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到平阳硫磺厂工作
  1958年的第一次工作调动使我感到突然，因为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回头想想也是必然的。在那大鸣大放期间，我以大字报形式对瓯南棉织厂在企业管理上存在的弊端及个别厂领导的不良作风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发，他们能不记恨吗？但对于我工作的调动，厂领导却美其名为支援大跃进、支援新企业建设，达到了他们报复、排挤一箭双雕的目的。
  使人感到气愤的是他们竟把我与地主分子同时调动。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简直是带侮辱性的排挤。我气愤之下余，却以平常心待之，因为能跳出不平等待我的企业而感到欣慰。是年我虚龄23岁，新婚刚两个月。从此我们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家庭，开始了独立艰苦的人生之旅。
  5月8日来到新单位——地方国营平阳硫磺厂报到。硫磺厂正处在筹建的初始阶段，我是该单位第六位报到者，分配我的工作是出纳兼管食堂。筹建处租用两间民房，一楼用作办公，又矮又暗的二楼作宿舍，大家睡在楼板上的统铺。
  厂址选在山门镇上垟村的一个山坡上，下坎是溪石滩，后面是柴枝山，离山门街不远。但要经过两条溪，小雨涉水过，大雨则过不去。如果几天连续下大雨，只得饿瘪肚皮过日子。受环境限制，大家生活得很艰苦。
  随着基建进度加快，人员不断增加，两间民房已解放不了食宿等的生活问题，筹建处通过山门区政府征用了村里的一座宫庙，戏台作办公厅，前落和两厢用作外地来的职工宿舍。三个人挤在几平方米的房内，生活得很无奈，如遇家属来访，真的很尴尬。后厅是木工、泥水师傅的工场和厨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大家团结一致，以大跃进的精神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当年出产品，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
  1959年，以黄铁矿为原料的炼磺厂、绿矾厂、硫酸厂合并，成立了地方国营平阳硫磺厂，全厂有正式职工100多人，它就是现在平阳化工厂的前身。
  合并后的平阳硫磺厂在原来绿矾厂的厂址上盖了办公楼、会议室，楼上作宿舍、仓库、食堂等。企业初具规模，生产蒸蒸日上，一片繁荣景象。厂领导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生活上关心他们。领导与工友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大家亲如一家，共同为搞好生产而工作。
  我初任厂出纳时，还不会珠算。当时我用笔算，既费时，又易弄错，致使担运硫铁矿的民工要排长队，等待结算工资。笔算忙得我汗流浃背，民工也怨声载道，弄得我很尴尬。我妻子包秀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下决心教我珠算。
  她从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落二的加法教起，把中学课堂上学到的加、减、乘、除毫无保留地都教给了我。她教得耐心，我也学得认真。工夫不负有心人，我很快便掌握了珠算的要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排长队领担运矿石工资的现象不见了。从此终身受用，我忘不了我的珠算启蒙老师，我的贤内助——包秀凤。
  使我难以忘怀、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庆祝共和国建国十周。
  1959年，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举国欢腾，厂部决定10月1日召开庆祝大会，会后聚餐。领导交代：聚餐时一个人也不准缺席，如本人有事外出，也要请家属来参加，大家欢聚一堂，共同欢庆美好的时光。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来临，物资紧缺，食品供应尤其紧张。100多人聚餐，给我这个当司务长的可是一个大任务、重任务。虽经多方设法采购了一些食品，山门供销社也答应届时供应一些新鲜水产品。10月1日早晨，两位担箩筐去供销社买水产品的工友只拿回一条7斤多重的大鲥鱼，其他一无所有，我惊呆了，今天的聚餐能举行吗？我当即赶赴山门街，供销社主任亲自出面解释说：“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确实组织不到货源。我们也知道一条鲥鱼解决不了100多人的宴席需要，那条鱼就让几位领导品尝吧，请代向工友们解释，请大家谅解。”他的态度很恳切，让人没有话说。
  我向领导汇报了这一严重事实，厂领导果断地说：“把那条鱼切成100多块，供全厂员工共享。”豁达大度的决定，使小小的鱼块大大地调动了全体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人干劲倍增。这大概就是领导艺术吧。
