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们城西公社经过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时期，经济发展缓慢，良好的党风和民风遭到了破坏，党群关系在一些地方也紧张起来。从1961年至1966年上半年，在党中央、省、市领导的批示和关心下，我们城西公社改变前三年的做法，各行各业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黄克诚同志到城西考察
  1961年4月2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同志在平阳县委领导的陪同下，到我们城西来，先到水塔黄大由家作客，询问了黄大由的生活情况，同大由同志进行亲切的交谈。由于黄克诚同志听不懂大由的语言，李杰忠同志在旁作翻译。然后，经过沙岗长垟，看了田间生产情况。到了塞下大水罅的地方，在新华社记者的安排下，以田间米麦①作背景，把公社干部廖锡龙和我以及黄生娒、苏德华安排分站在黄克诚同志两旁，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在塞下陈云新家看了“瓜菜代”之后，沿着沙岗峡河岸到了后垟斋堂桥，在项良娒屋前休息时，黄克诚同志向正在踢毽子的几个小姑娘手中的毽子要过来，当时已经六十岁的他马上踢了起来，孩子们围着他高兴极了。
  当我们向黄克诚同志汇报到全公社农副业生产、群众生活情况时，由于黄克诚同志听不懂平阳腔的“普通话”，比较起来，我的平阳“普通话”稍好懂点。他问：“你们公社解放十多年来，粮食增加多少？”我说：“现在全社平均亩产800多斤，比解放初的一九四九年亩产400多斤，增加了一倍。”黄克诚同志接着问我：“你今年多少岁？”我答道：“虚岁三十。”他又问：“几个小孩？”我答：“四个。“一九四九年全家只有五口，现在九口了。”他接着说：“不到十二年，你家人口也增加了80％。”那时他认真严肃，又很慈祥地说：“你们当书记，当社长的要很好地想一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光解决吃饭问题，是不够的，还要改善住房、教育、卫生，提高人的体质，还要提高思想文化水平。你们今后农业怎么搞？”我答：“依靠全社的干部、群众共同努力，认真学习别人先进经验，把农业搞好，增加集体积累，增加社员收入。”黄克诚同志拍拍我的肩膀说：“发展农业，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经验，人家的经验要学，不能照搬，要经过自己的试验，才能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广。因为农业与工业不同，受自然条件影响的关系很大，加上目前还以手工操作为主。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安排好积累和社员的分配的关系。不能认为积累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就越多了，要注意逐步增加社员收入。不然，群众也没有积极性了。人口增加要控制，否则，怎么能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后来将黄克诚同志的讲话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一、农业生产学先进，要因地制宜，经过试验，不能照着搬；二、收入分配，要正确安排消费与积累，两者不能偏废；三、无限制的增加人口中，要控制。在一次公社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传达，到会的同志都认为黄克诚同志的重要讲话很有针对性，普遍受到了教育。这个讲话成为当时彻底纠正“五风”错误，指导我们工作的重要基础。后来在文革中，这个“讲话”成为我贩卖反党分子黑货的一大罪名。
  落实《农业六十条》
  党中央为了尽快刹住和纠正“五风”，1960年11月3日，发出纠正“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劳力），坚决退赔的指示。1961年3月，颁布了《农业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10章60条，简称《农业六十条》）。从此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确紧张心理也稳定了下来，每户小锅灶都恢复起来了。
  根据《农业六十条》规定的精神，万全公社由一区一社改为一乡一社了，万全公社城西管理区就此改名为城西人民公社。按照《六十条》（草案）中规定的管理权限和城西的具体情况，我们安排了自己的农副业生产与各项工作。
