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科举，也叫“开科取士”，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世间可为文官武将的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科举包括文、武两项常科。这个制度，一般认为应以隋炀帝大业三年（607）设立文进士科为开端，而武进士科却比文进士科晚了近一百年的时间。
  南宋平阳武科的盛举
  武科举始创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止，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两百年。在此期间，温州地区共产生武科进士393名，其中平阳（含苍南）就有296名，占温州总数的七成多。尤其是在南宋一百五十多年间，是平阳武科极其鼎盛的一个时期。原据清乾隆、民国《平阳县志》记载，这一时期平阳共有武状元13人，武榜眼6人，武探花7人，武进士296人。
  根据《状元大典》《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补编》《宋史》《雍正浙江通志》《弘治温州府志》《中国历代武状元》等文献及有关地方志记载，宋朝自北宋仁宗赵祯天圣八年（1030）开设武科，到南宋度宗赵禥咸淳十年（1274）最后一科武举，共计开武举78榜，应产生78名武状元。南宋年间武状元共计48名，平阳占全国总数近三分之一，浙江平阳在南宋时期产生过诸多的武状元，其时间之集中、人数之多，在全国也极其罕见，由此被誉为中国“武状元之乡”。正是南宋平阳当地深厚隽永的人文底蕴，才使得平阳这片东南沃土自古以来就英才辈出。
  近年来，随着全国性资料的发现，据《梦粱录》卷十七、《苏州府志》卷六十七、《福建通志》卷一四七、一四八、《浙江通志》卷十六、《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载，平阳的武状元还有所增加。而温州文史委编《温州状元》载有17人，增：薛贽、赵国华、张宗德、蔡起辛（归仁乡章峰里人，今仕阳镇雪溪富头村，景定三年1265年中魁，明朝景泰三年1425年划入泰顺）。《中国历代武状元》记载，赵国华为平阳人，南宋理宗赵昀淳祐元年（1241）辛丑科武举状元，应予以肯定。而薛贽、张宗德尚存疑、待考。因此，平阳武状元名单可以确认的应为15人。
  因此，南宋时期，平阳县有案可查的武科进士有296名，在这296名武科进士中共有15名武科状元、6名武科榜眼、7名武科探花、18名文武双科进士（武进士重新参加甲科考试而取得贡举进士资格的称为“武举换文”）。15名武状元分别为：陈鳌、陈鹗、蔡必胜、黄褎然、林管、朱嗣宗、林梦新、朱熠、赵国华、项桂发、章梦飞、朱应举、蔡起辛、翁鄂、林时中。另外还有6位武科榜眼：林景衡、戴应发、林弅、邹臻、周仁勇、林景新；7位武科探花：林武子、陈元普、孔元圭、林栋、叶宗泽、薛应龙、陈龙发；18名文武双科进士：林拱辰、国幼闻、陈宗臣、薛梦龙、陈焕武、应节严、徐宗斗、陈宗亮、林千之、钟彝、邹臻、林雍、戴应雷、郑遇龙、王有开、周仁勇、侯于周、潘应大。
  上述名单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平阳武举盛况空前，人才济济，显赫一时。中国“武状元之乡”之称号荣誉名副其实。
  平阳南宋武举的地域特点
  从现有的资料看，北宋武状元的籍贯多为不详，武状元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南宋时期。自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起，到南宋末年的48科武举中，共有15榜的武状元产生于今浙江省的平阳县，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由此，平阳被誉为中国“武状元之乡”。另有八榜的武状元产生于福州，比例占到了六分之一。另外东阳也有四榜武状元。
  平阳为什么能够产生出如此多的武进士、武状元？这当然离不开南宋时期国家形势与温州平阳县的时代特点与社会经济基础与深厚的地域人文背景。
  首先，南宋时期平阳县的时代特点与高素质移民社会有关。北宋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杭州），使宋朝的政治中心发生位移。人口大量南迁以及福建移民北上，一些社会精英来到平阳，使平阳的人才结构发生了巨变，对地方的人文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平阳由北宋时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一跃而成为南宋学风鼎盛、人才辈出之地。终宋一朝，平阳不仅出了15名武状元，众多武进士，还出了2名文状元、1名文榜眼、2名文探花、406名文进士。 爱国诗人林景熙，著名学者陈经正、陈经邦、宋之才、徐谊均出自平阳。
