清末诸生，后参加光复会。杭州光复建有功勋，曾任陆军中将。虽成武将，但实为文士，民国间在杭州建有东海藏书楼，编有《修正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就中可以看出，他对舆地素有研究，学识渊博，可见编纂队伍之强。至于符、刘二位，都是学养深厚的宿儒，他们没有硕博学历，其学问见识我看绝不在今之博导之下，不然怎能编得出一部体例之善、搜罗之善、考据之善和叙述之善的“四善之志”？尤其难得的是，如聘之先生所言，此志以文献为准的，“补正旧日志者无论矣”，举凡一统志、省、府志书有沿袭而误者，均“随条辨明”。孙诒让先生《温州经籍志》世称精核，而民国《平阳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孙家又尽出藏书以供阅览，搜辑资料。然而在引用《经籍志》时，发现其中有差讹时亦加订正，这种“严为别择，不同书抄”的科学态度是那样的可敬可佩，亦可为今日编纂新方志者鉴戒。
  当然，限于时代和科学认识的限制，此志对平阳“矾矿”的记载似有过于简略之嫌，在《食货志》五“矿石及岩石部”中，对明矾石的记载不足五十字，但在此志编纂时，已有林赞卿等创办东瓯明矾实业公司进行开采，《平阳志》无一提及。以我臆想，可能与本志《凡例》“最须字字皆有来历，不能向壁虚造”有关；再是，与从前旧志的通病，重视人文忽视经济有关联。这种情况在《咸淳临安志》同样存在，《咸淳临安志》以详赡为世所重，然杭州刻书业自宋时已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产业，北宋太宗时屡下圣旨令国子监将校定之经史子集交杭州镂板刊印，后成定例。南北宋之际学者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中亦言：“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但翻看《咸淳临安志》却无一语道及，原因恐与《平阳志》同，故而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我以为现在有个很好的现象，就是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总结历史，开启来者。据我所知，现今有些省会大城市自新千年来都在做这件有意义的工作，例如杭州、广州都在进行，或称之文献集成，或称大典等等，除收录当地先贤著述外，历史上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志书皆在整理标点之列。东瓯为文化之邦，宋时即有全国影响的永嘉学派，为吾浙之光。如今温州文献整理亦在开展，成果斐然。乐清有文献丛书之编，卢礼阳、詹王美两先生校注邑人蒋叔南重修之《雁荡山志》即在其内。今又有平阳县图书馆赵丹等先生民国《平阳县志》点校本问世，这都是瓯地学者重视乡邦文献整理之例证。近年来陆续问世的还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些都是瓯地学者为温州文献整理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这部《平阳县志》初印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其时白话文虽已提出，然尚未流行，志书的执笔者和刘绍宽先生编纂全稿都是用当时流行的文言文撰写。据赵丹先生在点校本《后记》中说，他们鉴于这部志书在平阳县图书馆地方文献借阅记录中还居高位，故而决心加以整理和标点重印，克服种种困难，耗时近三年终于完成这件有意义的工作。又恰逢整理结束时为刘绍宽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我想这也是对先贤的最好怀念。厚庄等先生编纂此志时不计名利得失，“累年不支脩脯”，可说是呕心沥血为家乡人民留下了一部好书，是平阳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文献的汇总。我对聘之、厚庄两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此志点校本行将出版之际，赵丹先生索序于我，对瓯地先贤感佩之余，写了以上的一些话，权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