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刘绍宽日记》，原称《厚庄日记》，作者号厚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平阳县志办由于修志的需要，从温州市图书馆复印了一部，共四十册，封面“厚庄日记”四字即由刘氏弟子、平阳耆宿张鹏翼老先生题写。陈镇波先生等修志人员从中摘抄出《厚庄日记选编》十册，主要为修志服务，竖排，没加标点，有不识的字就照样子描下来，不好使用。至于不认识的字，当时他们向张鹏翼先生请教，因为他是刘厚庄弟子，又是书法家，对《日记》中的地方掌故也熟悉。2001年，苍南县文史委曾刊出文史资料《刘绍宽专辑》，其中日记部分系在《厚庄日记选编》十册上进行分题摘抄，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1997年春，我们县志办开始着手整理《厚庄日记》，用简体字抄写，然后输入电脑。其中有些人名、书名、地名中的繁体字、异体字，根据名从主人等的说法，适当保留，如王理孚字志徵的“徵”字，不简作“澄”字，等等。后由方浦仁老师和笔者进行反复辨认和点校，翻来覆去，精耕细作，至今年春出版，前后历时二十来年，可谓校稿“等身”。由于中间出版社变更的原因，打字稿由简体变繁体，又由繁体变简体。每转换一次，有的字都不一样了，需要重新加以校对，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同时也发现之前很多误认的字和误点的地方，这也是非常令人心慰的地方。厚庄的行草字是有名的难认，有时为了认一个字，苦思冥想，寝食不安，走路也想。当疑字被确认出来后，然后用关键字或词在电脑里的电子版中进行搜索，校订过来，这样就能保持前后一致，上下贯通，涣然冰释，犹如侦探破案一样。
  清何焯在《义门读书记·文选》中说：“一人刊误为校，二人对校为讐。后人歉讐字，易其名为校对，对即讐也。”可见“校对”原义就是两个人一起校。我们两个人一起点校《刘绍宽日记》，虽不同于古代两个人各持一种版本的“对校”，但有时我们为了一个字或一个标点符号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从而把每个字、每个标点落实好，这样不断纠错纠偏，使此书的点校质量有所保证。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我们努力做到尽善尽美，尽量“不留死角”。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感叹道：“校书如落叶，可畏哉！”劳祖德（即著名散文家谷林）整理的《郑孝胥日记》出版后，曾写了一篇《自讼》文章，总结自己标点不到的地方，我们也拿来学习。谷林在《羽翠鳞红集》文（见《淡墨痕》书）中说：“记不真切在哪部的前人笔记中有一段话，说读书遇版本不好，刊刻有错，‘徐徐思之，亦是一适’，是说得很妙的种境界。然乎？”笔者读《越缦堂日记》，才知道可能是北朝魏齐时文学家邢邵说的，原话“思误书，亦是一适”。我们虽然达不到“一适”的境界，但也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感慨。厚庄晚年患眼疾，几近失明，日记都是由别人代抄，不及细校，误处时有，尤其是读《越缦堂日记》所作的摘抄。笔者为了校好厚庄日记，还通读了李的日记，弥补了抄手误抄的地方。我们一边整理，也一边“开发利用”，如为《马孟容马公愚昆仲年谱》《张鹏翼年谱》等提供资料。
  其实日记也会有记错的时候，即使自己亲历亲闻，也会记错，是难免的。尤其是某人到作者那里说的话，不一定真实。厚庄对自己的日记也有清醒的认识，确实难得。我们在读日记，用日记时，还要综合其他材料，这样才能更好地解读日记。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十日，他记道：“昨见所抄历年日记，戊子首页即有错误，因此发生两感想：一为缮录旧书，不可轻改轻注，以率易改注，即致谬误。一见考据之学实难征信，如此日记乃亲手所录，而如此错误，倘后人藉以考据，岂有信他书而不信此亲手所书之日记乎？而不知其竟有误也。”这可能是厚庄在抄写旧日记时所发生的笔误。
  随着近年众多近现代著名人物日记的出版，无数宝贵的史料被挖掘出来，供学者研究，日记热可谓方兴未艾。现在史学界非常著名的“二杨”之一的杨天石著有一本名为《寻求历史的谜底》的书，日记中就包含着历史上的一些谜底，他是最早读到《蒋介石日记》学者之一，从而写出了三辑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从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我国的近现代历史。日记也可为小说家提供素材，叶永烈先生说去年他在写作温州题材的长篇小说《邂逅美丽》时，就参考了厚庄日记的记载，尤其是厚庄好友黄溯初1936年自上海乘飞机来温州这一航线，鲜为人知。他受此启发，在小说中写到了当时沪温之间飞机交通的情况，“塞可斯型飞机”是双翼水陆两用飞机，所以在上海是在黄浦江江面上起降，在温州则是在江心屿附近的瓯江江面上起降。《刘绍宽日记》等温州市图书馆馆藏日记被列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推向全国，对温州这一地域文化的研究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