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刘厚庄在戊戌年（1898）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后日记：一天时，二言动，三交际，四时务，五经书（分德、智、体），六物理，七论著。”古人写日记，很多是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不是为记事而记事，或者用来练练文笔而已。东汉荀悦在《申鉴·时事第二》中说朝廷中有两位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刘厚庄给自己定的日记功课中就有“言动”。现在《刘绍宽日记》在中华书局出版，其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作者修身齐家、治学处世以及国事、天下事，等等，也是一部非常宝贵的史料书。
  一生出处甚分明
  刘绍宽（1867—1942），字次饶，号厚庄，原平阳江南白沙刘店（今属苍南县）人。少年时在江南张家堡杨家长大，受到其舅杨镜澄（字仲愚，晚号愚楼，曾在瑞安孙家诒善堂祠塾随孙衣言等学）的教导，后又从宿儒项廷骐治帖括。十七岁时，被知县汤肇熙赏识，县试第一。后随全国一流学者之一的平阳训导吴承志治汉学，研考据，也间及吴氏强项——边疆地理学（系当时显学）。二十二岁时，著名学者、瑞安林垟人金晦在张家堡一带教徒，传授颜习斋、李塨之学，刘氏于是接受了颜李学派，《厚庄日记》也始于此年，他们师徒“啐啄同时”，在《日记》中都有记载。也曾问《周礼》于孙诒让，张宗祥在《铁如意馆随笔》中说，刘厚庄系孙诒让弟子。刘氏在《日记》前面部分都称孙诒让曰“先生”，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初三日开始称“仲容师”：“九时，府尊、孙仲容师（以后皆称师）到堂，余郁周继至……府尊去后，孙仲容师复与诸生演说一次。”
  光绪廿三年（1897），厚庄考得拔贡，次年入京朝考，初试一等第九名，因没有向有关人员送礼，覆试时被黜。周恩湛（泰顺人，曾在张家堡授徒）在给他的信中说：“醉珊来此，述及执事夏间应考，首艺甚佳，徐尚书谓廿三省之冠。夜光暗投，不胜惋惜。十稔暌鬲，初不料进境如此之速也。”（见《厚庄师友函札》，藏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此次朝考，来回途经上海，与当时住在虹口的宋恕长谈，《日记》中有长篇的记载。廿九年（1903），曾入上海震旦学院，随马相伯学拉丁文。三十年（1904），东渡日本考察学务，著《东瀛观学记》，孙诒让作序，推崇备至。卅一年（1905），在孙诒让任总理的温处学务总汇处任编检。次年（1906），任温州府中学堂（即今温州中学前身）监督（即校长），直至1912年5月，共六年多，任内把府学堂办成省内名校。1917年8月，再次出任浙江省第十中学校（即温中），至翌年12月离任。长温中时间共七年多，陶铸了无数人材。
  入民国，曾任永嘉县第一科科长、乐清县第三科（教育）科长等。民国四年，回平阳县城，参考了其师吴承志没有刊行的《平阳县志》稿，与修志同仁共同努力，广泛征辑资料，精益求精，历时十年多，从而编纂刊行出民国时期温州地区唯一的一部县志——民国《平阳县志》，被誉为“近代浙江方志之佳作”，系省内名志，张宗祥等著名人士作序。1925年任温属籀园图书馆馆长，整理古籍，编制目录。1931年应黄群之邀，至上海校编《敬乡楼丛书》第三辑10种，历时八个月，与住在上海的温州人士交往频繁，如马孟容、马公愚昆仲、方介堪等。还与神交已久的南社诗人高吹万（金山人）会晤，互赠书赠，厚庄赠予民国《平阳县志》、黄群《敬乡楼丛书》第二辑。1935年，任浙江省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今日市图古籍中很多的“乡著会钞体”即系当时所征辑的古书。
  刘厚庄一生荦荦大者，大致如此。他还参加了林鹍翔（著名词人朱祖谋大弟子）道尹发起的慎社、瓯社，与夏承焘、陈仲陶等同为社友。晚年一度定居温州，与刘景晨、梅冷生等唱酬，有甲社活动。在平阳，与王理孚一起组织戊社，开展诗钟等活动，始于戊辰年（1928），坚持十年，不坠风雅。还被瓯风杂志社聘为特约撰述，1934年4月，其《籀园笔记》由杂志社刊行。晚年在平阳还与张鹏翼、蔡孟平、陈天孩等年青人成立星社，共九人，经常开展活动，薪尽火传，为培养新一代诗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刘经术汉更生，小刘诗笔唐长卿”，张棡此诗句中的“大刘”即刘厚庄，“小刘”即刘景晨，他们相差十四岁，有很深的交谊。“更生”，即指西汉经学家刘向，原名更生，刘厚庄也姓刘，作者把他比作刘向，而把刘景晨比作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这是诗家常用的“切姓”修辞法。
