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的家乡在温州平阳县北港区水头镇，在大山区和沿海的结合部，位于鳌江的中游。
  1931年，我12岁，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件，侵占我东北三省，以后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在河北省培植冀东傀儡政权。国难当头，我听着唱着许多抗日救亡歌曲，像“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农工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园课堂……”慢慢长大。
  我16岁那年，因家庭无力供我读书，被送到鳌江一家绸布店当学徒。我感到很苦闷，有空就偷偷自学。读不懂的字句和事情，就登门请教熟悉的学校老师和老先生。当地有一位中学老师，叫梅康，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问我：“你觉得国民党共产党哪个好？”我说：“我不管什么党，谁坚决抗日、爱护老百姓，我就拥护谁。”他说：“这就是共产党的主张呀！”后来我才发觉，他是在试探我。他借给我看一些当时不能公开出借的进步书刊，对我有很大启示。
  1937年7月8日，从家乡北港小学里传出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镇上有人点燃了鞭炮，表示抗战的决心。我觉得奇怪，我们这个偏僻的山区，消息怎会传得这么快？接着看到我同学的哥哥周饮冰也在沿街挨户散发《快讯》，才知道这《快讯》是他连夜用钢板刻印的。他秘密装置了一架不带壳子的“赤膊”收音机，这是家乡当时仅有的一架收音机。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以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后来由新四军任为驻温州办事处主任，皖南事变前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我和几位同学，其中也包括周饮冰的弟弟周亦航，先后都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母亲对我说：“你在外面，只要做的是正经事，交的正派朋友，我就放心。”我每次出发前，家人都为我在挎包里装上地瓜干、炒米花，在路上充饥。
  初见红军
  在宣传队里，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志，不顾国民党区党部的阻挠和监视，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穿着用毛蓝布做的学生装，经常深入到平阳、泰顺之间的大山区，向山寨的汉族和畲族老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一路上，大家饿了啃几块随身带的地瓜干，渴了喝几口溪中清水。
  我们经常见到畲族同胞，妇女都是大脚。后来听红军说，畲族女同胞为红军立过大功。因为山区陡峭，无法用担架，她们曾背着红军伤员，机智地躲过白匪的围剿，翻山越岭比男人还要快。不久，我们便接受红军的邀请，专程到凤卧村参加军民联欢会。我们甩开了国民党安插在宣传队里人员的监视，悄悄地赶到凤卧村。下午二时左右，只见全副武装的红军连队和手持梭标的赤卫队从四面山谷里向村头会场汇集。会场上临时搭起了露天舞台，全村男女老少逐渐把席地而坐的红军和赤卫队围得水泄不通，几个顽皮的小孩在人群里窜来窜去玩耍。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红军部队，第一次听到红军部队的歌声，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上下之间、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情景。我后来决心参加革命部队，同这一次会场上受到的教育和启示有很大的关系。红军连队之间、红军和赤卫队之间，啦啦队的喊声和歌声此伏彼起，会场上热气腾腾，军队和老百姓一张张脸庞都是眉开眼笑的。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新鲜，非常亲切，和国民党部队过境时用皮鞭抽打路旁行人的情景，成了鲜明的对照，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在联欢会上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台下的观众们群情激奋。宣传队同学带头唱“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演出完，乡亲们热情地欢送我们下山。
  参加救亡学校
  红军部队里有几位中层干部，是和我同住一条街上的老乡，前几年无法见面，现在可以公开和我们接触了。其中有担任“闽浙边区红军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副校长的黄先河、兼任校教务处处长的黄耕夫和负责同上海党组织联系的杨进同志等。我们得知红军救亡干校要招生，几个要好的同学在1938年1月就各自瞒着家中的人，翻过梅岭后山，到山门街报到。干校设在山门畴溪小学。学员来自温州、附近各地和上海、杭州的大中学生，也有少数红军班排骨干，共140多人，其中女同志30多人。粟裕司令兼任校长。他亲自讲授游击战争史课，带领我们练习夜间紧急集合和夜行军，天明回程时还亲自吹起军号，教我们行军中的防空知识。当时还有几位从上海来到苏区的学者，向我们讲授大众哲学，黄先河等同志讲授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等。我们学政治、学军事、学唱歌、做游戏，也分别到山门做民运工作。
