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项经川同志任教于鳌江小学，抗战胜利后任鳌小校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平阳中学首任校长。他对国家民族热爱，对革命事业忠诚，对后辈学生关心。在战火纷飞、国难当头的岁月里，他引导一批有志青年走上救国之路，被后人称为“平阳革命青年的导师”。
  风雨人生，志向不凡
  1909年12月，项经川出生在鳌江镇徐家站的大户人家，也是一个书香门第。祖父项雨农早年师从江南张家堡名儒杨镜澄，曾任平阳县参议长、平阳县学堂校长。父亲项诒铸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项诒铸对项经川管教严格。项经川在回忆父亲的文章提到——“我胡为，他会打我；我赖学，他会关我在厕所里。我怕他，敬他，却并不恨他。”项诒铸的思想开明，他很尊重儿子的看法和意见，鼓励经川“你应该有你自己的主意”。项经川不信神佛，厌恶家人崇拜偶像，他撕了灶神像，拿掉文昌帝君的木偶像，倒了香炉的灰，把空香炉藏于衣柜。祖母和母亲自然不高兴，但是父亲项诒铸却哈哈一笑，显然是赞许儿子这番举动。
  父亲项诒铸是项经川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他和儿子谈革命，也谈共产主义，虽然他自己是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项经川从父亲的身上感受到革命的气息，这对他日后在风雨人生中立下志向，追求共产主义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项经川对求学很在意也很用功，这是旧时中国书香门第的传统。1927年，项经川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工学院，这所大学有很多共产党人任教，瞿秋白就是其中之一。其间，项经川还先后在上海英语专修学校、上海日语专修学校学习英语和日语。在上海劳动大学求学时，项经川听过鲁迅、茅盾等人的讲课和演讲，进一步接触了进步思想。他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也注意了中国社会情况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开始信仰马列主义。上海的求学经历，对项经川的人生意义重大，因为“那里边有鲜明的形象和崇高的理想”。
  项经川的进步思想和革新精神也体现在他自己的婚姻上。他的结婚仪式也是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结婚前一天，项经川在家门口贴一张大红纸，上书“禁酒三天”四个大字。结婚当天，没有大红花桥和凤冠霞帔，没有笙箫鼓乐，新娘就坐着双人抬的竹兜而来，项经川自己出门接媳妇，两个新人携手进家门。这场婚礼让双方亲友和地方人对项经川的豪迈性格与革新精神深为敬佩。
  1931年，项经川进入鳌江中心小学任教。鳌江中心小学也是经川的母校，鳌江人称之为鳌江公学，颇有声誉。“九·一八”事变进一步激发了项经川的爱国热情，他决心为国家和民族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鳌江中心小学当时还是比较传统守旧，缺少活力。项经川在教师和学生中宣传抗日救亡，动员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杜贤宏、陈旭东、陈继修，发起组织文艺书报社。他们制订章程，筹集资金，购买大量进步书刊杂志，并把读书会扩大到校外，得到一些进步士绅的支持，影响了鳌江的社会风气。
  投身革命，不畏艰险
  项经川在鳌小教书时，经常与王栻、吴景荣等回乡青年议论时事，1934年、1935年，他与陈棣生等志同道合者先后创办《北风》和《市街》杂志并担任主编，工作得到挚友、广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陈再华的支持。其间，项经川从陈再华学会了用面粉水在旧杂志上写字，用碘酒显字来传递信息的技巧。《北风》《市街》的文章思想倾向遭国民党平阳县党部非难，也常为地方守旧势力不满。
  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项经川和王栻等鳌江青年马上行动，从收音机中记录战地消息，先是每天抄成大字报贴出，后来油印出来分发，取名《战报》。“八·一三”第二天，正式出版铅印《战报》，除了报道战事情况，还配了许多小评论文章，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平报》前身。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项经川与王栻、陈棣生、杜贤宏、范德周、黄藻如（儒）、翁奇玉、王伯琳等人成立了抗日救亡团，接着又创办平阳临时中学，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在不到几个月时间里，发展了团员三四千人。救亡团活动热火朝天，每天凌晨集中鳌小，军事训练结束后，跑步上街高呼抗战口号。新生剧团在鳌江、万全、江南、北港一带，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青年男女高唱抗战歌曲。