  《刘绍宽日记》始于1888年2月12日，迄于1942年3月23日，共五十五年，其中有的年份记得较少。作者晚年视力极差，几近失明，还坚持记日记，最后由于身体每况愈下，只剩一个多月没记。因作者交往广泛，关心时事，记载详细，于是这部《日记》犹如一幅晚清、民国时期温州长长的历史画卷，展示了那个时期温州地区的气候变化、政治变迁、教育改革、经济动态、社会生活、文艺活动等，波澜壮阔，荡气回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人“重回历史现场”。近现代温州名人，如孙衣言、孙锵鸣、黄绍箕、徐定超、孙诒让、宋恕、金晦、黄群、黄庆澄、谢侠逊、苏步青、夏承焘等等民国先生，都先后在《日记》中出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学风。如厚庄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月二十一日这一天记道：“上午同夏克庵至夏瞿禅处少坐，谈各县新进之能为国学者，以瑞安为最，永嘉为第二，乐清第三，平阳第四。”夏瞿禅即后来成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尤其是近年“民国热”的兴起，坊间流传说要看民国，可去台湾，其实也可以说要看真实的民国，最好去读一读民国过来人所写的那个长时段的日记。同时，从日记中也可以看看以前的文人学者的日常生活，他们是如何读书交友，这样我们能更好地接上传统的文脉，日记这一资源实在是值得今人不断地去挖掘。
  检摄身心学文正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晚清除了这四大日记外，还有曾国藩日记，和他的家书一样，风靡一时，无远弗届，处处体现作者自省自律的一代宗师风貌，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所在。清宣统初时（即1909年初），曾广锺（曾国藩文孙）在给厚庄的信中说：“外呈先大父文正公日记一部，尚希披存为幸。”（见《厚庄师友函札》）。厚庄在同年十二月廿三日《省记》中就摘钞了曾国藩道光廿二年（1842）十二月初七的日记，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以及“主敬”、“静坐”、“早起”等《课程十二条》的内容，可见他是在读曾国藩后人送的这部日记。宣统二年六月廿三日，厚庄记道：“客去，阅曾文正日记。”民国三十年（1941）一月十九日，厚庄记道：“郑梓怀自江南卫生院回，以曾文正手钞石印本十册见还。此书四十册，起道光辛丑，讫同治己巳，中间缺十馀年。”可见此日记的手抄石印本共有四十册之多，厚庄日记的手抄本也是四十册，真是无巧不成书。
  其实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厚庄就有可能读到曾氏日记，他在当年六月廿日的日记中就参考了《课程十二条》（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作字、夜不出门），酌改为自己的课程十条：敬、早起、勤馆课、读正书、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少出门。
  他在日记前面的“叙”（即序）中说：“余作日记，自戊子年至己亥年，十年未尝间断。以是十年皆读书课徒，讲解文史，检摄身心，颇资得力。”用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通俗的话说，就是：“记了两年多的日记，我自己觉得每天或多或少都变得聪明些了。”联想到曾国藩青少年时也是比较笨的，后来通过不断努力，写日记，督促自己，“变得聪明”了，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三不朽”的杰出人物。
  厚庄在好多年日记的最前面阐述写日记不是单纯为了记事，以防遗忘，而是为了监督自己。他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的日记前面说：“日记之作，非第泛记事缘，亦欲自镜优劣。《左传》云：‘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窃仿斯义，美恶务记，藉以自治云尔。”翌年八月十六日，他写一篇很有意思的《梦觉录叙》（“叙”即“序”）：
  人莫觉于梦，莫梦于觉。梦者，思之结也，思因乎习而梦成焉，思返其正而觉生焉，故曰“莫觉于梦”。若夫昏昏嘘吸之中，沉沉声色之际，则无在非梦，无在为觉矣，故曰“莫梦于觉”。觉乎？梦乎？虽百庄周无以辨矣，则莫若合梦、觉为一。合一者，觉乎梦，梦乎觉，因觉生梦，因梦成觉，即觉即梦，即梦即觉，则虽谓天下无梦境可也，虽谓天下无觉境可也，虽谓天下一大梦境，即天下一大觉境，亦无不可也。于是忆所梦，书所觉，颜之曰“梦觉录”，冀醒大梦归大觉焉耳。是书以身为题，即身为文，本不立言语、文字，至形之文字，则考证之迹焉耳。庄子曰“迹者，履之所出也”，而迹岂履哉？读者当知此意。
  他对庄周梦蝶的寓言进行了极致的发挥，并在后面加了按语，说自己以后的日记就名《梦觉录》。宣统元年（1909），他甚至给自己日记取名为《挞市编》，后改名《积德篇》，又《两积篇》，又名《自讼篇》。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9）日记的前面说自己写日记，如《周易》一样，也是忧患之作，“斯作也，亦藉为动忍之一助尔”。可见他对自己日记的名称没有固定的说法，《厚庄日记》是后来人所称的。
