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泪洒新安江
  1961年4月，春暖花开，我在新安江的浙江水利电力学校读书，学校突然召开动员大会：奔赴农业第一线。我们班出身剥削阶级的家庭有三位同学：瑞安胡池媄、玉环陈宁邦和我，就成了这次离校回乡务农的首选对象。用不了申请批复那套形式，校方直接指定我们三人，给你路费，卷好行李，举行了凄凉的欢送仪式。我们依依不舍，怀揣着校方给家长的《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证明书，泪洒新安江。
  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
  敬爱的宋文骥同学家长：
  在这春暖花开、万物更新，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大好形势下，宋文骥同学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光荣奔赴农业第一线。这是他（她）本人的光荣，也是您全家的光荣，特向您致崇高的敬意。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是全党全民第一位的任务。希望您更多地教育和帮助他（她）进一步巩固树立农业第一、务农光荣的思想，把热爱农业劳动，建设美好生活农村人民公社的豪情壮志变为行动，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为祖国、为农业丰收立功，为加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奋斗。
  此致
  敬礼
  中共浙江水利电力学校委员会
  浙江水利电力学校
  共青团浙江水利电力学校委员会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
  从此我走上了一段求职、保命的艰难历程。我读了十几年书，却连一纸文凭也没有，支农种田去，不要说自己一点都不会，就是家里二、三两哥在生产队里那么辛苦干活，到头来，春节一过，家里粒米已无。作为二十出头的年青人，总不能闲坐家里吃白饭，于是拿着那张光荣支农的“文凭”，先去县水利局，根本没人理你，后通过在水利局上班的老同学引荐，一位领导放过来一句话：“你去水利工地义务劳动吧。”在当时形势下，也只能先走这条路。我去了水亭后岙水库，指挥部分配我到工地采访，编写宣传资料，但毕竟这是临时义务劳动啊。后来公社让我去瑞安南马道闸门水利工地管理食堂财务。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月工地结束，打铺盖回家了。那年头报刊、墙壁上逐渐出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口号，我即使走南闯北找点工，只有五个字等你：义务临时工。不能长此下去，总得寻找一个稍稳定点事儿干吧，下面就是我的几段找工记：
  一、学医：远房有一位金志庄表叔，早年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后在温州医院很有名气。反右运动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原籍瑞安林垟自开诊所。于是二姐带着我特地去求见他，寒暄几句后，即转入下面正题的对话：
  “我弟杭州中专学校毕业，今前来求拜您学医，您看行吗？”二姐像虔诚的佛教徒求说着。
  “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的，机关工作多吃香！”表叔像解签老者随口而答。
  “表叔，我们谊属至亲，我父亲在世时，几次重病全靠您抢救过来的，您——”二姐企图以亲情去感化他。
  “我，救人屁用！我救过多少人，现在反成一个大右派回老家，右派去带学生，谁有这个胆量！”表叔说话声音逐渐提高，几乎心中还有许多话想发泄出来。且慢，看来完全没有商量余地，二姐，我们还是早点起身回家吧。
  二、学泥水。看来今生这命想走“文”这条路，崎岖艰难，只有靠吃苦拼体力了。经人介绍跟一个泥水匠当学徒了，开始时我跟着他在蕉下村粉刷粮库。拼体力，说起来轻松，“半路出家”的人去干这苦活，其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头两天坚持，往后接下来那手已抬不起来了，加上两只手经石灰水一浸，都开裂成松树皮了。万里征途刚迈出第一步，咬紧牙关干，干，干。谁知这种卖命活也干不成了，老司傅告诉我，这桩活干完后他自己也不知何去，他一走杳无音讯了。
