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郑成功（1624—1662），名森，表字明俨、大木，幼名福松。原为南明政权的大将军，因蒙南明绍宗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世称“国姓爷”。又因蒙南明昭宗封延平王，称“郑延平”。明隆武元年（1645），清军攻入江南，不久其父郑芝龙降清，其母田川氏在乱军中自尽。郑成功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一度由海路突袭，包围清江宁府（原明朝南京），终遭清军击退，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海岛厦门、金门。明永历十五年（1661），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大员（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但不久即病死。他在平阳沿海一带，留下了很多传说故事与遗址。在史料上曾记载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北上的抗清斗争，北伐时曾到过平阳。
  郑成功在平阳的时间
  清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十三日，清军三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南明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为了策应永历朝廷，留黄廷、洪旭、郑泰等镇守厦门，亲率甘辉等部进行第二次北伐。在福鼎沙埕前岐港登陆，由分水关抵达平阳县，举兵攻入浙江沿海，准备入长江。其间，郑成功亲自率领部队来到平阳县城下。杨英《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六月初四日，藩（郑成功）督师从前岐港登岸进攻，由分水关达平阳县。县界有大溪达金乡卫大海，流水湍急，先令小艍船渡载过江。初七日，大师进至平阳县。传令：冲锋架梁，副锋取粮并办攻城器具。藩瞭见伙兵至城下拆料造云梯，守虏并无发铳，随集诸将议曰：‘此城可无容攻，招之必降。不然，岂无拒理？省了一番残害，我兵亦取粮足食，亦云幸也。’即发谕令张五军同马提督招之。十一日，守将车任暹果献城投诚。城中抚绥，草木不动，随移师进扎瑞安县，令车将招之。十三日，艾诚祥率部将窦奉先、杨志道等亦献城瑞安城纳款。藩喜二将胞厚雄大，善骑射，有福将器，甚礼待之。”这里所说的对平阳县守将车任暹进行招降的“张五军”是指郑成功部将张英，当时任五军戎政兼管前军事；“马提督”是指马信，原是清镇守台州府将，后投郑成功，当时任郑成功部右提督。孙延钊《明季温州抗清事纂》载：“戊戌、鲁监国十三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初七日，（郑成功）师至平阳县，清守将单（车）任暹献地投降。十三日，瑞安县守将艾诚祥降。”“郑将由海道攻江宁。五月，先出温州取饷，泊舟三日，连樯八十里，见者增（颤）栗。其步卒自平阳出，所过米粟财物悉卷入海。兵至瑞城，郑亲屯东门外万松山上，射书入城，守将杨志道、艾成祥等开门迎降。”孙延钊在《明季温州抗清事纂》中所写的“五月，先出温州取饷，泊舟三日”之语，其记载时间可能有误，应是“六月”。
  从《先王实录》与《明季温州抗清事纂》等史料记载中，可以证明郑成功亲自率领部队到过平阳县城下，并驻扎在这里。郑成功本人在平阳县城下驻扎的时间，应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初七日至六月十一日左右，共五天左右时间。约在六月十二日，郑成功率军移师至瑞安，驻扎于瑞安万松山上。
  郑成功驻扎平阳的地点