  宣统三年（1911），他四十五岁，在此年日记的前面非常集中地写到日记对自己的作用，正月初一日：
  日记为省身而作，非泛记事迹已也。本年仿李刚主先生法，行事得失具记，以自儆醒。《左传》云：‘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夫有作而不可记，则此册亦虚设矣，何用扰扰为？《诗》云：‘既立之监，或佐之史。’日记即吾之‘监史’也。今岁值辛亥，日值庚子，除岁为庚戌。辛，新也；亥，改也；庚，更也；子，孳也；戌，灭也。自新悔改，更孳新善，灭除旧恶，为今日此记所托始。……检戊子以来日记，最录关于身心者为一册，以自警。
  厚庄读了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陆桴亭的书后，对日记这一体裁的修身作用有更深的体会，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四日，他写道：“阅陆桴亭文集二卷。有云，知日记善过，即是学问，日日记，日日进，日日变，日日化。”只要坚持写日记，就能起到理学家所谓的变化“气质”的作用。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四日，读陆氏《志学录》，“更有感悟”，“自今日起，刻刻警省，仿桴亭法，时时以敬肆自验，诠之日记。”
  旁学越缦成大著
  他写日记，也有受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影响。李氏被蔡元培誉为“旧文学的殿军”，其日记进入民国后备受珍视，如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说：“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胡适病中连日读此书，从而激起他写日记，以留给后人的决心。刘先生写日记，也有准备留给后人的理想。
  从《刘绍宽日记》中看，厚庄一生共两次读李氏日记。第一次，在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二十日，他与此书有“相见恨晚”的感慨，他说：“连日阅李莼客慈铭《越缦堂日记》。莼客每读一书，必札所得于册，所著诗文亦多录焉。持论似刻核而有特见，惜此等书之晚（疑“惜”字后有脱一字），且益自伤孤陋，虚生一世也。”如没读到此书，会虚度一生。第二次，在晚年视力很不好的情况下，还忍不住此书的“诱惑”，从头再读一遍，民国三十年三月廿二日的日记道：“余目益眊，而看书之癖不除，因取李莼客《越缦堂日记》，日阅数页。”
  他们对日记这一体载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其写法有些大同小异之处。
  李氏摘录《邸抄》中“上谕”等的内容，作为日记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大背景，刘氏则摘录《时务报》（1896年8月创办于上海，《厚庄日记》1896年10月16日即载：昨阅《时务报》一册，远在中国诸报之上）等报刊内容。而胡适有时就把当天报纸的重要内容剪下来，贴在日记本上，更加简单方便。
  李氏日记中有一块块被涂掉的地方，后人也有异议，要么干脆不写。刘氏是重新誊写一遍，可能把一些敏感或无关紧要的内容删掉。李氏眼高于顶，在日记中任意臧否人物，刘氏谨慎，只对一些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如对陈虬、宋恕等有些微词，这也反映当时学界的一些真实情况，这是日记私秘性的魅力所在。
  李氏以日记为著述，刘氏也一样。《厚庄日记》前期有很多理学的内容，可以看出厚庄在宋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后期有很多佛学的内容，援儒入释，平章华梵，应属古人“格义”（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的范畴。
  李氏在日记中作了大量的读书札记，有《越缦堂读书记》（从日记中摘出）。刘氏也一样，每读一书，都记下提要、心得等内容。他晚年那次读《越缦堂日记》，写下了很多札记，其中有不少跟温州地区有关的掌故。
  厚庄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一月四日记下了有关日记的一项趣事：“午后至江蓬仙家，晤陈性禅，云：‘闻每日作有日记，余今日相晤，得记入否？’余因归而记之。”李氏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时还把日记给那个人看了。
  所不同的是，刘厚庄以记日记作为修身的手段之一，一言一行，都要记下，时时自省，反求诸己。所以刘厚庄身上有曾国藩理学宗师的味道，因为曾氏是当时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
  校书不易可畏哉
