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蒋仲飞老师逝世已十五周年了，历历往事，依然难以忘怀，他的音容笑貌总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1969年古历八月十五日，这个中国传统全家团聚的佳节，我与蒋老在当时山门群专里第一次见面。群专指挥部就设在山门镇龙井庵，是当年刘英、粟裕等领导的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司令部。
  我被关押在大殿右边的第一间。这一天夜里，月光惨白，又有一串所谓犯人被押进牢房。只见我的牢门打开，一个身材修长，面容消瘦的老人慢步进入囚室，不声不响地坐在随身带来的铺盖上，正挨着我的左边。我心上一种同命相怜的情感油然而生，便靠近他悄悄地问：“阿叔哪里人？犯什么事？”他叹了口气说：“诸暨人，人家说我反革命，是蒋介石秘书。”响起“嘿嘿”两声无可奈何的笑，便转入沉默。第二天，早上放风，人们悄悄地传说，昨夜山门林场技术员蒋仲飞关进来了。我才知道原来这位便是造福一方的白木耳祖师。
  当时木耳生产在平阳北港已经形成规模。有生产队集体种的，也有农民个人种的。有的在生产队中无法生存的老知识分子，也偷偷求助蒋老带上几瓶菌种到边远的闽赣山区去栽培，赖以存活。那时候，白木耳价格最高卖到120元一斤。人来人往，市场一片繁荣，大家口中传送的都是白木耳的信息。山门林场的蒋仲飞，人们都以熟悉他为幸，以结识他为荣。当年北港山区的农民无人不知蒋老的大名。至今仍在怀念他，感激他曾经带来的好处。
  龙井庵的囚笼日子，让我和蒋老的情谊与日俱增。在水泥地上同睡一张草席，看着天花板各自想着心事。他的老妻长年卧病在床，子女尚未就业，工资被停发，连生活也没有着落。我们除了相互安慰与鼓励外，还有一个共同认识，我们都没有罪。我祖上三代农民，目不识丁。父亲勤劳，三年困难时期，开荒多种几担番薯丝，被冠以“富农”。我小学毕业，升入初中一年后，由于交不起每学期二十元的学杂费而辍学。十六岁时，为寻找一条跳出农门的道路而常常被村干部以富裕农民子女所歧视、限制，不予办理证明。十七岁那年随表兄去江西做矿木，又被扣一年口粮，说我是外流分子。一次在报考技校的证明中居然在村政府的大印前写上“该人是单干户的子女”，而使我落取。此后，我不敢有非分之想，一直埋头种田。二十岁出头，我是村里满十分的劳动力，种田担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文革中写了几张大字报，被扣上复辟的帽子抓进群专。蒋老知道我的家庭底细后，深为同情。他说：“圣驹啊，待我出去后，一定会替你介绍工作。”果然如此，1971年冬，蒋老兑现了自己对我的许诺。
  进龙井庵近五个月了，大部分被抓的人都释放回家，或升级转送到平阳，而群专对我们既不审问，也不释放，凭空无故地关着。一天上午，蒋老因感冒被批准到山门卫生院看病，直到下午4时才回来。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怕他出什么事。谁知他很高兴地对我说：“圣驹啊，我今天遇贵人了，不出一星期，就可以出去了。”他告诉我，那天上午他看完病往回走时，听到有人叫他。他抬头一看，是熟人。那人问，你怎么在这里？蒋老答，在坐牢。那人问，什么事？蒋老说，说我反革命。那人问，你反什么革命？蒋老说，说我当蒋介石秘书。那人笑了笑说，真是扯淡。原来此人是姜文魁工程师，蒋老建国前在林业部门的一位老同事。时任省革宣队中队长进驻山门。他留蒋老用过中饭，又了解了一些情况，答应一星期内解决问题。果然未到七天，蒋老就被放了出去。蒋老临走时说，他已把我的情况向那位领导说过了，我不久也可以回家。结果也只再过半个月，我也被释放。