  1961年上半年，我们集中精力，按照中央文件规定，着重解决“五风”遗留的问题。除普遍之布解散各村食堂（吃大锅饭），退还占用群众房屋，退回包括桌凳在内的群众生活用具外，当时面临两件很实际，又很难予以解决的问题。一是在“五风”中强调“集中统一”劳动和生活，拆迁了群众房屋，最突出的是官山山茶坑整个地方20多户房屋全部拆迁，安置在碧岩下地方。二是群众批评干部，并要求赔偿，大到房屋，小到锅、罐、桌、凳，而一些干部思想不通，他们认为刮共产风，搞强迫命令，瞎指挥等的错误做法，都是上面领导压着干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新发明，现在把这笔账算到我们头上，不公平，不合理，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中央文件的贯彻。后来经过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地方到了7月上旬，才算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统一了认识。群众开始时对干部有气，后头他们想这股“风”的风源来自上头，干部只要两袖清风，没有贪污多占，没有打骂群众和乱训人，群众对他们也很快谅解了。
  在贯彻中央文件过程中，水塔村是走在前头的。因为水塔村在“五风”中，虽然也起了许多带头的作用，如放开肚皮吃饭的所谓共产主义食堂、移稻并坵几万斤的试验田、摆假的余粮等，但干部和群众对于这些错事的思想认识较好，干部能够主动检讨，承担责任。一个人能够自觉地认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并决心改正过来，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要有较高思想觉悟的人才能做得到的，水塔党支部几个领导同志都能坚持这样做。广大群众也都清楚地知道，这股“风”不是几个地方干部能刮得起来的。在干部和群众中没有产生互相之间埋怨的情绪，思想认识就很快地统一起来了。
  在统一思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将文件精神落实下去，就是把一自然村原为生产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原生产操作小组。把原操作组改为生产队，由生产队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使他们有了自主权。这些生产队的规模，平原地方30户至40户，最大的沙岗寨下生产队当时有60多户，山区的生产队一般在20户至25户。
  在落实基本核算单位之后，干部、群众就集中一切力量，投入到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中去。由于当时我们一些干部思想对于“统”和“放”的问题没有认真的讨论，就轻易确定：工副业只能集中在公社办，大队都不准办，生产队只能限于办养猪畜牧场和管理林木。
  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看，大队（村）级集体经济必须有个大发展，这样才使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步入快车道，但我们城西一直限制大队（村）级办集体企业，各村都是无集体经济的空壳村。即使农业一时上去了，但无工副业经济收入作后盾支持，也是不能持久的，你想继续上去，也是很困难的。
  对于当时这种“统”的思想，还表现在绿萍越冬问题上。1961年秋收以后，万全石塘公社白岩大队老农谢阿拱（又名谢秉成）和蔡阿聪两人，他们有几十年养萍历史经验。当时为了解决肥料不足的问题，城西公社后垟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蔡焕崇同志与谢、蔡两人商定联合经营大田绿萍越冬，改变了过去传统用泉水（暖和的）越冬的办法。双方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由后垟一队提供水田，负责水、肥管理，谢、蔡两人负责种萍和管理技术，盈亏双方共同负责。在双方合同上还明确规定：在第二年（1962年）清明前一个星期，萍种过秤平分。经过了精心培育、管理，第一次绿萍大田越冬获得成功，这是值得庆贺的喜事，给农业生产增加了大量的有机肥料。但由于左的错误和争名的思想未解决，石塘白岩的老农谢、蔡两人被当地干部扣上“外出搞资本主义”，搞单干的帽子，而遭到了批判，经济收入也全被没收了。
  蔡崇焕等同志经过了一年的绿萍越冬的亲身实践，基本上掌握了越冬技术的管理全过程。按照蔡崇焕等人的做法，1962年冬，公社也开始成立绿萍大田越冬小组，邀请蔡崇焕担任组长。从此以后，公社注重扩大和发展自己的养萍组织，不断从各大队抽调有养萍经验的人员。同样，对大队一级，公社不是有计划地帮助发展，而是在思想上给予限制，后来只给少数生产队搞点绿萍越冬的机会。
  干部不脱离生产劳动