  《刘绍宽日记》，原称《厚庄日记》，作者号厚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平阳县志办由于修志的需要，从温州市图书馆复印了一部，共四十册，封面“厚庄日记”四字即由刘氏弟子、平阳耆宿张鹏翼老先生题写。陈镇波先生等修志人员从中摘抄出《厚庄日记选编》十册，主要为修志服务，竖排，没加标点，有不识的字就照样子描下来，不好使用。至于不认识的字，当时他们向张鹏翼先生请教，因为他是刘厚庄弟子，又是书法家，对《日记》中的地方掌故也熟悉。2001年，苍南县文史委曾刊出文史资料《刘绍宽专辑》，其中日记部分系在《厚庄日记选编》十册上进行分题摘抄，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1997年春，我们县志办开始着手整理《厚庄日记》，用简体字抄写，然后输入电脑。其中有些人名、书名、地名中的繁体字、异体字，根据名从主人等的说法，适当保留，如王理孚字志徵的“徵”字，不简作“澄”字，等等。后由方浦仁老师和笔者进行反复辨认和点校，翻来覆去，精耕细作，至今年春出版，前后历时二十来年，可谓校稿“等身”。由于中间出版社变更的原因，打字稿由简体变繁体，又由繁体变简体。每转换一次，有的字都不一样了，需要重新加以校对，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同时也发现之前很多误认的字和误点的地方，这也是非常令人心慰的地方。厚庄的行草字是有名的难认，有时为了认一个字，苦思冥想，寝食不安，走路也想。当疑字被确认出来后，然后用关键字或词在电脑里的电子版中进行搜索，校订过来，这样就能保持前后一致，上下贯通，涣然冰释，犹如侦探破案一样。
  清何焯在《义门读书记·文选》中说：“一人刊误为校，二人对校为讐。后人歉讐字，易其名为校对，对即讐也。”可见“校对”原义就是两个人一起校。我们两个人一起点校《刘绍宽日记》，虽不同于古代两个人各持一种版本的“对校”，但有时我们为了一个字或一个标点符号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从而把每个字、每个标点落实好，这样不断纠错纠偏，使此书的点校质量有所保证。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我们努力做到尽善尽美，尽量“不留死角”。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感叹道：“校书如落叶，可畏哉！”劳祖德（即著名散文家谷林）整理的《郑孝胥日记》出版后，曾写了一篇《自讼》文章，总结自己标点不到的地方，我们也拿来学习。谷林在《羽翠鳞红集》文（见《淡墨痕》书）中说：“记不真切在哪部的前人笔记中有一段话，说读书遇版本不好，刊刻有错，‘徐徐思之，亦是一适’，是说得很妙的种境界。然乎？”笔者读《越缦堂日记》，才知道可能是北朝魏齐时文学家邢邵说的，原话“思误书，亦是一适”。我们虽然达不到“一适”的境界，但也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感慨。厚庄晚年患眼疾，几近失明，日记都是由别人代抄，不及细校，误处时有，尤其是读《越缦堂日记》所作的摘抄。笔者为了校好厚庄日记，还通读了李的日记，弥补了抄手误抄的地方。我们一边整理，也一边“开发利用”，如为《马孟容马公愚昆仲年谱》《张鹏翼年谱》等提供资料。
  其实日记也会有记错的时候，即使自己亲历亲闻，也会记错，是难免的。尤其是某人到作者那里说的话，不一定真实。厚庄对自己的日记也有清醒的认识，确实难得。我们在读日记，用日记时，还要综合其他材料，这样才能更好地解读日记。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十日，他记道：“昨见所抄历年日记，戊子首页即有错误，因此发生两感想：一为缮录旧书，不可轻改轻注，以率易改注，即致谬误。一见考据之学实难征信，如此日记乃亲手所录，而如此错误，倘后人藉以考据，岂有信他书而不信此亲手所书之日记乎？而不知其竟有误也。”这可能是厚庄在抄写旧日记时所发生的笔误。
  随着近年众多近现代著名人物日记的出版，无数宝贵的史料被挖掘出来，供学者研究，日记热可谓方兴未艾。现在史学界非常著名的“二杨”之一的杨天石著有一本名为《寻求历史的谜底》的书，日记中就包含着历史上的一些谜底，他是最早读到《蒋介石日记》学者之一，从而写出了三辑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从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我国的近现代历史。日记也可为小说家提供素材，叶永烈先生说去年他在写作温州题材的长篇小说《邂逅美丽》时，就参考了厚庄日记的记载，尤其是厚庄好友黄溯初1936年自上海乘飞机来温州这一航线，鲜为人知。他受此启发，在小说中写到了当时沪温之间飞机交通的情况，“塞可斯型飞机”是双翼水陆两用飞机，所以在上海是在黄浦江江面上起降，在温州则是在江心屿附近的瓯江江面上起降。《刘绍宽日记》等温州市图书馆馆藏日记被列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推向全国，对温州这一地域文化的研究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