  三、进米厂。天无绝人之路，前期食堂老伙计，如今是大队米厂总管，他一句话把碾米厂的开票会计工作交给我，生产队计上工分。谢谢啦，这下总算找到暂时比较安定一职，能呆一年半载了。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形势下，加上一些自然灾害，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开始又进入一个大饥荒年代。米缸已经长期空在那里，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可变卖了，唯一几只旧箱柜上的铜铁拉手，也挖光卖点钱去保命了。可怜年过花甲的母亲，提着我们兄弟姐妹儿时穿过的旧衣裳，翻山越岭到老铜钿、分水等山头，去调换番薯丝（地瓜干）。二哥更辛苦地爬上蔡洋山交池的地方，到老王伯那里借薯丝。让我们一家度过那即将饿死人的岁月，更应永远记住大哥那一次次寄过来的救命钱。
  当时我每次进城，一进北门，先到一个姓叶的同学家，因为大哥寄来的汇款单都放他那儿转的（当时乡下不通邮路的）。最多几次都是70元，这相当于现在几千块钱了。我领回来，把那崭新的70张“壹圆”纸币整整齐齐排列在床上，然后请进家里人，当妈妈及两个哥哥一看到这救命钱时，那全家人高兴劲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因为这不仅是钱，是生的希望！同时我们每次也为大哥连自己一件衣服也舍不得买，省下钱来救活我们，一直深感内疚。
  在寨头山开始教书
  日历翻到1963年1月，人们还沉浸在淡淡的春节氛围中，同乡的老同学冯一天找到了我。
  “请帮个忙，我要去外地办件事，需要几天时间，麻烦你代几天课好吗？”
  正处在“求三哥拜四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加上个人感情上的事，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此时不要说代几天课，就是一天也答应。一手提着一网袋的衣服、日用品，一肩背着一袋米，跟着老同学走了。
  出县城西门，沿着一条小路，过雅山到南岙山脚。眼前是一座高高的山，开始几步还轻松，慢慢地脚越来越沉，大约过半岭到一株小枫树时，实在走不动了，疲乏惫地坐了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一抬头，一条约60度的峻岭好似挂在面前。走，这第一步就走不出去，往后从何谈起？总算年轻，不管汗水已湿透衣裤，继续喘着粗气一步步上去，好容易翻过山脊岭背，山的另一面又一条峻岭直挂下去，往下一望，一大片山谷里清晰地看到四个小村落。
  翻山越岭后，沿着只容一个人走的羊肠小山路，到了一处叫溪沽塘的茅草屋里。茅屋正中三小间，两边各有边厢，进出的房门不到一米六高。屋里住着两代四个人，是叔公一对和过继侄儿一对。我被安排在左边泥地的边厢。
  农历正月，时值寒冬，在这么个盆地似的山谷茅草房里，也不觉十分寒冷。不过上“同吃”这件事上，有点小麻烦。房东一年到头吃的全是番薯丝，我带的是大米，每餐她们把大米放进一些，一开锅，那白米饭就像黄色大沙漠中的一串珍珠，发出诱人的光，我总不能伸手把这些珍珠挖过来，自己享受吧。好吧，同住一茅屋下，同甘共苦，慢慢地我也习惯吃番薯丝饭了。
  吃住安下来，那就开始我这一生的粉笔生涯了。
  这座山叫寨头山，又名高昇大队，属城西公社。据说从前立过寨的，看来有可能，这山最高点朝县城一面，至今还有石头砌的寨门，有一块操练场。盘山中的山坡上有一单间小庙，叫寨头庙，寨头小学（又名城西公社高昇小学）就办在这庙里。
  我进山时，寨头山只有43户农家，全村总人口207人，有32名学龄儿童。接教不久，得知冯原来另谋高就，到一个剧团任后台琴师一职了，他这一走，估计就再也不回这穷山僻壤的村校了。我这一生从教事业，也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从这寨头山开始了。
  刚来的这学期，就被朴实热情的山上农民喜欢，经过半年的相处磨合，我也逐渐溶入他们当中去了。十几年求学得来的知识，想不到在这一穷二白的山岙中，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大有用场了。再加上那年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有所调动起来。随处看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的标语口号。