  其次，当时平阳社会经济繁荣发达，为练武习文者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老平阳地域辽阔（包括今天平阳、苍南两县以及泰顺县南部大半），其面积占据了今天整个温州地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它地处东海之滨，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鳌江横穿全境，东流入海。沿海的南麂岛是浙江最好的渔场之一，而东部肥沃的万全平原和鳌江中下游平原已经开发成熟，农业发达，平阳可称得上是个鱼米之乡。平阳丰富的物产，繁荣的经济，颇有发展的空间，使其成为移民的理想场所。平阳县有户籍记载，始于宋朝。据记载，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平阳县有65000多人。其时，温州尚属“僻远下州”。后宋室南渡，人口南徙与闽省移民北上。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平阳人口增加了218％，在两宋之际人口锐减的背景下，这个数字显得尤为突出。
  再次，南宋永嘉学派（平阳学统）的形成，导致平阳有着比较深厚独特的历史与人文背景。平阳县的南宋人文背景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一是浓厚的尚武之风，二是地方鼎盛之学风，三是平阳人将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平阳地处今浙江省南部，南邻福建，东面大海，擅山海之胜，所谓“面海负山，瓯闽之疆”、“两浙咽喉，八闽唇齿”。移民化的社会，使当地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尚武风气。宋室南渡后，平阳作为闽浙交通要道的作用更加突出，且因临近南宋都城杭州，拱卫京师的责任日渐重大，朝廷也更加重视当地军队的建设。历史的渊源与现实的需要使当地民风颇为强悍，也使他们较注意学习武艺，时至今日，平阳还流传着“男壮皆练武，村村有拳坛”的民谚。
  北宋元祐年间，平阳人陈经邦、经正兄弟因慕伊洛之学，不远千里受业于大儒二程兄弟，后为程门高足并学成归来创办会文书院授徒讲课，开两浙洛学之先河，并对日后永嘉学派中的平阳学统起过重要影响。平阳文风由此始盛，一改往昔沉寂的科名，南宋时有文武进士近700余人。大儒朱熹亦曾慕名到访会文书院讲学并题额“会邱书院”四字。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平阳学统，始于先生兄弟。”清代大儒孙衣言在其《逊学斋续钞》中道：“吾温既僻在海滨，平阳又下邑……陈氏兄弟……不远千里学于北方，得大儒以为依归，平阳之学由是兴焉。”并撰写名联“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可见，陈氏昆仲开永嘉学派之先声，在引进中原洛学文化上贡献巨大。后随宋室南渡，北方一些文化精英的与闽省高素质移民大批到来，对当地人文环境影响广泛。平阳由北宋时文化的相对落后，一跃成为南宋学风鼎盛、人才辈出之地。
  宋朝武举，不单考较武艺，更注重考核武举子的军事理论素养，推行“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研讨兵书，离不开必要的文化知识，如果平阳只有尚武之风，而无鼎盛之学风，那么，平阳产生的将不是具有一定文化功底和军事理论素养的武进士、武状元，而是四肢健壮、头脑简单的武夫。在平阳的武进士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文武双全进士，这里面文武双进士有18名。有的是先中武举，入仕后再换文科。有不少人虽为武进士，却任职州、县，而其中颇有政绩者，又以武状元朱熠、蔡必胜为最。朱熠官至参知政事，位至宰辅，是宋代武科状元中任职最高的官员。蔡必胜人称“武举绝伦”。知邵州，閤门舍人，知池州、楚州、庐州。后以吉州刺史、提举崇道观致仕。
  终南宋一朝半壁江山，人民饱经战乱之苦，众多的平阳人有着太多的国仇家恨，现实的残酷使平阳人知道，只有保国才能治国。当此之时，国家最为需要的是统兵打仗的将帅之才。正如平阳兄弟武状元陈鹗、陈鳌的父亲陈文教导他们所说：“世治尚文，世乱尚武，建功报国，正此时也。”所谓“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是也。对于收失地，雪国耻，迎请二圣还朝，文人雅士的坐而谈，自不如铁血之士的跃起而践行。
  至南宋末年，蒙元入侵，平阳有不少武进士喋血疆场，以身殉国，如薛应龙等。他们将社会现实需要与实现自身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能不视为武状元多为平阳人的原因之一。地域浓厚的尚武之风给平阳人以较高的武艺，永嘉学派与平阳学统之鼎盛之学风又赋予平阳人以深厚的文化功底，加上南宋社会的现实需要对平阳人的影响，使平阳人占尽武举的天时、地利、人和。平阳那时候的武状元、武进士多是博文精武，智勇双全之杰出人才，致使平阳人在推行文武并重、以选拔儒将为己任的南宋武举考试中得以一展身手，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科举史上一大奇迹与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