  郑成功第二次北伐时，部队有十余万之众。夏琳《闽海纪要》载：“戊戌、（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夏五月，成功大举兵，图江南。……乃以黄廷为前提督，洪旭为兵官，郑泰为户官，留守厦门，而自率甘辉等北上。甲士十七万，铁人八千，扬帆而进，号八十万。”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载：“戊戌、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以前提督黄廷防守思明州（厦门），与兵官洪旭同商机务，户官郑泰给发兵饷。馀诸提镇北上，甲士五万，伏兵凡十馀万，船数千艘。”
  郑成功大军进入平阳县时，是水陆并进的。水师主要驻扎在鳌江口一带，《明季温州抗清事纂》载：“戊戌、鲁监国十三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初九日，郑成功大䑸至平阳江，汛海各标官兵成（咸）畏惧，守将单（车）任暹降。”鳌江，古称为平阳江，或始阳江。陆师大营应驻扎在平阳县城西门外的水塔、沙岗的交界处，即县城西门外红龙殿以西二三百米处。其理由有四：一是郑成功部队虽从平阳县城的南面过来，最近的路程应是去进攻平阳县城南门。但南门的岭门山与九凰山两山对峙，地势险要，坡度很陡，易守难攻，大部队很难展开，故不可能在此驻扎大部队。二是平阳县城守将车任暹献城投降后，郑成功部队没有进入平阳县城，而是直接去进攻瑞安。如果大部队在南门，那么去瑞安，需经过平阳县城，故郑成功大部队不是驻扎在南门。《明季温州抗清事纂》载：“戊戌、鲁监国十三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初九日，郑成功大䑸至平阳江，汛海各标官兵成（咸）畏惧，守将单（车）任暹降。城内去年火后，寥寥数家，郑兵藐而不入，在乡三日。”民国《平阳县志·杂事志一》载：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九月初四日，夜火自市心街起，东至城，西至秀衣坊，南至卖书巷，延烧城内几半（旧志）。”《先王实录》有“十一日，守将车任暹果献城投诚。城中抚绥，草木不动”的记载。三是若从平阳县城南面去瑞安，不经过平阳县城的话，其最近的路径是翻越甸垟岭。同样道理，若从平阳县城南面去平阳县城东西北各城门，其最方便的路径也是翻越甸垟岭至平阳县城西门。故推断郑成功大军应是翻越甸垟岭，然后到达平阳县城西门，驻扎在西门外。具体驻扎应是在西门外的水塔、沙岗之间，更为合理，因为平阳城西主要有雅山、南岙、水塔、沙岗等地。其中雅山、南岙位于白石山、甸垟山、南岙山之下，易被偷袭，难以防守，不是扎营的最佳处。只有水塔、沙岗之间，地势广阔且平坦，才是大军驻扎最佳处。四是乾隆《平阳县志·杂志·时变》中记载郑成功部在平阳守将车任暹投降后，没有进城，但“取西门内典铺积货而去”，说明西门外确有郑成功驻军，这也证明西门外确实驻扎过郑成功部队。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出，郑成功收复平阳县城时，其大营是驻扎在平阳县城城西水塔、沙岗之间，且具体应在县城西门外红龙殿以西二三百米处。郑成功亲临城下观察，也是在平阳县城的西门城下。
  郑成功在平阳所做之事
  查阅相关的材料，发现郑成功本人虽在平阳县城外只有驻扎五天左右的时间，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审时度势，劝降平阳县城守将，避免平阳县城的战火。据《先王实录》载，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初七，郑成功亲自到平阳县城观察城里的情况，发现平阳县城里军无斗志，没有主动防御的迹象，“并无发铳”。为了兵不血刃地收复平阳，于是派部将张英、马信对平阳县城守将进行劝降。果然，平阳县城守将车任暹献城投降，从而避免了平阳县城的一场战争，保全了县城人民的生命。接着，又派车任暹到瑞安县城进行劝降，瑞安县城守将艾诚祥亦献城投降。江日升《台湾外纪》载：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初七日，（郑成功）率众登岸犯平阳，守将单（车）任暹降。十三日，瑞安县守将艾诚祥亦献城降。”
