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救亡学校结束前几天，杨进同志找到我。他奉命从上海向家乡红军传递中央文件，动员我并向黄先河同志建议调我到上海工作。我问：“为什么要去上海？”他说：“上海外围有许多抗日游击队，我们上海党组织要争取他们参加新四军。”我被调出，跟他一起到平阳县政工队活动一个多月。他一面为我们筹集去上海的路费，一面了解联系几位能参加革命的积极分子。
  1938年4月，我和他从鳌江乘海轮到上海。不久，何克希同志来认识我并向我讲授抗日统一战线等知识，给我看一本用毛边纸油印的、已被传阅得破损的毛主席《论持久战》讲稿。组织上为我们包了客栈的小房间，一个多月里，从江阴游击队来汇报工作和从我家乡来的个别同志，如刘史明、朱敏中等，先后都曾来住过，我也曾奉命到难民收容所里找准备参加革命的青年谈话。夏天，杨进同志被分配到无锡邓本殷部队工作，我被分配到江阴、武进之间的梅光迪游击队工作。我从上海乘火车到常州，转到焦溪、西石桥，见到了分别一个来月的领导人何克希，才知道他已经下乡，并是这支游击队的党代表。江阴游击队在反击国民党忠救军的摩擦进攻战斗中，边打边转移，秋天到达茅山地区和陈毅司令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会合，被命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上海党组织派下乡的吕平（李一平）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我在吕主任身边当干事。没几天，陈毅司令把老二团的徐绪奎同志和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同志都调到三路军，还特地请军部调了三位无锡籍同志，即王新、龚鹏佐、包厚昌同志来担任三个主力连的政治指导员。包厚昌同志和刘史明同志在三连，刘任连长。部队在参加丹阳延陵反扫荡的激烈战斗后，奉命转移到武进毗无锡的戴溪桥镇整训，不久即和叶飞同志的老六团会合，组成了“江抗”总指挥部。在东进之前，上海党组织向新四军要求调回几个干部，因难以调出，何克希同志便派我回上海工作，并带去从苏南筹集到的一点款子（钞票、银元约一百来元），作为党费，交给上海地下党。这之后，我在吴江、“江抗东路政治部”、太仓、“江抗”教导大队等，时而做新区工作，时而回部队做培训干部工作。谭震林同志到东路之后，我们部队活动地区从苏（州）常（熟）太（仓）扩展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等地。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随部队多次转战于江苏大江南北。我后来才知道，我有两位同学、革命烈士和我们并肩战斗在江南水乡：一位是我在水头小学念书时的同桌女同学林心平，在宜兴被日寇枪杀后，敌人还用硝镪水化掉尸体，林心平是杨进胞妹，父亲林介人是老中医，为红军医治过伤病员。老先生一家革命人。另一位男同学周亦航，他也曾和我一起在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里学习过。抗战期间，在苏州吴县被清乡的敌人包围，不幸牺牲。他是周饮冰烈士胞弟，兄弟同为革命献身。
  抗战初期几年间（1938—1941），我们战斗生活在阳澄湖畔和太湖之滨。这里是典型的水网地区，处处是湖河港汊，村村隔水相望。而我的老家平阳是山峦重叠，“青山横北郭”。浙南的崇山峻岭是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民和红军启发了我的革命意志。苏南的水乡泽园是我的第二故乡，苏南的人民和新四军培育我成长。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故乡和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