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寨头山，奠定了我一生的从教事业；寨头庙，赐给了我终身大事。
  1965年10月，我患的慢性肠炎复发，于是请了一个月病假，暂住在东门姜宅大姨母家进行调理。中心校领导给我聘请了一位我不认识的女代课教师，她后来就成为陪伴我一生的爱人，陈玉多。
  她世居县城白石街，家境较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她己穿上了白底夹细花的连衣裙了，身材匀称，气质不错，在小县城中有时也引人注目。走出校门几年后，她的几个在县机关工作的姐姐曾为她物色了对象，未果。说起爱情这事儿，只有在阳光充足，气候适宜，加上未被污染的肥沃土壤，爱的种子自然扎根发芽，即使遇到板结泥块或石头等障碍物，爱的魔力也会使种子在贫瘠的土里深深札根，并能顽强伸出地面，见到阳光，呼吸空气，枝壮叶茂，直至含苞欲放，开花结果，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个月病假很快结束了，我俩相识到相知，我经常出入她家。有时忙了，也总要用写信方式互通情况，节假日经常碰面联系，这样以来，由相知进入相爱了。
  一转眼到了第二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角吹响了。当时出了个政策：“村村办学，回队任教。”我被石塘公社召回，到本乡半山区的白岩小学任教，玉多被安排城西公社北台小学，成为民办教师了。
  这样我俩都成为农村小学民办教师，共同语言多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也多了，由爱而结的情深了。春夏秋冬，在车路边山岭上，绿竹树下，都留下我俩身影与脚印。在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的岁月里，婚姻自然也染上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还带上火药味了。那时人们的择偶标准，首先是阶级成份、政治背景，其次是工作单位、经济状况，对照一下，我没有一条合格，用旁人说的一句话：“四等残废。”在那样潮流下，面对现实说句实话，哪位父母会同意把自己女儿嫁给一个家贫如洗，成份地主的儿子？自然地当她长辈明白我俩关系后，我的第二场婚姻必定也不会风平浪静。不过真的，在那政治氛围下，即使我碰到张三李四的任何长辈也会说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无可指责的，只不过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善良的玉多父母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谈婚论嫁了，那年月物质极其匮乏，我家更惨，结婚时一张钢铁床向亲戚借的，棉被不够，姐姐送过来的。要好的朋友贺礼是一套《毛泽东选集》的。洞房间的顶层及四壁，要感谢张国钧老师，是他辛苦帮助下，全部给贴上报纸。至于家具，也就把旧的改一下，涂上油漆，油光发亮。
  我俩终于走到一起了，在那硕果累累的仲秋。她穿着随身衣服，没有伴郎伴娘，我自个进城把她迎到乡下家中。家里只摆了两桌酒席，一桌同校教师，另一桌至亲朋友。没放一个鞭炮，没点两堆“火堂”，几乎在“文革”武斗枪声中办了人生第二大事：洞房花烛（当时红烛是买不到的）。
  非常刻骨铭心，在那样落魄境遇下，玉多面对家人的压力，面对亲戚朋友的世俗之见，毅然冲出来了。这不是演戏，这是一本现代版的“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民办总团圆”的苦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