  第二个学期时，根据山上学龄儿童的生活作息规律，我不知哪来的脑筋，在没有样板，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竟大胆地进行创新改革，把它分成牧牛班、午班、傍晚班和夜校。我一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工友，并且语、数、音、体、美一身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很适应小山村办学方式，后来慢慢地把它称之为“耕读小学”，又名“一揽子小学”。
  山上有一半多家庭养有牛、羊、猪或鹅鸭等家畜家禽，早上和午后部分孩子要放牛，我拿着小黑板，跟随着这班背着书包的放牛娃，在坟坦、草坪上课，这就叫“牧牛班。”
  部分女孩子要帮助家里割猪草或其他家务事，我就利用中午这段休息时间，让七八个女孩在一户家里识字，学语文、数学，这就叫“午班。”
  还有几个孩子因家庭特殊情况，只有傍晚时间空闲在家，老师就送书上门教读，这也就叫“傍晚班”了。
  这些班现在看来，几乎不可思议，象解放初期农民扫盲班一样，根本不像什么学校，但很切合当时山上的实际情况。我开始也曾想把学龄儿童全部集中庙内教室，正规上课，但每天到课率很低，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思路和劲头，办起了这样形式多样教学模式，有教无类，连续几年，学龄儿童普及率达到百分百。
  不久，这事被教育当局领导知道了，当时区教育组尤某某、王某某，县教育局余某某和局长林某某，温州市教育局及省教育厅教研组四位老师，都先后翻山越岭，来到学校跟班听课，几天蹲点下来采访师生，谈体会，写总结。1965年初，省文化厅彭兆启先生、省越剧团编导曾昭弘先生都来采访过。那年我几乎成为全县教育界红人，事后据说原打算把我树立省教育战线标兵，后来鉴于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领导慎重考虑，最后否定了。
  谢天谢地，如果当时真给了我县或省标兵、模范之类称号，那后面紧跟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不知会遭受什么样灾难，必定当作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活靶子打了。那能否继续教书，能否完成今日这本自传，都是一个未知数。相信民间谚语中所包含的哲理：“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瓦椽先烂。”
  不过话说回来，我那三年寨山教书，说句良心话，我实在是全身心地扑在教育工作上的，白天教了那一揽子的班，使每学期的学龄儿童均能普及，小学三个年级的全日制课程也照样完成，各级领导来校抽查学生学业成绩都能合格。
  偏僻小山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没有一丁点儿的文体活动，只有串门成为山上唯一的活动项目。后来几个青年自发组团，请来乱弹班师傅教唱，一是想改变一下山寨的气氛，另外也准备日后去别人家红白喜事演奏，赚点红包。但是没有点功底，不能一学就会，结果半途而废了。何以给沉寂的寨山增添点活力呢？作为新来的寨山人，我也在动脑筋了。
  除了周日，其余六天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当时工作状况。为了活跃山村文化娱乐活动，当夜幕降临时，我手拿扫盲课本、一把胡琴、几盏油灯（像今日饮料瓶，腰间伸出三支内放灯芯的细管，名曰三盏头），带着两个小年青，一个叫阿栋，一个叫阿光，站在寨山制高点，向着山的两边山坳六个村落吹响六声哨子。真灵，不一会儿各条羊肠山路上出现了一个个青壮年，向着小庙教室汇拢过来。
  上山创办夜校以来，人气挺旺，每晚读书读报，教唱革命歌曲，《红灯记》的“提篮小卖———”，人人会唱上几句。还成立了高昇俱乐部，我编写了好多快板、莲花、三句半及用温州话演唱的瓯剧。根据山上一个好后生周生娒的不怕脏不怕苦，为集体跳进粪坑干活事迹，我编写个小剧本，到县城大会堂演出，博得了好评。