  对于不同的领导艺术，我深有体会，有些事还真让人难以忘却。回想瓯南棉织厂郑贤科先生，是他不合理地延长了我的学徒期，使之长达7年，以致后来我的工资一直很低，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1957年第一次全国工资改革时，我工资才由每月19元增至每月24元。调入硫磺厂，我月薪还是全厂最低。硫磺厂是新建企业，员工从全县各行各业调入，他们的报酬都高于我，很显然在工资待遇上，我吃了大亏。厂领导也认为这有违按劳分配原则，是极不合理的。为了我的工资问题，蔡承宽厂长两次专程到平阳向县有关部门反映，要求网开一面，给我增加工资。既成事实的低工资，受工资政策所限，两次反映均没有成功，但是领导能体恤职工的实事情况，并付之行动，使我非常感动。两种领导作风，对比之下，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非常的满足。
  调高我的工资受挫之后，领导又千方百计想办法增加我的收入，便在我爱人的就业问题上出谋划策。最后我爱人包秀凤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在山门区教办谋到了计划内代课教师的工作。代课教师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增加了我家庭一定的收入，使我的生活有所改善，领导也为我感到高兴。
  两个单位，两种领导作风，不同的领导方法左右着企业的是否能兴旺发达和职工的人心所向，值得今人深思。
  停办企业
  硫磺厂周边的山上蕴藏着丰富的黄铁矿，厂区又集中堆放着开采来的大量黄铁矿，由于黄铁矿的化学作用，经雨水一淋，但见厂区前后溪滩上的石头都是黄色的。井水烧开后泡茶，茶水颜色像墨汁一样。洗脸的毛巾上长满了细小的颗粒，又脏又粘，洗也不洗干净。炼制硫磺及绿矾排出的二氧化硫气体熏得后面山上的草木都枯死了，员工们身上都有一股疥药味。
  在水和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的恶劣环境下，硫磺厂大部分员工患有呼吸道疾病，工厂的医药费大大超支。
  我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了4年，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连续两次大吐血，我估计自己快要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在厂领导的关注、工友的帮助下，我被送到平阳医院住院治疗。靠党的好政策，靠妻子包秀凤无微不至的护理，靠老天爷的保佑，我很庆幸自己两次转危为安。
  大病初愈，骨瘦如柴。俗称痨病是“财主病”：莫劳累，要休息，多营养。工资低微，根本没有积蓄，家贫如洗，哪有钱购买营养品，哪有时间休息。如果不上班，连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果上班，恶劣的空气、污染了的水都会对我的健康构成威胁，真是进退两难。
  我担心上班会旧病复发，那是不堪设想的，也是领导不愿意再看到的。1962年春节过后，厂领导考虑到我的健康问题，决定让我到水头寺前原平阳硫酸厂护厂。名义上说是护厂，实则休养。在水头住了一个多月，4月我正式调离了平阳硫磺厂，调入位于鳌江镇江口村的平阳县工业局停办企业。大炼钢铁的时候，这里是平阳最大钢铁厂所在地，后转产化工产品，改名平阳化工厂。
  1961年下半年，化工厂又停办了，留下了大量的物资和财产。固定资产有高大的厂房5幢、平房27间，厂区范围很大。已征用的土地都被农民开垦种植，变成私有，国有财产无人看管，厂房几经破坏，物资被盗，地基上的泥土，筑在河边的码头石板，都有人公开用船运走。我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一个人管也管不过来。
  我将实际情况向上级反映，工业局领导竟动员我把家属搬到鳌江，一来方便生活，二来增加看管力量，可以利用房子多搞些副业，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那时我爱人已被教育部门精简下放，我听从了领导的意见，全家搬到鳌江住。后来工业局又调来一位名叫林圣瑜的老同志来加强管理力量，不久又将他调往平阳机械厂。
  我住27间平房中的两间，右边不到50米就是一日两次潮涨潮落的鳌江。潮涨潮落，给大地带来了生机，也涤荡着人间的污泥浊水。
  屋后两排茅草房的中间有石板路通向鳌江古渡——江口渡，千百年来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象征着人类繁衍生息，兴旺发达。
  屋前是一片开阔的涂园，种着瓜、菜、豌豆和棉花，带着咸味的海风吹来，使人心旷神怡，空气特别清新。吃的虽是河水，但没有污染，和硫磺厂的环境相比，形似两个世界。环境的改善是恢复我身体健康的先决条件。
  当时平阳县停办的国有企业有麻步酿造厂、平阳制药厂、瓯南棉织厂、矾岩炼矾厂、平阳化工厂等企业。这些下马的企业统归县工业局停办企业管辖，我具体处理这些停办企业遗留下来的未尽事宜。