  1938年年初，经刘英同志批准，同意项经川入党。五月，临时省委秘书长黄耕夫秘密来鳌江，在鳌江小学主持入党仪式，成立直属浙南特委领导的鳌江中心支部，项经川任支部书记。同时宣誓的还有杜贤宏、陈素瑶两人，以后又发展了黄藻如、林巧丐两位同志入党。
  1938年年底，平阳临时中学被勒令停办，阮世炯、金冶、孙国栋、周月仙、方严娟等十四名临中学生，通过项经川老师的介绍，找到闽浙边临时省委秘书长黄耕夫，以新四军平阳留守处的名义，介绍参加皖南新四军。此后，平阳政治形势有了变化，项经川的革命言行被平阳反动当局密切关注，他在鳌小也受到反动势力的排斥，组织经过考虑，指示项经川和杜贤宏转移到丽水。1939年春，项经川到了温州，刘英同志派人约项经川见面，并有一番深入交谈。
  从1939年春至1945年春，项经川同志为避祸和生计的缘故，辗转多方。其间，他还被国民党平阳县长张韶舞“惦记”，又遭遇脱党和多年寻找组织无果的打击，虽然如此，那些年还是帮助不少前来投靠避难的党内同志和学生。1945年8月，王载纮邀请项经川来接手鳌江小学校长一职，在亲戚黄藻如力促之下，项经川出任鳌小校长。次年10月，在全县童子军检阅中，因为鳌小学生在演讲比赛中内容涉及到反内战，国民党县党部官员大为震怒，项经川无奈辞职带着学生再次逃亡。1948年冬，他在台湾接到家乡地下党员黄庆生的来信，知道平阳革命形势的最新动态和发展，心甚欣喜。1949年5月，项经川化装成渔民，一行六七人乘木帆船在海里颠簸摇摆两天，终于在温州上岸，革命生涯揭开崭新的一页。
  师友交往，情深义长
  项经川童年发蒙时，性颇嬉顽，后转到鳌江公学，遇到严厉且开明的宋伯光老师，吃了一记戒尺。宋伯光老师的管教得法，使项经川的学习豁然开窍，成绩跃居年级第二。1945年6月，项经川在鳌江小学四十三周年校庆时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宋伯光老师》，对老师感恩之情跃然纸面。
  陈再华是项经川挚友和敬佩的人，两人对国家前途族命运的看法颇多相同，交谈争论之际，引为知己。1935年1月，陈再华在广州牺牲。消息传来，项经川心情极为悲痛，他在文章形容“同时觉得眼前一黑，像夜行中给人抢去了灯笼”。当陈再华烈士的棺木运到鳌江码头时，项经川带领鳌江小学高年级学生肃立江边，向烈士灵柩鞠躬致哀，使学生受到一次革命启蒙教育。为了弘扬陈再华烈士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理想，项经川搜集烈士的文章、译作和书信，冒险编辑出版了《再华文拾》。他自己也为这本书写了《陈再华君传略》和《再华文拾题记》两篇文章。
  黄藻如烈士是《平报》创办人之一，他文学功底深厚，笔锋犀利。他任《平报》主编期间，所撰写社论文章常常触怒当局，《平报》查封时被捕，后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将其释放。1947年初，黄藻如避祸台湾，然初衷不改，继续用手中的笔针砭时弊，以致1949年5月又一次被捕。项经川在无从营救的情况下，冒险搜集刊载黄藻如在台湾发表杂文的报纸并带回家乡交付其后人，体现了他对战友和亲人的高尚情怀。
  在浙东、浙西避祸奔波的那几年，项经川接待掩护了不少革命同志和学生。学生李士俊，项经川介绍他进金华《浙江潮》杂志社接替自己的工作，并鼓励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下党员何刚逃脱特务的盯梢，到桐庐找到项经川，项经川留宿他两个多月。学生许布洛、宋廷铭、杨力航等人从鳌江来到堰口，要到苏北找新四军，项经川为他们办好去苏北的通行证，使之顺利成行。中共义乌县委书记王平夷在浙东无法容身，陈素瑶拟去昌化中学，他都为他们掩护。哪怕在自己窘困之际，项经川待人还是一如既往，坦诚相待，慷慨相助。
  历尽坎坷，矢志不渝
  从台湾回来，项经川受到鳌江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在温州地区军管会负责人龙跃同志鼓励下，项经川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平阳中学首任校长，年冬当选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正当项经川同志事业人生一片光明之际，谁知政治风波不期而至。从1951年3月进革大浙江分校学习，到1953年3月调温师任语文教员，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工作变动，预示项经川同志政治上遇到不顺利。这其中有他1950年秋为家庭成分申辩引起的麻烦，也有两年多台湾避祸生涯的后遗症。
  1955年夏，项经川同志奉命参加温州市中等学校肃反学习班。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年1月，项经川从下放到永嘉县三溪公社开始，先后在农业生产队、基建队、公路工程队、水库工程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直到1962年6月，调到温州六中任语文教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项经川同志受到冲击，被剥夺教书权利，在校打扫卫生，洗厕所，倒痰盂。次年，被当做“叛徒”“特务”打入牛棚，经常遭到人身侮辱和非人的虐待，多次被迫写检查，写材料，但是项经川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缩小，不诬陷任何一个人。