  一天中午，我们班里正在学习理论，值班员已经从伙房打来全班的饭菜。突然一个挑着货物进山区的老乡来看我。他是我的邻居，当苦力为生，他脸上的汗水蒸发着热气。我正觉得为难，班里的值日学员（一位年轻的红军，江西的老表），满腔热忱地帮他借来大碗，盛了一碗热饭，爽朗地对他说：“老乡，一块来吃饭！”我还未及向领导报告，红军同志便抢先关心人，真是军民一家亲！我们这天吃的饭是糙米掺地瓜，一钵子咸菜汤，汤多菜少，十一双筷子伸到汤里，捞不出多少菜，但是大家心里却是乐滋滋的。
  我们在干校只学了一个半月，部队要开到皖南整编为新四军，学习便提前结束。大部分同学随军到皖南和江南前线，一部分被分配到浙江各地坚持斗争。临结束前，我们和部队在一个大庙里听边区红军刘政委作报告，他动员指战员们认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的形势，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取下军帽上的红五星。西安事变时我们党力主释放蒋介石，今天又要部队取下红帽徽，有的红军战士一时想不通，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时思想也跟不上。刘英同志讲话生动风趣，庙堂旁一位老乡从屋里端来一碗热开水请他喝，他用很不流利的语言模仿当地的闽南话说一声“对姆起！”会场上引起了一阵欢笑。
  战斗在平原水乡
  救亡学校结束前几天，杨进同志找到我。他奉命从上海向家乡红军传递中央文件，动员我并向黄先河同志建议调我到上海工作。我问：“为什么要去上海？”他说：“上海外围有许多抗日游击队，我们上海党组织要争取他们参加新四军。”我被调出，跟他一起到平阳县政工队活动一个多月。他一面为我们筹集去上海的路费，一面了解联系几位能参加革命的积极分子。
  1938年4月，我和他从鳌江乘海轮到上海。不久，何克希同志来认识我并向我讲授抗日统一战线等知识，给我看一本用毛边纸油印的、已被传阅得破损的毛主席《论持久战》讲稿。组织上为我们包了客栈的小房间，一个多月里，从江阴游击队来汇报工作和从我家乡来的个别同志，如刘史明、朱敏中等，先后都曾来住过，我也曾奉命到难民收容所里找准备参加革命的青年谈话。夏天，杨进同志被分配到无锡邓本殷部队工作，我被分配到江阴、武进之间的梅光迪游击队工作。我从上海乘火车到常州，转到焦溪、西石桥，见到了分别一个来月的领导人何克希，才知道他已经下乡，并是这支游击队的党代表。江阴游击队在反击国民党忠救军的摩擦进攻战斗中，边打边转移，秋天到达茅山地区和陈毅司令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会合，被命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上海党组织派下乡的吕平（李一平）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我在吕主任身边当干事。没几天，陈毅司令把老二团的徐绪奎同志和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同志都调到三路军，还特地请军部调了三位无锡籍同志，即王新、龚鹏佐、包厚昌同志来担任三个主力连的政治指导员。包厚昌同志和刘史明同志在三连，刘任连长。部队在参加丹阳延陵反扫荡的激烈战斗后，奉命转移到武进毗无锡的戴溪桥镇整训，不久即和叶飞同志的老六团会合，组成了“江抗”总指挥部。在东进之前，上海党组织向新四军要求调回几个干部，因难以调出，何克希同志便派我回上海工作，并带去从苏南筹集到的一点款子（钞票、银元约一百来元），作为党费，交给上海地下党。这之后，我在吴江、“江抗东路政治部”、太仓、“江抗”教导大队等，时而做新区工作，时而回部队做培训干部工作。谭震林同志到东路之后，我们部队活动地区从苏（州）常（熟）太（仓）扩展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等地。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随部队多次转战于江苏大江南北。我后来才知道，我有两位同学、革命烈士和我们并肩战斗在江南水乡：一位是我在水头小学念书时的同桌女同学林心平，在宜兴被日寇枪杀后，敌人还用硝镪水化掉尸体，林心平是杨进胞妹，父亲林介人是老中医，为红军医治过伤病员。老先生一家革命人。另一位男同学周亦航，他也曾和我一起在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里学习过。抗战期间，在苏州吴县被清乡的敌人包围，不幸牺牲。他是周饮冰烈士胞弟，兄弟同为革命献身。
  抗战初期几年间（1938—1941），我们战斗生活在阳澄湖畔和太湖之滨。这里是典型的水网地区，处处是湖河港汊，村村隔水相望。而我的老家平阳是山峦重叠，“青山横北郭”。浙南的崇山峻岭是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民和红军启发了我的革命意志。苏南的水乡泽园是我的第二故乡，苏南的人民和新四军培育我成长。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故乡和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