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日历翻到1963年1月，人们还沉浸在淡淡的春节氛围中，同乡的老同学冯一天找到了我。
  “请帮个忙，我要去外地办件事，需要几天时间，麻烦你代几天课好吗？”
  正处在“求三哥拜四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加上个人感情上的事，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此时不要说代几天课，就是一天也答应。一手提着一网袋的衣服、日用品，一肩背着一袋米，跟着老同学走了。
  出县城西门，沿着一条小路，过雅山到南岙山脚。眼前是一座高高的山，开始几步还轻松，慢慢地脚越来越沉，大约过半岭到一株小枫树时，实在走不动了，疲乏惫地坐了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一抬头，一条约60度的峻岭好似挂在面前。走，这第一步就走不出去，往后从何谈起？总算年轻，不管汗水已湿透衣裤，继续喘着粗气一步步上去，好容易翻过山脊岭背，山的另一面又一条峻岭直挂下去，往下一望，一大片山谷里清晰地看到四个小村落。
  翻山越岭后，沿着只容一个人走的羊肠小山路，到了一处叫溪沽塘的茅草屋里。茅屋正中三小间，两边各有边厢，进出的房门不到一米六高。屋里住着两代四个人，是叔公一对和过继侄儿一对。我被安排在左边泥地的边厢。
  农历正月，时值寒冬，在这么个盆地似的山谷茅草房里，也不觉十分寒冷。不过上“同吃”这件事上，有点小麻烦。房东一年到头吃的全是番薯丝，我带的是大米，每餐她们把大米放进一些，一开锅，那白米饭就像黄色大沙漠中的一串珍珠，发出诱人的光，我总不能伸手把这些珍珠挖过来，自己享受吧。好吧，同住一茅屋下，同甘共苦，慢慢地我也习惯吃番薯丝饭了。
  吃住安下来，那就开始我这一生的粉笔生涯了。
  这座山叫寨头山，又名高昇大队，属城西公社。据说从前立过寨的，看来有可能，这山最高点朝县城一面，至今还有石头砌的寨门，有一块操练场。盘山中的山坡上有一单间小庙，叫寨头庙，寨头小学（又名城西公社高昇小学）就办在这庙里。
  我进山时，寨头山只有43户农家，全村总人口207人，有32名学龄儿童。接教不久，得知冯原来另谋高就，到一个剧团任后台琴师一职了，他这一走，估计就再也不回这穷山僻壤的村校了。我这一生从教事业，也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从这寨头山开始了。
  刚来的这学期，就被朴实热情的山上农民喜欢，经过半年的相处磨合，我也逐渐溶入他们当中去了。十几年求学得来的知识，想不到在这一穷二白的山岙中，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大有用场了。再加上那年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有所调动起来。随处看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的标语口号。
  第二个学期时，根据山上学龄儿童的生活作息规律，我不知哪来的脑筋，在没有样板，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竟大胆地进行创新改革，把它分成牧牛班、午班、傍晚班和夜校。我一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工友，并且语、数、音、体、美一身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很适应小山村办学方式，后来慢慢地把它称之为“耕读小学”，又名“一揽子小学”。
  山上有一半多家庭养有牛、羊、猪或鹅鸭等家畜家禽，早上和午后部分孩子要放牛，我拿着小黑板，跟随着这班背着书包的放牛娃，在坟坦、草坪上课，这就叫“牧牛班。”
  部分女孩子要帮助家里割猪草或其他家务事，我就利用中午这段休息时间，让七八个女孩在一户家里识字，学语文、数学，这就叫“午班。”
  还有几个孩子因家庭特殊情况，只有傍晚时间空闲在家，老师就送书上门教读，这也就叫“傍晚班”了。