  寨山不再沉寂了，自这土法上马，土话说唱，土里土气开展草根文艺活动后，山寨老庙几乎成了这小山村的文化中心，成了寨山“星光大道”、“文化礼堂”，那四年悠扬歌声和朗朗读书声飘荡在整个寨头山上空。
  四年的寨山教育工作，也伴随着不少痛苦的过程。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夜校，还要辅导俱乐部。当忙完每天工作时，很想上床睡个安稳觉，可是我睡的这泥地房里，真是跳蚤成群。一进房内，两脚上不是爬上一两只，而是排着队似的直往身上钻，而使你不是用手指头去捻它，而是用两手掌从膝盖往下一拨拨往下。
  上床睡时，只好穿上长裤和长袖衣，把四个口子用纱带紧紧地扎牢，然而小家伙还是无孔不入。惹得你无法入睡，真是件痛苦事，曾用农药”六六六”在床底及草席下散了一层，小黑魔虽少了，但农药气味又让你难眠。
  只要你用心，真诚，努力地干着，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闭塞山村里的农民兄弟，会把你当成自己亲人。每年地瓜熟了，杨梅红了，我的茅草房里，会堆满了他们送过来这些带着浓情深意的土特产。带学生下山
  那时全公社教师每月都有几次集中在县城中心校学习，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安排在晚上。会后已深夜，独自返回寨山，没有一定胆量，很难做到。每次上山时，我手握石块，作为防御武器，苦命人有苦菩萨保佑，幸好未有碰到恶人或豺狼。只有一次，在一个漆黑深夜，我过西门变电所边，走在雅山前面石头路上，突然路边窜出一团黑影，向我靠过来。我想这下可完了，定遇上坏人，当我惊魂未定，他却摇晃晃走过来，一问，原来是蒙垟山上一个喝了酒的醉汉。我当时几乎吓了一跳，镇定下来后，和他一起上了蒙垟，那晚就睡在蒙垟小学余老师那里了，只是有惊无险。
  生活上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来一事，解一件，都过去了，困扰我的还有来自精神上的一件件。
  时年二十多岁知识青年，每当休息日下山碰到亲朋戚友或老同学时，听到第一句就是：“近来在哪里？”
  “噢，在教书——”
  “哪个学校？几位老师？多少学生？”
  “哦，教师不多，学生几百——”我信口开河。
  “工资多少？”
  “赚口饭吃吧，几十元。”其实我当时月工资只有18元，其中10元还是待到大队收成后才给的。这十几块钱，还得算着用，除每周下山买点虾皮、萝卜干等东西外，还得拿几元给妈妈补贴家用。生活再苦只要保住命就好了，那里顾得上面子！
  根据公社中心校统一部署，每学期都要一两次带学生下山到县城大会堂看电影。初次带着十几个学生进县城，这对于从未见过楼房、街道的山头孩子来说，一切太新鲜了，简直欣喜若狂，我这个带队老师却一路低着头，难堪至极。当时那样贫困的穷山村，孩子们的穿着与县城里的学生明显差别，理的头发更具有山里娃的特征。
  临近县城时，十几个孩子排成一队，我怕他们因好奇走失，所以我要她们一个个牵着前面同学背后的衣裳。谁知这特殊的队伍、特殊模样的师生一进县城西门，沿着白石河街前进时，竟吸引众人的目光，轰动了城里人，街道两边人们像发现外星人一样，指点，发笑，议论——
  “看，看，这班孩子一个牵一个，像瞎眼串鼠爬出洞，真有意思。”
  “快来看，这都是山头娃，呵！旁边那个是山头先生，哈哈——”
  “山头先生”，无疑指的是我。是呀，山头，山头先生又怎么样！当时我因虚荣而羞愧，慢慢地感到不平与愤怒，我大声朝孩子们喊话：
  “抬起头，挺起胸，管自己走路，不要理他们！”一转弯就到大会堂了。
  那时候县城最大建筑是大操场中的大会堂了，开大会还兼作电影院的。孩子们到了那里，大见世面，高兴极了。看到有人在打篮球，连忙问：
  “老师，那个球那么大，是大学皮球吧？”可爱的孩子，牛顿看到树上掉下苹果，创立了地心引力定律，你看到大的皮球命名为“大学皮球”，有意思。我一转身又看到一个小朋友用手在嵌有白瓷砖的小便池边沿上来回抚摸着。
  “哇，脏呀！那是小便用的。”我大叫一声。
  “呀，这么好的东西小便？”他惊讶地重复着。
  大千世界，小小山村，在当时处在物资匮乏，百姓生活贫困的境况下，这个世世代代生长在这山坳中农民，老人们时常还唱着这样山谣：“娘呀娘，生女不嫁山头垟。上岭仰翻天，下山顶倒阡。火笼当棉袄，一生苦到老。”
  不，我们这一代不是都有书读了吗？如今穷山沟不是也办起了学校，用知识去改变山村。面对贫穷，孩子们也有一套对付办法：拾牛粪，捡松树子，校园边有空地，种些地瓜。这样以来，几个学期学生的书簿费，都能靠自己自力更生解决了。