  瓯南棉织厂有吴成标同志负责看护管理，我也不时地去腾蛟过问一下。腾蛟是我的家乡，棉织厂又是我工作过的地方，认识的人较多，有人便戏称我是瓯南绵织厂的“收尸者”。
  在鳌江江口的四年多时间里，由于环境的改善和爱人的体贴关怀，我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江口的化工厂厂房几经借用，最后归水头、矾山、南雁、鳌江几家小皮革厂合并组建的平阳皮革厂使用，停办企业的未尽事宜也已处理完毕，该是落实工作单位的时候了。
  印刷生涯
  停办企业是非生产单位，物资处理一件就少一件，总有完事的一天，四年多时间的工作该是宣告结束的时候了。当时我感到休闲的生活有点孤单寂寞，心底不时萌发重返工作岗位的念头，过以往那样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当时有两个单位进入我的思考范围，一是平阳县内河轮船公司，一是平阳县印刷厂，这两个单位都是没有污染源的企业。经过再三推敲比较，我选择了后者。
  平阳制药厂停办后，其众多的房子和宽敞的厂房都为平阳印刷厂利用。给我机会，对印刷生产流程有所了解，当时我特别满意的是我个人认为印刷厂不存在污染的工序。我向工业局领导透露了这一想法，他们尊重我的选择，但我忽视了该厂是第企业，师兄弟、学生意、家族式的遗留问题严重，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这样我加盟该厂不久，我这个外来人有种失群的感觉。
  在我正式调入印刷厂之前，曾有段在其他厂帮忙的时期，即先是处理平阳制药厂，后到印刷厂门市部帮忙。当时平阳县在筹建浙南氮肥厂（即平阳氮肥厂），该厂主办会计林国雄同志力邀我加盟氮肥厂，协助他做材料会计。他三番五次要求我到氮肥厂工作，其情之恳切使我几乎难以推辞。我考虑到该厂建成后，仍是一家化工企业，那种“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感油然而生。同时印刷厂门市部的游启源先生一再挽留我，经过认真的思考推敲，我决定留下来，为平阳印刷厂服务，从此经历了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共计18年）的印刷生涯。
  门市部是印刷厂的“窗口”，坐落在当时昆阳镇最繁华地段的解放路与白石街的十字路口，共三间店面，为印刷厂承接业务。门市部还承担生产通知单的发出、交货、销售和经济往来，它是印刷厂最主要部门之一。
  印刷厂是在“一张纸”上做文章的工厂，通过各车间各工序的通力协作，使一张白纸变成人们需求的产品。产品是根据门市部的成本计算来完成的。成本计算单上明确规定某产品用什么纸，产品的纸张开数、印什么颜色、联数、用什么字体和装订情况，甚至连各工序应得工价金额，都计算得明明白白，门市部是产品成型的指导者。
  1966年，我已是而立之年，对印刷一窍不通的我被安排在门市部这一关键部门，有受宠若惊之感。我这个印刷的门外汉又怕有负领导的期望，但我想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从此认真学，认真问，事事做到认真二字。果然水到渠成，没有难倒我这个印刷半路出家的人。
  有人戏称印刷厂像剃头店，是待客上门，才有事做的行业，其实印刷厂比理发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计划经济年代，除业务不足外，纸张供应也严重不足，这就成为印刷厂发展生产的瓶颈。如何解决严重的供需矛盾，是历来印刷厂领导最头痛、最伤脑筋的事情。
  1978年，我被平阳县委任命为平阳印刷厂副厂长，分管账务和供销。对感受供需矛盾颇深的我，现在直接面对它，感到压力很大，担子更重。如何组织业务，扩大用户，以满足生产需求，如何组织原料，供工厂“吃饱”，成为供销厂长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经多方策划，我利用多年的供销经验，发挥全体供销人员的积极性，巩固老用户，拓展新客户，想方设法努力组织业务和货源，成为首选的策略。方针既定，便亲自挂帅，四出联系业务。经过全体供销人员的一番努力，老天终于不负有心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我曾是跑遍半个中国的平阳印刷厂供销员，可以说是“行万里路”。每到一地，我将节省烟酒的钱去买本书，有闲时就阅读，我认为读书能增加知识和开阔视野，又可留作纪念，一举多得。
  在业务上，我亲自联系成功的，有上海嘉定食品厂的棒冰包装纸、福建福安闽东食品厂的糖果包装纸等长期印制业务（承印上海嘉定的还被编入《平阳县工业志》印刷来部分）。有了以上两个单位的长期业务，由此幅射到江苏省的太仓、沙州（今张家港）、常熟、苏州和福建省的周宁、宁德等周边地区，此外还有安徽、陕西等省食品厂的业务。
  另外，王伦君同志与本省的遂昌、松阳造纸厂，徐存林同志与温州造纸厂，以及我与福建省寿宁斜滩造纸厂，都挂上了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书写纸、有光纸、糖果纸等纸张供应方面取得了突破，争得了供需平衡，大大地调动了全体职工生产积极性。上任第一年，便取得了利、税双丰收，那一年获得了平阳印刷厂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