  在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项经川不是想怎样为自己辩解，而是通过学习来排除政治上的压抑。从他写的日记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多么爱看书。五十年代末，他先后写成了《陈再华烈士牺牲前后》《一次极有味的讲演》《两次见到了刘英同志》《山田泥鳅》等文章。这些文章体现了项经川同志丰富的内心世界。生活的艰难压不垮他，山田泥鳅让他想起山民成武老父子待客的真情，还有1927年鲁迅演讲的情景，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同志的风度，这些人生中美好的记忆深深铭刻在项经川同志的内心深处。
  难能可贵的是，在人人自危的文革岁月，项经川同志还三次给著名作家茅盾写信，建议茅盾写一部鲁迅新传，并问了一些敏感的问题。茅盾三次回复，并建议项经川咨询冯雪峰。之后，项经川同志两次写信给冯雪峰，冯雪峰亦两次回复，附寄一份三十五页有关鲁迅著作的材料，并允许摘抄后寄还。项经川同志与著名作家茅盾、冯雪峰素昧平生，却有如此深入的书信交流，还是在文革动乱期间，让人惊叹。项经川同志还坚持写日记，从1951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去世前一天。五十三万字的日记，字里行间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就在去世前半个月，他惊闻周总理病逝噩耗后，还在日记里写下“且甚觉悲痛，一面为国家民族担忧”之语。
  项经川虽然历尽坎坷，却始终乐观豁达。文革后期，王思翔（张禹）、李华、孔望光、陈敏俐等学生先后上门拜访老师，项经川也去看望陈力萍、黄盛元、陈孝中这些学生，他们本以为老师屡受打击一定憔悴不堪，却欣喜发现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只是清瘦了些。交谈之中，学生再一次从项经川老师的言谈和风范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一如从前学生的时代。
  百年师表，垂范后世
  项经川关心爱护学生，学生特别愿意接近他。在鳌小当教师时，他的宿舍就在学校小礼堂后面。在他朴素整齐的宿舍里，有相当多的书籍，每本都盖着“文学研究会”篆文印章。有学生来了，他就放下手头工作，解答孩子们各种有趣的问题，向他们推荐《铁流》《西行漫记》这些进步书籍。
  学生们记得，“九·一八”事变后，他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东北三省的同胞正过着屈辱的亡国奴生活。亡国奴是什么？小学生们并不懂得。“亡国奴比死了爸爸的孩子还可怜，还受气，人的生命也没保障，被打死了，还不如一条狗呢！”项老师沉痛的话语，在学生幼小的心灵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项经川同志待人真诚，与人为善，他身上有一股书生气，遇事总往好处想。在1939年那场风波中，他虽然受到攻击，但为了抗日救亡大局，他诚恳地向鳌小校长也是他的同学表明，不计个人的交恶，愿意合作到底，并说“站在抗战救亡的立场上，我没有一个不可与其合作的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嘱咐小儿子项一汀，日后组织上若给他平反，拿到补发的工资替他先交党费。
  项经川老师对子女的教育也像他自己的父亲，严厉而开明。他反对体罚学生，对自己孩子也一样，总是循循善诱，哪怕盛怒之下，也坚持以理服人。一雷、一非两兄弟小时候有一次逃学，他发现后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和颜悦色说了一通道理后离开，却让儿子们记住这次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一汀有一次与邻居打架，鼻子流了血，经川前辈没有因为是别人的错就袒护儿子，而是严肃地对一汀说：“因为你父亲是老师，我没教你去跟别人争什么，更不能打架。”
  项经川老师有四子二女，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六个子女个个成才。长子项一雷参加志愿军，转业回乡后在温州三电办工作。次子项一非是复旦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有多项发明和专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三子项一贯是中学高级教师，先后任温州第十二中、第八中副校长。项一汀是小儿子，现任中外合资公司董事长。六兄妹承继家风，事业有成，姑嫂妯娌，相亲友爱。
  项经川同志1976年1月26日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1979年，中共温州地委批复，项经川同志右派错案平反。1983年，金冶、李华等学生发起举行项经川等四同志纪念会。1986年11月，中共温州市委批复，恢复项经川同志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