  从此，我与蒋老成了忘年交。是年秋，蒋老偕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谢孝福、樊光华等一行到顺溪调查采集七叶莲等中草药标本，住在供销社招待所，膳食在我家。我母亲为了改善伙食特地去别人家借来单季稻大米给他们烧稀饭。没有什么好菜招待，虽是粗茶淡饭，由于我一家人的热情，使大家都很满意。他们临行时送了我家不少粮票与人民币，超出伙食费许多，使我父母十分感动。
  次年春，蒋老应温州罐头厂所求，帮助该厂在温州杨府山东麓创办了菌种场，专事制作蘑菇一、二、三级菌种，以供应城郊及永嘉、平阳等县菇农。产品该厂收购，制成罐头外销。蒋老介绍我到该场工作，在他亲自零距离的指导下，我一边学习食用菌制种技术，一边下乡向菇农辅导磨菇栽培。在温州待了半年后，我才回到内人插队的地方绍兴平水镇。我已而立之年，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绍兴农村对劳动力管得很紧，成年人不论男女，每天都要出工。又值双抢季节，我爱人幼失怙恃，两个幼小儿女无人帮助照顾，每天用箩筐肩挑着上下工。有时索性把他们关在家里，任其哭倦后卧地而睡，实在令人于心不忍。我一边弹棉赚钱，一边替爱人代工到生产队劳动。如是至当年十月初，突然接到蒋老的电报，召我速到温州议事。原来江西宜春地区商业局闻蒋老大名，要求帮助发展当地黑木耳生产，委托文成县绵羊场制种五千瓶，并派技术员一名辅导整个生产周期，合同期两年。当时文成绵羊场没有合适人选，故此，蒋老推荐了我。我得知此事后踌躇难决。因为我根本不懂黑木耳的栽培技术，如何去辅导别人呢？生产规模如此之大，万一栽培失败了，又怎样交代责任？蒋老看出我的顾虑，鼓励我不要畏怕，“天下无难事”。黑木耳人工栽培法与银耳大同少异，只是段木种植及管理方法不同，只要选对树种，至于管理技术方面，一边看资料一边学，就可解决。第一年是试种，能出耳就是成功。我好像吃了定心丸，顿时安下心来，便手持他的推荐信去文成找该场书记赵秀萍同志。临行前，我看了推荐信的内容，其中几句至今记忆犹新，“该人诚实可靠，有相应的文化程度，反应敏捷，不信可以一试。”由于蒋老一锤定音，赵书记热情接待，为我办了介绍信，并带我参观了绵羊场的各项生产流程和细节。临别时，赵真挚地对我说，你是蒋师父介绍来的人，我很放心。你现在作为我单位大使出任江西，希望努力工作，干出成绩。两年合同期满，回到绵羊场来，工龄就从今天算起。
  就这样，我成了国营文成县绵羊场一名“大使”去了江西。宜春地区商业局生产科科长王发水同志是丽水人，他安排陈作现同志协助我到洪江香菇厂工作。该厂距县城八十里，深山老岙，人烟稀少。1959年龙泉老乡逃荒到此落户，他们祖辈以老法种菇为副业，冬出春归，代代相承。厂长，人高马大，干起活来劲头十足，而且很重乡谊。两年中，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与照顾，使我至今念念未忘。第二年，又把生产规模扩大到靖安、宜丰等县。这段期间，我不间断地写信跟蒋老联系，汇报工作情况和请教生产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给予回复，令人感动。
  1973年冬，我随蒋老到绵羊场报到参加工作，并被指定负责该场真菌菌种生产。虽然是临时工，因为我是蒋老介绍来的人，大家对我很器重。
  文革初期，平阳山门林场是当时浙南唯一的银耳菌种生产基地。绵羊场从该场得到计划分配的菌种，进行段木栽培。武斗中，山门林场内部派性分歧，蒋老因被疑有历史问题而受到冲击，无法工作，暂时离开林场。经济生活没有着落。赵秀萍同志创业精神很强，请求蒋老到绵羊场继续发展银耳生产。盛情难却，亦为避一时之乱，蒋老遂邀同事刘章其共赴文成，为当时生产内容单一的绵羊场另辟蹊径，创出了一条以定点培养绵羊良种为主，综合发展药材生产为副的经营路子。除了银耳菌种被省医药公司定点生产，按计划供应各县医药公司以外，蒋老与地、县医药公司张振芳、胡绍检诸同志筹划从省外引进黄连、三七、杜仲、党参等等多种中药材试种、扩大生产，发展了该场经济，也解决了市场药材紧缺的大问题。因而，获得不少有关单位领导、职工尊敬和爱戴。爱屋及乌，我亦因之受益。
