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党中央为了尽快刹住和纠正“五风”，1960年11月3日，发出纠正“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劳力），坚决退赔的指示。1961年3月，颁布了《农业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10章60条，简称《农业六十条》）。从此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确紧张心理也稳定了下来，每户小锅灶都恢复起来了。
  根据《农业六十条》规定的精神，万全公社由一区一社改为一乡一社了，万全公社城西管理区就此改名为城西人民公社。按照《六十条》（草案）中规定的管理权限和城西的具体情况，我们安排了自己的农副业生产与各项工作。
  1961年上半年，我们集中精力，按照中央文件规定，着重解决“五风”遗留的问题。除普遍之布解散各村食堂（吃大锅饭），退还占用群众房屋，退回包括桌凳在内的群众生活用具外，当时面临两件很实际，又很难予以解决的问题。一是在“五风”中强调“集中统一”劳动和生活，拆迁了群众房屋，最突出的是官山山茶坑整个地方20多户房屋全部拆迁，安置在碧岩下地方。二是群众批评干部，并要求赔偿，大到房屋，小到锅、罐、桌、凳，而一些干部思想不通，他们认为刮共产风，搞强迫命令，瞎指挥等的错误做法，都是上面领导压着干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新发明，现在把这笔账算到我们头上，不公平，不合理，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中央文件的贯彻。后来经过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地方到了7月上旬，才算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统一了认识。群众开始时对干部有气，后头他们想这股“风”的风源来自上头，干部只要两袖清风，没有贪污多占，没有打骂群众和乱训人，群众对他们也很快谅解了。
  在贯彻中央文件过程中，水塔村是走在前头的。因为水塔村在“五风”中，虽然也起了许多带头的作用，如放开肚皮吃饭的所谓共产主义食堂、移稻并坵几万斤的试验田、摆假的余粮等，但干部和群众对于这些错事的思想认识较好，干部能够主动检讨，承担责任。一个人能够自觉地认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并决心改正过来，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要有较高思想觉悟的人才能做得到的，水塔党支部几个领导同志都能坚持这样做。广大群众也都清楚地知道，这股“风”不是几个地方干部能刮得起来的。在干部和群众中没有产生互相之间埋怨的情绪，思想认识就很快地统一起来了。
  在统一思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将文件精神落实下去，就是把一自然村原为生产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原生产操作小组。把原操作组改为生产队，由生产队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使他们有了自主权。这些生产队的规模，平原地方30户至40户，最大的沙岗寨下生产队当时有60多户，山区的生产队一般在20户至25户。
  在落实基本核算单位之后，干部、群众就集中一切力量，投入到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中去。由于当时我们一些干部思想对于“统”和“放”的问题没有认真的讨论，就轻易确定：工副业只能集中在公社办，大队都不准办，生产队只能限于办养猪畜牧场和管理林木。
  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看，大队（村）级集体经济必须有个大发展，这样才使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步入快车道，但我们城西一直限制大队（村）级办集体企业，各村都是无集体经济的空壳村。即使农业一时上去了，但无工副业经济收入作后盾支持，也是不能持久的，你想继续上去，也是很困难的。
  对于当时这种“统”的思想，还表现在绿萍越冬问题上。1961年秋收以后，万全石塘公社白岩大队老农谢阿拱（又名谢秉成）和蔡阿聪两人，他们有几十年养萍历史经验。当时为了解决肥料不足的问题，城西公社后垟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蔡焕崇同志与谢、蔡两人商定联合经营大田绿萍越冬，改变了过去传统用泉水（暖和的）越冬的办法。双方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由后垟一队提供水田，负责水、肥管理，谢、蔡两人负责种萍和管理技术，盈亏双方共同负责。在双方合同上还明确规定：在第二年（1962年）清明前一个星期，萍种过秤平分。经过了精心培育、管理，第一次绿萍大田越冬获得成功，这是值得庆贺的喜事，给农业生产增加了大量的有机肥料。但由于左的错误和争名的思想未解决，石塘白岩的老农谢、蔡两人被当地干部扣上“外出搞资本主义”，搞单干的帽子，而遭到了批判，经济收入也全被没收了。
  蔡崇焕等同志经过了一年的绿萍越冬的亲身实践，基本上掌握了越冬技术的管理全过程。按照蔡崇焕等人的做法，1962年冬，公社也开始成立绿萍大田越冬小组，邀请蔡崇焕担任组长。从此以后，公社注重扩大和发展自己的养萍组织，不断从各大队抽调有养萍经验的人员。同样，对大队一级，公社不是有计划地帮助发展，而是在思想上给予限制，后来只给少数生产队搞点绿萍越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