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晚清除了这四大日记外，还有曾国藩日记，和他的家书一样，风靡一时，无远弗届，处处体现作者自省自律的一代宗师风貌，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所在。清宣统初时（即1909年初），曾广锺（曾国藩文孙）在给厚庄的信中说：“外呈先大父文正公日记一部，尚希披存为幸。”（见《厚庄师友函札》）。厚庄在同年十二月廿三日《省记》中就摘钞了曾国藩道光廿二年（1842）十二月初七的日记，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以及“主敬”、“静坐”、“早起”等《课程十二条》的内容，可见他是在读曾国藩后人送的这部日记。宣统二年六月廿三日，厚庄记道：“客去，阅曾文正日记。”民国三十年（1941）一月十九日，厚庄记道：“郑梓怀自江南卫生院回，以曾文正手钞石印本十册见还。此书四十册，起道光辛丑，讫同治己巳，中间缺十馀年。”可见此日记的手抄石印本共有四十册之多，厚庄日记的手抄本也是四十册，真是无巧不成书。
  其实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厚庄就有可能读到曾氏日记，他在当年六月廿日的日记中就参考了《课程十二条》（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作字、夜不出门），酌改为自己的课程十条：敬、早起、勤馆课、读正书、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少出门。
  他在日记前面的“叙”（即序）中说：“余作日记，自戊子年至己亥年，十年未尝间断。以是十年皆读书课徒，讲解文史，检摄身心，颇资得力。”用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通俗的话说，就是：“记了两年多的日记，我自己觉得每天或多或少都变得聪明些了。”联想到曾国藩青少年时也是比较笨的，后来通过不断努力，写日记，督促自己，“变得聪明”了，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三不朽”的杰出人物。
  厚庄在好多年日记的最前面阐述写日记不是单纯为了记事，以防遗忘，而是为了监督自己。他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的日记前面说：“日记之作，非第泛记事缘，亦欲自镜优劣。《左传》云：‘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窃仿斯义，美恶务记，藉以自治云尔。”翌年八月十六日，他写一篇很有意思的《梦觉录叙》（“叙”即“序”）：
  人莫觉于梦，莫梦于觉。梦者，思之结也，思因乎习而梦成焉，思返其正而觉生焉，故曰“莫觉于梦”。若夫昏昏嘘吸之中，沉沉声色之际，则无在非梦，无在为觉矣，故曰“莫梦于觉”。觉乎？梦乎？虽百庄周无以辨矣，则莫若合梦、觉为一。合一者，觉乎梦，梦乎觉，因觉生梦，因梦成觉，即觉即梦，即梦即觉，则虽谓天下无梦境可也，虽谓天下无觉境可也，虽谓天下一大梦境，即天下一大觉境，亦无不可也。于是忆所梦，书所觉，颜之曰“梦觉录”，冀醒大梦归大觉焉耳。是书以身为题，即身为文，本不立言语、文字，至形之文字，则考证之迹焉耳。庄子曰“迹者，履之所出也”，而迹岂履哉？读者当知此意。
  他对庄周梦蝶的寓言进行了极致的发挥，并在后面加了按语，说自己以后的日记就名《梦觉录》。宣统元年（1909），他甚至给自己日记取名为《挞市编》，后改名《积德篇》，又《两积篇》，又名《自讼篇》。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9）日记的前面说自己写日记，如《周易》一样，也是忧患之作，“斯作也，亦藉为动忍之一助尔”。可见他对自己日记的名称没有固定的说法，《厚庄日记》是后来人所称的。
  宣统三年（1911），他四十五岁，在此年日记的前面非常集中地写到日记对自己的作用，正月初一日：
  日记为省身而作，非泛记事迹已也。本年仿李刚主先生法，行事得失具记，以自儆醒。《左传》云：‘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夫有作而不可记，则此册亦虚设矣，何用扰扰为？《诗》云：‘既立之监，或佐之史。’日记即吾之‘监史’也。今岁值辛亥，日值庚子，除岁为庚戌。辛，新也；亥，改也；庚，更也；子，孳也；戌，灭也。自新悔改，更孳新善，灭除旧恶，为今日此记所托始。……检戊子以来日记，最录关于身心者为一册，以自警。
  厚庄读了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陆桴亭的书后，对日记这一体裁的修身作用有更深的体会，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四日，他写道：“阅陆桴亭文集二卷。有云，知日记善过，即是学问，日日记，日日进，日日变，日日化。”只要坚持写日记，就能起到理学家所谓的变化“气质”的作用。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四日，读陆氏《志学录》，“更有感悟”，“自今日起，刻刻警省，仿桴亭法，时时以敬肆自验，诠之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