  1979年，文成知青办为我家小办理了户粮从绍兴迁入文成上垟乡的手续。同年，县农办在绵羊场解决了我夫妻俩的招工转正手续。从此，我一家五口才摆脱了长期两地分居。
  1979年3月，我由组织上商调到石垟林场。1983年5月，浙江省林业厅在石垟林场举办全省国营林场食用菌生产培训班，特邀蒋老与温州市园林管理处方浩才先生授课。其时蒋老已年近古稀。却讲了两天课，给学员们留下极深的印象。
  1985年12月，我受蒋老及地区医药站张振芳先生委托，赴安徽大别山采购天麻子供市区防空洞试种，当地政府要求我们帮助其发展香菇代料栽培。我返回后将情况汇报蒋老，蒋老认为大别山系贫困地区，我们有能力理当给予援助。第二年5月，蒋老竟不嫌长途跋涉之劳苦，毅然率方浩才先生与我，同去帮助发展食用菌生产。
  1987年我在石垟林场转干，获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因工作需要调文成县食用菌公司，负责全县食用菌生产、销售、开发等工作，并获得浙江省农业科技三等奖。蒋老来信祝贺、鼓励。
  1990年，我调回平阳老家，蒋老曾光临寒舍多次。此时，我们已成莫逆之交，常常促膝谈心至深夜。我尊他为上辈，又尊他为恩师。但他始终以朋友的态度对待我，从不居高临下。1998年秋，我大儿子结婚。我专程赴温请他到水头吃喜酒。他已八十高龄，却精神特别振奋，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激动的话。他说：“圣驹啊，你对我太好了。我这辈子没有学生，就你一个，你很为我争气，你有今天，我很为你高兴。”我也很动情地说：“蒋伯，没有你的帮助，我可能还在顺溪种田，哪里会有今天的好日子？这都是你的功劳。”他马上说：“不不不，这是你自己的努力，我不过给你引路罢了。”这是我俩交往三十年来唯一当面说过感激对方的话。其实，蒋老有恩于我，我的亲戚朋友、同里乡人，尽人皆知。古人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今恩师已去，自叹报答无门了！
  2000年，我退休后暂居温州，有更多的机会与时间去看望他老人家。蒋老因所住房屋产权问题迁出己住了四十多年的倪吾巷住宅，迟迟得不到解决而无安身之所，日日奔走于房管局与法院之间。可怜古稀老人被折磨得精疲力乏，常常卧病在床。后在知友方浩才先生帮助下，栖身在九山园林公寓一斗之室内。方老夫妻对其关怀备至，使我十分感动。过了几年，民政部门为他安排了下吕浦小学后面一套五十多平方米居室，让他方舒愁眉。此时他已届耄耋之年，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生活起居已难以自理。居所偏僻，交通不便，与许多老年朋友失去联系，孤单一人，面壁度日，清苦难言。我与方浩才先生多次劝他雇一保姆，以料理日常家务。他叹言，病多药贵，退休金勉强维持，又无多余积累，无力请保姆。女儿女婿尚未退休，无法终日侍侯，欲出资雇人，老人坚辞不允。我携内人孙儿常常登门看望，他遂眉笑眼开。我多次请他到我家少住，他总婉言谢绝，迎风独立的倔强性格依然如是。心中阵阵酸楚，我曾吟七律一首相赠，老人连称多谢。现录于下：
  年少飘零若转蓬，老来建树有丰功。
  鞠躬尽瘁一腔血，薄利轻名两袖风。
  莫道忠心输杼轴，已施德泽在林农。
  今朝耄耋谁人问！世态炎凉千古同。
  2002年10月，我夫妻俩赴国外居住。次年9月15日，我只身回国探亲，抵家少坐片刻，即赴蒋老处。听门铃声，保姆前来开门。蒋伯见我，便问：“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说：“我过不惯外面单调、寂寞的生活，回来透透气呀。”他说：“好好好。”接着拉开了家常。我见他容颜虽然苍老，两耳尚聪，身旁已有保姆侍侯。他问我何时再出去，我说回程机票11月15日。尔后，我每隔三五天就到他家一次，回忆往事。11月3日，晚饭后我带上他最喜欢的平阳土特产登门拜访，一直坐到10点钟方起身告辞。他挽留说，再坐一会，时间尚早。我不忍打扰他休息，起身告别，约定隔天再来。殊知，5日上午九时，电话铃声骤响。保姆雷姨急促告知，蒋阿公早起去过洗手间后，躺在坐椅上昏迷未醒。他女儿家里电话没人接，请你赶快前来。我打的匆匆赶到，只见老人神态安祥，脉博渐沉。我握其手，送他渐渐离开人间，我泪流满面！我如早赴欧洲数日，岂能为他送终！此即缘也。