  1958年下半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诞生后，我们平阳县城西、城南、城东三个公社的主要干部就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是城西公社社长，因此也成为不脱产公社干部之一。当时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城西人口有五千多人，可以设置5个不脱产干部，县委、县政府重视我们城西，多给2个，这样有7个岗位。干部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好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1963年5月初，在浙江省党代会期间，省委将全省包括城西在内的七个单位材料报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作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重要批示，即著名的“五九批示”。5个月之后，即10月中旬，当时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瞿秋白同志的爱人杨之华同志来城西，县委书记朱廉指定伊余宝、黄生娒和我三个人向她汇报城西工作情况。汇报工作进行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温州地委书记张一樵和县委副书记孙洁陪同。杨之华同志听了我们汇报之后，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对，今后要持之以恒，为党争光，为国家争光，为社会主义争光……”
  1964年春，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同志来城西，听了我们向他汇报后，他对发展速生林（大叶桉树）作了指示。后来省委派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厉德馨同志带领写作班子来城西，帮助我们总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迹，又还有如何做好工作，兴办社办企业，发展社有经济。省委将这次总结（干部劳动和社办企业的两个内容）报告中央、主席和华东局。同年5月27日，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作了批示，其中说：“这里有二个问题：一是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公社干部用一半以上的时间从事集体生产，用一小半时间办公社。只要安排好，是完全能行的。二是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这是有过去的许多经验。”这就是刘少奇主席的“五二七批示”。
  党的关怀和培养，领导的表扬和鼓励，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给了城西公社的党员、干部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城西公社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
  干部直接参加劳动生产实践好处多，农业集体化给农业技术改革创造了极好的有利条件。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革中，干部要坚持带头学习科学技术，认真总结群众多年的实践经验，因地制宜地积极而慎重地推广先进技术，这是取得农业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条成功的经验。
  由于历史原因，想将城西农业尽快地发展起来，就必须在农业上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水的问题。过去“未晴一月田晒裂，一阵大雨白洋洋”的六杆柱①垟心、南岙垟心、冬尸头②、上溪桥头两岸、太阳港、半溪墩等地，这些田在土改后的1952年春，开了几条新河，解决了内涝，提高了抗旱能力。这仅仅是解决单季和间作稻时对水的要求，随着耕作制度的改变，复种指数的增加，对水又提出了新的课题。
  根据公社规划，结合田间土地平整，将机械灌溉和水库自流灌溉连接起来，做到大、小渠道相通，渠沟相通。从1962年冬开始，公社的规划分段实施。经过了三个冬春的努力，完成了约9000米的环山渠道，以及很多条田间渠道，每坵田的排灌都有自立门户，使本垟2500多坵，共计5000多亩水田，抗旱能力分别提高了二十天至三十天，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
  二、土的问题。不断地改良土壤，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这是提高单位产量的重要条件。
