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从台湾回来，项经川受到鳌江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在温州地区军管会负责人龙跃同志鼓励下，项经川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平阳中学首任校长，年冬当选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正当项经川同志事业人生一片光明之际，谁知政治风波不期而至。从1951年3月进革大浙江分校学习，到1953年3月调温师任语文教员，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工作变动，预示项经川同志政治上遇到不顺利。这其中有他1950年秋为家庭成分申辩引起的麻烦，也有两年多台湾避祸生涯的后遗症。
  1955年夏，项经川同志奉命参加温州市中等学校肃反学习班。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年1月，项经川从下放到永嘉县三溪公社开始，先后在农业生产队、基建队、公路工程队、水库工程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直到1962年6月，调到温州六中任语文教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项经川同志受到冲击，被剥夺教书权利，在校打扫卫生，洗厕所，倒痰盂。次年，被当做“叛徒”“特务”打入牛棚，经常遭到人身侮辱和非人的虐待，多次被迫写检查，写材料，但是项经川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缩小，不诬陷任何一个人。
  在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项经川不是想怎样为自己辩解，而是通过学习来排除政治上的压抑。从他写的日记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多么爱看书。五十年代末，他先后写成了《陈再华烈士牺牲前后》《一次极有味的讲演》《两次见到了刘英同志》《山田泥鳅》等文章。这些文章体现了项经川同志丰富的内心世界。生活的艰难压不垮他，山田泥鳅让他想起山民成武老父子待客的真情，还有1927年鲁迅演讲的情景，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同志的风度，这些人生中美好的记忆深深铭刻在项经川同志的内心深处。
  难能可贵的是，在人人自危的文革岁月，项经川同志还三次给著名作家茅盾写信，建议茅盾写一部鲁迅新传，并问了一些敏感的问题。茅盾三次回复，并建议项经川咨询冯雪峰。之后，项经川同志两次写信给冯雪峰，冯雪峰亦两次回复，附寄一份三十五页有关鲁迅著作的材料，并允许摘抄后寄还。项经川同志与著名作家茅盾、冯雪峰素昧平生，却有如此深入的书信交流，还是在文革动乱期间，让人惊叹。项经川同志还坚持写日记，从1951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去世前一天。五十三万字的日记，字里行间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就在去世前半个月，他惊闻周总理病逝噩耗后，还在日记里写下“且甚觉悲痛，一面为国家民族担忧”之语。
  项经川虽然历尽坎坷，却始终乐观豁达。文革后期，王思翔（张禹）、李华、孔望光、陈敏俐等学生先后上门拜访老师，项经川也去看望陈力萍、黄盛元、陈孝中这些学生，他们本以为老师屡受打击一定憔悴不堪，却欣喜发现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只是清瘦了些。交谈之中，学生再一次从项经川老师的言谈和风范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一如从前学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