  遗体告别前一日，我含泪为老人写了悼词。追忆他平生之功，安慰他在天之灵。次日上午，追悼大厅哀乐奏毕，平阳县林业局应学斌局长致悼词，亲朋故旧百人默哀送行。我心里默默念着，蒋老，蒋老，来生再聚！
  我与蒋老交往三十四年，从无间断过联系。他出生于诸暨县湄池镇黄稼埠村一个小康农户家庭，从小受过传统教育，从金华农校考取广东中山大学森林系。其间曾投笔从戎。抗战胜利后，在闽台两省农林部门任职。1948年返回大陆。解放前夕在中共创办的浙江省农民学校师资训练班学习。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该训练班并入省委干校。学习结束，分配到绍兴地委搞群运工作。1950年2月调到温州，在温州种子站、温州地区林业工作组、地区林业局工作。任过平阳宜山土改队大队长，勘测过温州市国营林场绿化面积。1954年冬规划筹建桥墩苗圃，1955年12月受命创建平阳县第一林场，1959年11月筹建山门林场。1961年机构精简，下放到平阳。此后，长期在山门林场负责林业技术工作，直至1976年在平阳林业局退休转离休。由于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平阳县第五、六届县人大代表。八十年代受聘为温州市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
  蒋老是浙江省著名林业专家，他受过高等教育，博览强记，学识渊博，尤以林业科技，鉴别草、木本植物知识见长。他能识别千余种木草本植物。因此，林业、医药方面的技术人员请教者接踵登门，络绎不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主持从国外引进的桉树、黑荆树栽培成功。向省外引种成功黄连、三七、杜仲、党参、白术、肉桂、厚朴等中药材，及银耳、蘑菇、灵芝、天麻、茯苓等食、药用真菌，进行母种分离、驯化，选择优良品种栽培推广。他工作谨慎，一丝不苟；思想开明，不事保守。他工作业绩显著，但默不宣扬，尤其令人敬佩。
  蒋老斯文尔雅，性格内向，沉默寡语。非逢熟人，极少开口。说话言简意赅，绝无巧言令色，不善应酬。若逢知己，他也会滔滔不绝。陌生人看似严肃，实际雍容大度，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有长者之风。但遇不通情理的人与事，他发起脾气来也十分严厉。
  蒋老淡泊名利，轻财重义，怜惜弱苦。在山门林场时，他的工资相对较高，时常以钱粮衣物接济贫苦。施人以德，不望投桃报李。他最早搞银耳制种栽培，人家发了财，他却两袖清风，家徒四壁。子女时有抱怨，他却一笑付之。他搞科研工作，宁让名利于他人。他说人家年纪轻，要评职称，我老了不在乎。我与方老偕他去安徽大别山，在那里辛辛苦苦干了半年。临行时，一分钱报酬也不要。他说，老方退休工资低，老伴没有退休金。圣驹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要给一点补贴。我有退休金，子女有工作，不要报酬。专门利人，不肯利已的高贵品德，令人敬仰。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人老了总要离去，留下来的是精神。只要精神可贵，虽死犹生。我从蒋老身上看到这种令人敬仰的精神。蒋老在东瓯大地上留下了无数汗水与足迹。有人说往事并不如烟，愿蒋老的事迹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