  二是征取粮食，满足军队需要，为北上反清复明做准备。郑成功之所以从厦门出发后，在沙埕前岐港登陆，由分水关进攻平阳县，其主要原因是军中缺粮。《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五月）十三日，藩督师思明（厦门），开驾北征，缘阻风，逐浪（高戈）上。至二十一日，驾到沙关。风雨未顺，驻扎十数日，官兵乏粮，议就温州界属登陆，收复郡邑，取足粮食。”郑成功占领平阳、瑞安等地后，就地征粮，取足了七个月十七多万人部队的用粮。《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是月（六月）十四日，行令各官兵取足七个月粮食，仍着监督、监营传取足额。以城邑归附，不用防备杀虏，且近水易载，候十五日有令，载往三盘卸贮。如无足七月之粮，究处将领。后各镇俱报足七个月粮。”乾隆《平阳县志·杂志·时变》载：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初九日（应是六月十一日），海寇郑成功大䑸蔽江而至，汛防各标官兵咸畏惧降顺。城内去年火后，寥寥数家，贼见藐而不入，惟在乡劫掠三日，并取西门内典铺积货而去。是时，妇女赴水者不可胜数，榆洋堡尤甚。三都竺岙寨，其近都居民万馀，避入寨中。其地四面峭壁，贼以须饷为名，群集而上，至半山，民以巨石压死者数百。贼怒，仰攻不已。及寨中石竭，贼屠寨，男女坠崖死者不可胜数。”
  关于乾隆《平阳县志·杂志·时变》中记载的郑成功部在平阳取粮之事，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
  其一，所谓三都竺岙寨，现位于万全镇湖岭社区小湖岭旁边的卓岙山上，此山是西太山的一个组成部分。竺岙，现名为卓岙。卓岙山为平阳与瑞安的界山之一，山上的卓岙寨现属瑞安所辖。《瑞安市地名志》载：“卓岙，在屿头西南2.5公里。位处西太山东南麓的山岙，村多卓姓，以姓名村。明乡贤卓敬故里。”
  其二，郑成功第二次北伐从厦门出发前，曾经重新颁发“出军严禁条令”，严明部队行军纪律，不准士兵烧杀掠夺。《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五月）初七日，重布出军严禁条令传示‘照得恢复伊始，信义为先，故逆者剿之，顺者抚之。剿抚分明，所以示大信、伸大义于天下，此诚今日之要着。如严禁奸淫、焚烧、虏掠、宰杀耕牛等项，本藩已刻板颁行，谅谆不啻再三……’”然后重申了十条禁令，其中涉及“地方取粮”与“攻剿地方”的禁令：“就地方取粮，亦不得己之役。官兵只准取粮，不准奸淫，掳掠妇女。如有故违，本犯立即枭示，大小将领一体从重连罪。不论镇营官兵役伙人等，有能拿报首明者，赏银五十两。”“攻剿地方，有附虏十分顽抗负固者，攻破之后，明令准掠妇女，以鼓用命，以示惩创，不在禁内。如系虏据不服，百姓罪有可矜，如无发明令掳妇女者，不准掳妇女在营在船。如有故违，本犯枭示，大小将领一体从重连罪。不论官兵役伙，拿报首明者，赏银三十两。”可见，郑成功部的军纪是非常严明，且此令重布时间为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初七日，只早于郑成功占领平阳县城一个月多几天而已。郑成功部对军纪执行也很是严格，采取连坐的方法，士兵犯罪，累及将领。《先王实录》载：永历“九年（1655）乙未（十月）二十八日，把臣功同张魁等开城投诚，官兵进城安民，草木不动，威声振江南。先时行军，本藩即发银一为两，付陈总制等领载北上。凡攻略邑有功，先赏后报；有罪镇将会议先斩后闻；其官兵奸淫抢掠，连罪将领，阿私不举，罪总制。时师至湄洲北镇下，有一兵取水，拾人一鸡，被监营报解，遂集诸镇议罪。甘辉对众人自认统御陆师失律，去衣请责示儆。诸将迟疑。辉曰：‘尔等今日不责我，是致我总督与本藩杀耶？师行在迩，令即不行，尚望恢复致远？’于是总制请令箭致于前，责十棍，犯兵枭示，付翼司哨队各捆责，北镇舟师后至，免罪。以故军令严明，官兵遵守，进城秋毫无犯。”《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十一月）时，攻破卫城（磐石），颇有掳掠妇女。藩以为虏所据，传令释放，恐有未遵者，令搜出究罪。时后提督下副将胡雄伙兵匿一妇人，连罪俱杀，副将胡雄惊自缢死。何佑亦连其罪伏诛，诸将跪乞曰：‘此猛将难得，处处有勋，杀之可惜。’