  这些班现在看来，几乎不可思议，象解放初期农民扫盲班一样，根本不像什么学校，但很切合当时山上的实际情况。我开始也曾想把学龄儿童全部集中庙内教室，正规上课，但每天到课率很低，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思路和劲头，办起了这样形式多样教学模式，有教无类，连续几年，学龄儿童普及率达到百分百。
  不久，这事被教育当局领导知道了，当时区教育组尤某某、王某某，县教育局余某某和局长林某某，温州市教育局及省教育厅教研组四位老师，都先后翻山越岭，来到学校跟班听课，几天蹲点下来采访师生，谈体会，写总结。1965年初，省文化厅彭兆启先生、省越剧团编导曾昭弘先生都来采访过。那年我几乎成为全县教育界红人，事后据说原打算把我树立省教育战线标兵，后来鉴于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领导慎重考虑，最后否定了。
  谢天谢地，如果当时真给了我县或省标兵、模范之类称号，那后面紧跟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不知会遭受什么样灾难，必定当作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活靶子打了。那能否继续教书，能否完成今日这本自传，都是一个未知数。相信民间谚语中所包含的哲理：“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瓦椽先烂。”
  不过话说回来，我那三年寨山教书，说句良心话，我实在是全身心地扑在教育工作上的，白天教了那一揽子的班，使每学期的学龄儿童均能普及，小学三个年级的全日制课程也照样完成，各级领导来校抽查学生学业成绩都能合格。
  偏僻小山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没有一丁点儿的文体活动，只有串门成为山上唯一的活动项目。后来几个青年自发组团，请来乱弹班师傅教唱，一是想改变一下山寨的气氛，另外也准备日后去别人家红白喜事演奏，赚点红包。但是没有点功底，不能一学就会，结果半途而废了。何以给沉寂的寨山增添点活力呢？作为新来的寨山人，我也在动脑筋了。
  除了周日，其余六天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当时工作状况。为了活跃山村文化娱乐活动，当夜幕降临时，我手拿扫盲课本、一把胡琴、几盏油灯（像今日饮料瓶，腰间伸出三支内放灯芯的细管，名曰三盏头），带着两个小年青，一个叫阿栋，一个叫阿光，站在寨山制高点，向着山的两边山坳六个村落吹响六声哨子。真灵，不一会儿各条羊肠山路上出现了一个个青壮年，向着小庙教室汇拢过来。
  上山创办夜校以来，人气挺旺，每晚读书读报，教唱革命歌曲，《红灯记》的“提篮小卖———”，人人会唱上几句。还成立了高昇俱乐部，我编写了好多快板、莲花、三句半及用温州话演唱的瓯剧。根据山上一个好后生周生娒的不怕脏不怕苦，为集体跳进粪坑干活事迹，我编写个小剧本，到县城大会堂演出，博得了好评。
  寨山不再沉寂了，自这土法上马，土话说唱，土里土气开展草根文艺活动后，山寨老庙几乎成了这小山村的文化中心，成了寨山“星光大道”、“文化礼堂”，那四年悠扬歌声和朗朗读书声飘荡在整个寨头山上空。
  四年的寨山教育工作，也伴随着不少痛苦的过程。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夜校，还要辅导俱乐部。当忙完每天工作时，很想上床睡个安稳觉，可是我睡的这泥地房里，真是跳蚤成群。一进房内，两脚上不是爬上一两只，而是排着队似的直往身上钻，而使你不是用手指头去捻它，而是用两手掌从膝盖往下一拨拨往下。
  上床睡时，只好穿上长裤和长袖衣，把四个口子用纱带紧紧地扎牢，然而小家伙还是无孔不入。惹得你无法入睡，真是件痛苦事，曾用农药”六六六”在床底及草席下散了一层，小黑魔虽少了，但农药气味又让你难眠。
  只要你用心，真诚，努力地干着，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闭塞山村里的农民兄弟，会把你当成自己亲人。每年地瓜熟了，杨梅红了，我的茅草房里，会堆满了他们送过来这些带着浓情深意的土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