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他为清中期数学家李锐完成《开方说》而千古流芳，因延迟禀报张琴家事被总督奏称“实属不知事体”。他海疆俸满宜迁升，却不谙簿书，以致“如此奇才终一令”……本文谈谈清代平阳知县、顺天府举人黎应南的乖舛人生。
  海岛畴人奉大师
  嘉庆十五年（1810）冬，黎应南（字斗一，号见山，举人，广东顺德人）从李锐先生受算学。据《清儒学案·黎先生应南传》（第一百二十六卷），因侨居苏州，而得跟先生游。据阮元的说法，“其父曾为太仓州牧而侨寓苏州”。四年后的十六（1814）之秋，在学过了九章及西式算法后，李先生以“开方说”见授。二十二年夏天，李锐先生病了。在先生“易箦”之际，再三叮嘱黎应南为他的著作《开方说》补全下卷（上中二卷已成书，下卷只有条例未立设问）。黎应南答应了。
  从黎应南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九月三日撰《开方说·跋》可知，他在学术上“钻研有日”，深得师承。这也是获此重托的原因。谨遵先生遗命的他，后来“依法推衍，非敢参以己见，将先生《开方说》下卷补成。”至此，他也算是完成人生两件大事了。除了补全先生之著作，他还独创了求勾股捷法。传记中称他”于经、史、坤舆之说，无不贯通，尤于天元精熟，故有求句股率之捷法。盖亦由天元通分所致。”可见他在专业上还是有所建树的。这大概也是“见山，亦著作才也”这一评价的底气所在。
  另一件大事就是取得功名。在完璧先生大作之前的一年，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黎应南在顺天府中了举人。
  从南方顺德出发，至落籍江苏至中顺天府举人，他这一路向北，不但开启了仕途，更在学术史上留下大名。检《中国算学小史》（李俨著），其名赫然在列，“其徒黎应南续成下卷”。这两个光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可谓黎应南人生初始阶段“双喜临门”。
  据《黎先生应南传》的记述来看，黎应南还是一枚学霸。他曾拟仿水道提纲例，撰地理沿革。遗憾的是，提纲未成便驾鹤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提纲乃成，因簿书鞅掌，不遑撰述。且贫困一官，身罹六极，更可哀己。”好友龚自珍在吊唁黎应南时称：“科名掌故百年知，海岛畴人奉大师。”对照而言，这个说法并无溢美之嫌。
  簿书不谙待上命
  嘉庆二十五年（1820）之后的几个年头，黎应南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后人无从知晓。当他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已是道光七年（1827）了。这位来自南方海边、中“顺天经魁”的举人，以“书馆议叙”身份在浙南山区丽水县当县官。
  检清朝《搢绅全书·道光十年冬》，“丽水知县”一栏出现“黎应南 七年八月选”这一信息。可知黎应南是在道光七年（1827）八月选任丽水知县。以往官员自京领凭赴任地方，在路上的用时，是有期限的。据道光朝“赴任凭限路程”规定，自京师至浙江处州府，限65日。我们不知其出发地在哪里，反正当地县志记载，他在翌年二月上任。不过，任上两年多的时间，他在丽水做了哪些事，是否有政绩呢，实情难以知晓。因为他的“丽水知县”也是一段空白。光绪《处州府志》和民国《丽水县志》上，仅记载他的任期，而无其他任何记述。
  在《大清搢绅全书·道光十一年》（京都荣觐堂刊本）上，“平阳知县”已改为“黎应南”，注明“十年十月调”。而此前的《搢绅全书·道光十年冬》上，“平阳知县”一栏还是空白。
  在《搢绅全书·道光十六年夏》中，“平阳知县”一栏已非“黎应南”，而是广西临桂人、进士廖重机，“十六年（1836）四月调”。
  上述有关“丽水知县”与“平阳知县”的任职信息，是黎应南较为空白履历上仅有的时间明确的一段仕途生涯。也就是说，黎应南从丽水转任平阳并履新的时间，最晚应该在道光十一年初，离任时间应该在道光十六年四月之前。他在平阳呆了不到6年时间。
  《清朝学案》上记载他“海疆俸满，加六品衔”。海疆俸满的他，却遇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命运，“秩满宜迁升，而簿书不谙，平时为家丁牟蚀行李，只好萧然淹留任所，以待上官之命”（民国《平阳县志》语）。