力保之，乃免，降兵捆责。”《先王实录》的作者杨英是郑成功部户官，在记述郑成功部有关事情时，虽说有时难免存在一些粉饰，但基本上是可信的。故郑成功部队不大可能在平阳县内因取粮而掳掠、奸淫妇女。而郑成功部在平阳取粮，及攻竺岙寨取粮，应是事实。郑成功部的军需问题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他的兵力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与小片滨海地区，粮食供应不足，故往往在攻占的地区征收粮饷，以满足部队的需要。由于竺岙寨的抵抗，用巨石杀死郑成功部征粮的许多士兵，故攻下山寨后，竺岙寨里的一些人被杀，应是对反抗征粮、杀死郑成功部士兵的惩罚。
  其三，这段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乾隆《平阳县志·杂志·时变》，后民国《平阳县志·武卫志二》予以沿用。乾隆《平阳县志》由张南英撰写，徐恕为之写序时为乾隆二十三年，即1756年，恰好离郑成功部占领平阳的时间为一百年，所以对一百年前事情的记载应有一定的真实性。张南英为清乾隆年间进士，并担任过贵州瓮安、平越、清平等县的知县，由于政治立场不同，称郑成功部为贼，故可能会夸大其词，并进行污蔑。
  郑成功离开后 仍指挥平阳的防御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郑成功率部驻守台州、温州沿海一带，为第三次北伐做积极的准备，并派将领驻守平阳一带沿海各汛。郑成功自己在磐石、沙关两处往返，把浙江沿海作为第三次北伐的根据地。据《先王实录》注：“磐石卫，在乐清县南五十里，去海一里，洪武二十年建卫，下领宁村、蒲岐、后千户三所。”“沙关，闽浙交界处的沙埕关。《福建巡抚残题本》云：‘年来因沙埕土堡废颓，三面皆海，逆贼易于侵犯，南北商贾以血本为重，视秦屿土堡坚固，咸集于此贸易，沙埕税关亦移秦屿榷课。昔称沙埕关，今竟为秦屿关矣。’”《海上见闻录》载：“戊戌、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十二月十五日，赐姓（郑成功）驾驻沙关。”“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赐姓驻沙关。二月，赐姓到磐石卫。”
  当时，驻守瑞安沙园所（其辖区主要位于平阳县内的万全平原与西湾沿海）的郑成功部将领右武卫周全斌、左虎卫陈魁，向郑成功请示清军准备进攻情况。郑成功根据平阳、瑞安的清军部署与地理情况，对沙园所的防御做出了仔细地安排。《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三年（1659）己亥正月，藩驾驻沙关。初四日，周全斌、陈魁等报：伪院（注：伪院，清浙江总督。为了防备郑军不时袭击，清廷于顺治十五年分浙闽总督为二，以都统赵国祚总督浙江，驻温州；李率泰专督福建，驻福州）赵国祚吊集马步数千，欲来攻复平阳沙园所。藩驰谕机宜云：‘国祚必不敢来犯，倘果妄动，此地利非用马之处。则平阳萧江渡会前锋镇一枝兵马进入，可抄平阳虏奴之后。会磐石之师，由瑞安港直抵飞云渡，抄虏之右。先拨右协杨富全协班官同领旗协、火攻营弓箭鸟铳，分配小船十馀只、大统船四只，直抵钓鱼屿下，发铳攻虏之左，尔等全力直捣其中，则国祚直釜中之鱼矣。’全斌等照依机宜而行。国祚探知，出瑞安十五里，退扎商田地方，不敢进犯。”“十三日，周全斌等又报：‘伪部院数时再吊兵马，并封大小船五百馀号，另吊石匠、篾匠、火药数载。又瑞安港现封小艇百馀只。并拆厝（注：闽南方言，房屋也）绞排，配运大炮，给发行粮，在此十四五间，来犯磐石、沙园等处。’藩再驰谕机宜：‘国祚见我棋布已密，断无来犯之理，特虚张掩人耳目耳。如来，照会前日机宜而行，万无一失。’虏竟无来犯。”可见，郑成功离开平阳后，仍然指挥平阳一带的军事防御，对平阳一带的敌我兵力情况、地理环境等了然在胸，对清军进犯的企图做出全面的部署，指挥部下将领抵御清军的进攻。
  当然，有关郑成功在平阳的这段历史，仍然有许多不明之处，需要以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