  我曾教过的寨山这批学生，如今年龄都已五十过外了，今天山上已空无一人，全部都移居到山下一些居民小区里了。虽然当时没有一个学生进入大学，没有一个学生获得高级职称，但他们却活跃在各地，有经商的，有办厂的，有在外经营公司的，有成为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的。他们生活得有滋有味，听说他们下一代已有好几个大学生了。
  不久前我在几个老学生陪同下，重访寨山。几座老房子布满灰尘，几条小山路已是野草丛生。我好不容易找到过去吃住的那老房子，已经塌了一半，几乎成了废墟。
  令我惊奇的那曾为学校的寨头庙今非昔比，白围墙内耸立着新建的三间又高又宽、雕梁画栋的佛殿了。现不叫寨头庙了，而是三个红漆大字：五雷殿。站在我曾执教过四年的庙前，思绪翻滚，感慨万千……
  山为媒
  寨头山，奠定了我一生的从教事业；寨头庙，赐给了我终身大事。
  1965年10月，我患的慢性肠炎复发，于是请了一个月病假，暂住在东门姜宅大姨母家进行调理。中心校领导给我聘请了一位我不认识的女代课教师，她后来就成为陪伴我一生的爱人，陈玉多。
  她世居县城白石街，家境较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她己穿上了白底夹细花的连衣裙了，身材匀称，气质不错，在小县城中有时也引人注目。走出校门几年后，她的几个在县机关工作的姐姐曾为她物色了对象，未果。说起爱情这事儿，只有在阳光充足，气候适宜，加上未被污染的肥沃土壤，爱的种子自然扎根发芽，即使遇到板结泥块或石头等障碍物，爱的魔力也会使种子在贫瘠的土里深深札根，并能顽强伸出地面，见到阳光，呼吸空气，枝壮叶茂，直至含苞欲放，开花结果，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个月病假很快结束了，我俩相识到相知，我经常出入她家。有时忙了，也总要用写信方式互通情况，节假日经常碰面联系，这样以来，由相知进入相爱了。
  一转眼到了第二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角吹响了。当时出了个政策：“村村办学，回队任教。”我被石塘公社召回，到本乡半山区的白岩小学任教，玉多被安排城西公社北台小学，成为民办教师了。
  这样我俩都成为农村小学民办教师，共同语言多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也多了，由爱而结的情深了。春夏秋冬，在车路边山岭上，绿竹树下，都留下我俩身影与脚印。在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的岁月里，婚姻自然也染上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还带上火药味了。那时人们的择偶标准，首先是阶级成份、政治背景，其次是工作单位、经济状况，对照一下，我没有一条合格，用旁人说的一句话：“四等残废。”在那样潮流下，面对现实说句实话，哪位父母会同意把自己女儿嫁给一个家贫如洗，成份地主的儿子？自然地当她长辈明白我俩关系后，我的第二场婚姻必定也不会风平浪静。不过真的，在那政治氛围下，即使我碰到张三李四的任何长辈也会说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无可指责的，只不过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善良的玉多父母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谈婚论嫁了，那年月物质极其匮乏，我家更惨，结婚时一张钢铁床向亲戚借的，棉被不够，姐姐送过来的。要好的朋友贺礼是一套《毛泽东选集》的。洞房间的顶层及四壁，要感谢张国钧老师，是他辛苦帮助下，全部给贴上报纸。至于家具，也就把旧的改一下，涂上油漆，油光发亮。
  我俩终于走到一起了，在那硕果累累的仲秋。她穿着随身衣服，没有伴郎伴娘，我自个进城把她迎到乡下家中。家里只摆了两桌酒席，一桌同校教师，另一桌至亲朋友。没放一个鞭炮，没点两堆“火堂”，几乎在“文革”武斗枪声中办了人生第二大事：洞房花烛（当时红烛是买不到的）。
  非常刻骨铭心，在那样落魄境遇下，玉多面对家人的压力，面对亲戚朋友的世俗之见，毅然冲出来了。这不是演戏，这是一本现代版的“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民办总团圆”的苦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