  从他为此而作的《临江仙》词，不难感受这个时候的他，个中后悔、不甘、苦闷迷茫、无力甚至淡泊等多重情绪交织的那种复杂心境：“簿宦读书知己晚，那堪两髩蓬飞！酒痕如泪旧时衣，凄凉埋剑气，哀怨写琴丝。博得一官犹故我，中年更欲何之？青山有约订归期，薜萝新鬼哭，车笠旧盟稀。”这是他在平阳任满而前程渺茫的历史印记。民国《平阳县志》未提及他是否等到了调令，究竟升迁与否等信息。想想自己这“北上”“南下”一路奔波，落了个两鬓蓬飞，黎应南能平静吗？
  无法知晓他在任所等了多久，但能确定的是，他黯淡地离开平阳，又一次北上，赴杭城……
  奇才零落冢丛莽
  民国《平阳县志》称他任上“有惠政”，但几乎没见具体内容。从他任职平阳时写的一些诗文，还是不难看出他的率真为人和良善品性。任上某年，他顶着烈日行走横阳，写下一组《夏日横阳山行杂诗八首》（见《苍南文献丛书·苍南诗征》），有一首对沿海防倭城堡历经明、清二朝沧桑巨变而心生感慨：“畴昔防倭旧筑城，而今四野万夫耕。戍楼破碎防旗暗，镇日当关卧老兵。”从他行走的路径来判断，有充分理由断定这首诗描写的是当时纲纪不振背景下的蒲壮所城（或壮士所城）防务现状及周边环境。
  道光十二年（1832）仲冬，他还为《南雁荡山全志稿》（刘眉锡编纂，十六卷）一书撰序。道光十二年初冬，他“因公假道，得以一游南雁”。这次游南雁，也算是他一解就任知县以来“寒暑两易而未涉足”之遗憾。他在文中写到，游了南雁荡后，感慨道：“兹山独未之前闻，岂山亦如人之有幸有不幸耶？抑如名之有传有不传耶？今之游雁荡者，知北方之强，不知南服之雄。非南之逊乎北，北有志，而南无志也。”
  对刘眉锡以《南雁荡志》稿见示，他说：“山灵知我心阙然，而欲现全身以示我乎？”书生率真的个性跃然纸上。撰写此序的时间是道光十二年的仲冬。
  检民国《平阳县志》卷四十五《神教志一》，载：“查黎二公祠，在旧校士馆头门内。右祀邑令查炳华、黎应南。”属于“功德在民”的长官之列。可是，历史往往拥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黎应南辞世n年之久以后，一些史料在不经意间被触及，于是关于他的生平，又有了一些可供研究的素材。
  〇《奉谕黎应南交议等事》
  奉上谕，浙江巡抚程祖洛奏，知县通禀延迟，请交部议处等语。
  浙江平阳县知县黎应南，于台湾镇总兵张琴之母原籍病故，不即照例通详（注：通详，旧时下级向上级申报文书），迟至五旬之久始行附禀申报，实属不知事体。黎应南著交部议处，不准以级纪议抵。（见《内阁大库档案台湾史料汇编目录》）
  这是道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的奏折。由于详细内容被限，不好揣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他“迟至五旬之久始行附禀申报”。
  道光十二年九月，张琴由四川建昌镇总兵官调任台湾镇总兵官。据南坪张氏族谱上保存的信息，道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朝廷给张琴家下了三轴诰命封赠三代，除授张琴授为“武显将军”外，对张琴祖父、祖母、继祖母、父母以及张琴继妻陈氏均有封赠，其中封赠张琴母为“太夫人”。
  〇《吏部为李均权堪以调署平阳知县由》
  移会稽察房。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平阳县知县黎应南采办铜斤，所遗员缺。查有建德县知县李均权堪以调署。（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
  这是道光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奏折。看节奏，上司已经有意向把黎应南替换了。
  〇《户部为钦奉事》
  移会典籍厅。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已故平阳县知县黎应南亏短银谷一折。（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
  这是道光十六年四月的奏折。不过，此时的奏折已用“已故”二字了。
  这三道奏折的时间，差不多是在他“淹留任所，以等命上官之命”的时候。特别是前两道，简直是“掐”黎应南升迁之希望和“断”后续仕途！“簿书不谙，平时为家丁牟蚀行李”，时过境迁，似乎不便做出正负面的评判。但对黎应南来说，这奏折绝对有着举足轻重之影响。他精通数学，却不谙簿书，即不懂县衙中记录财物出纳的簿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因此为人所参奏，这是“命”，还是“运”？
  据民国《平阳县志·黎应南传》，他在写了前述《临江仙》词，“后，数月遂病，终试院”。寥寥数语，直接将他的人生拉到了终点。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而闻名的龚自珍，作为他生前好友，为他这零落一生颇生感慨，“如此奇才终一令，蠹鱼零落我归时”，那是五内俱焚之痛！
  《畴人传续》卷五十提供了下述几个信息：“卒于官。年四十有八。殁后，其子无咎年甫七龄。”关于他辞世后的情形，民国《平阳县志》卷三十九《人物志八·杨配篯传》说：“邑令顺德黎应南有惠政，没，殡西湖上十年矣。配篯求其冢丛莽中，修治伐石表之，馈其家百金。”同书《职官志五·名宦列传·黎应南传》中说：“殡在杭西湖丛葬［莽］中十年，邑人杨配篯筑墓树碑表之，与瑶圃查公合祀试院旁。”可见，殁于杭城试院的他，距离此时已草草掩葬十年了。从杨氏对黎应南身后“筑墓树碑”这一举动，可见黎在平阳坊间还是口碑不错，有惠政。
  生卒岁月话渺茫
  黎应南生前“著述秘不示人，亦不编辑”，他身故的时候，孩子还小，更不知其稿之散佚与否。传世的，除了《开方说》及跋，大概也就留在前述平阳的一点诗文吧。
  此文涉及的述几条奏折及传记的点滴信息，除了补缺黎应南在平苍活动轨迹外，倒也可以借此校正一些有待商榷说法。比如：
  民国《平阳县志》卷二十四《职官志三》清代知县表格中载，黎应南“道光十年知平阳”。而在同《志》卷二十六《职官志五·名宦列传》的《黎应南传》中，称他“道光十二年知平阳”。根据他游南雁荡山的时间（道光十二年初冬，见《南雁荡山全志稿》序），他游南雁是他任职平阳两年后的事，因此他宰平邑的时间当在道光十年初冬之前。如是“道光十二年知平阳”，显然无“寒暑两易”之理由。
  《苍南诗征》中，黎应南的卒年为“1837年”。而从上述“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的奏折来看，已经用到“已故”一词，可见黎应南身故时间应该是道光十六年（1836），断无可能延续至道光十七年（1837）。
  根据他“年四十有八”的记述，也还可以估计他的出生年份在嘉庆四年（1789）前后。由此，也可以判断他侨寓苏州时的大致年龄。
  另外，民国《平阳县志》清代知县表格上有关廖重机“道光十七年任”的说法，这值得商榷。其“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调”任平阳，再如何拖延，也不可能晚于是年底，更遑论“十七年”之说了。
  附：黎门父子三举人
  黎门父子，可谓一门三举人，那是足够光耀门楣的事。
  其父黎诞登，乾隆三十六年中举人。先后任江苏丹徒知县和署太仓州知州。因此，黎应南落籍，与他的任职应该不无关系。在光绪《丹徒县志·职官表》上，赫然列着“黎诞登”和任职年份（嘉庆三年任）。据《清实录·嘉庆朝》载，嘉庆五年八月，黎诞登身份已是“前任丹徒县知县、升署太仓州知州”。但在嘉庆《太仓州志》和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上，却未见信息确认新职务。嘉庆《太仓州志·职官表》一栏，嘉庆“四年五年”为空白。
  检《清史稿·列传》时，却有事关黎诞登的多条负面信息：审办某自缢身死一案，人心不服；又有私设班馆之事。被认为“殊非良吏所为”。任上专结富户搢绅、重用蠹役并自作实政十九条刻石垂久、令邹光国等向巡抚衙门呈递。
  特别是所谓实政十九条，经查，多属溢美浮词，系自定稿底。被认为“以此作伪沽名”。黎诞登为保留官职而令该县绅耆具呈勒石，居官专务虚声，未尝实有惠政。因此，时任江苏巡抚岳起弹劾他并罢其职务。
  黎诞登的归宿不明。同样不明的，还有黎诞登长子黎应元。除了在广东、广州、顺德三种地方志上，有过他“（顺德）昌教人。嘉庆十五年中顺天举人。改名讷。诞登子”等这些信息外，未见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