  我们城西经过了农业集体化的十多年来，因土壤中腐殖质含量增加了，土壤结构比起解放初期好多了，土壤肥力也比过去高了。但是，全社有2200多亩连续几年种绿肥（大部分种紫云英），这些田每年绿肥产量都在4000至5000斤以上。在谷雨前，全部灌水翻耕入土，没有留一部分作养猪饲料和作晚稻厩肥。清明以后，气温虽然逐渐升高了，可是土温回升还是很慢的，绿肥腐烂也就慢了。到了立夏以后，土温回收升也快起来，有利于土中微生物的活动，绿肥腐烂虽然加快了，在绿肥腐烂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有机酸，对稻苗生长不利。有的田不但有死苗，就连泥鳅、黄鳝的生存也成了问题，把田间的生态也弄得不平衡了。这些田由于没有巧用肥料，结果实现不了自己的高产目标。还有些耕作层较浅，含沙量高，土壤透气性较好的田，有机肥料分解较快，稻苗前期生长发棵较好。这种土壤组织结构孔隙大，肥料流失也较大，到了幼穗分化和拔节孕穗时，肥力（营养）供应不上，造成营养不良，也达不到高产的目的。
  针对上述情况，将这2200亩田长期冬种绿肥的田进行隔年轮作，冬季改种油菜子、大麦、米麦，有的冬种后改种蚕豆。这样做，土壤冬季风化期长了，腐殖质大量地分解后，被冬季作物吸收利用，土壤中有机酸也下降了。加上这种田冬季都普遍“煨火泥”，使土壤酸度中和了。凡是经过这么一番改变的田，第二年早晚两季稻苗生长都比较好，加上精心培育管理，不但增加了春花作物收入，而两季稻谷收入普遍增加。对那些含沙较高的田，采用增加客土，增加猪牛栏厩肥等有机肥料，也能达到增加产量的目的。
  三、种子的问题。良种良法得高产，这是农村干部、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随着水利、土壤、肥料、农药等条件的改变，耕作水平的提高，水稻种子也由解放初期的“早京秋”、“铜丝秋”、“矮杆白”、“二朗白”、“503”等早秈种子，晚稻种子“犁头京”、“泥塘京”、“蕾草蒲京”等高杆型稻种，发展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耐肥的矮杆型、中杆型的“陆财号”、“矮脚南特号”、“珍珠矮”等早、晚稻品种。春粮的良种也得到了大面积推广。1963年，粮食亩产突破了亩产千斤大关，达到了亩产1100多斤，超额完成了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1962年以前的三年，亩产都迂回在800斤上下。林业方面，种子自采，苗木自育，能够满足自己发展水果苗、用材林、森炭林等苗木的需要。1965年，还有大量的茶苗、马尾松、桉树苗等出售。
  随着农、林、牧、副业的发展，在干部、群众中，懂科学技术，会管理，又红又专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各生产单位都成立包括队长和班、组长在内的3至5人科技攻关小组，专门研究生产中各个环节。例如红花草的种子（紫云英），原来我们城西还不会培养苗种，都是由供销部门每年从外县（平湖县）等地采购调运。我们经过先后两年的努力，终于解决自己绿肥苗种的问题。
  每个生产单位有3至5人能懂科技一般常识，在生产中能运用自如。林业方面科技队伍，在生产实践中，他们对树的种子采摘、贮藏、育苗，到无性繁殖的嫁接、扦插、压条，防治病虫害等，都能自己掌握。在1961年至1965年中，培育柑橘、桃李、杨梅、茶叶等经济作物苗木二百多万株，培育桉树、马尾松等用材林和森炭林苗木三千多万株，为恢复和发展林业生产起了带头和促进作用。随着社有工副业的发展，懂机械和电的技术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对机械设备的保养和一般维修都能自己解决，不用出社。
  在1963年以后的几年中，蜜蜂繁殖量，每年都以增殖一倍的速度发展。养蜂人员不但能掌握蜂的生活规律，而且能治蜂的虫病侵害。并且经过努力，很快地摸清了全国各季节蜜源，以便不失时机地赶上采蜜季节，争取丰收。
  当时公社里一班人，包括财务人员、党政人员，也同各村干部、群众一起，刻苦钻研农业、林业、养殖业及工副业的科学技术，学习文件，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在生产实践中，能够逐步地掌握了主动权。其中有许多人还通过实践，逐步成为某个方面的专门家。据初步统计，1961年至1966年3月，全社出席县、地、省、全国的各方面先进分子会议，超过260多人次，如出席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的全国农村科学实践先进分子代表会议等。
  龙湖和沙岗大潭挖河泥的战斗
  1964年秋收之后，公社在制订1965年发展经济规划，做到农、副业增产增收。计划时，党员、干部都带头表示决心，要为实现1965年增产增收计划作出自己的努力。
  按照经济发展指标，实现增产增收的要求，经过认真讨论，对农业增产的各项措施作了“排队”，发现肥料缺口很大，化肥分配数量不多，不可能满足要求，除了大力发展畜牧业之年，唯一出路在土杂肥方面寻找门路，做文章。大家认为，大笔的土肥只有将沉积在城边龙湖底和沙岗大潭底的腐殖质挖出来，估计能使1500亩，每亩能挑上100多担泥，增加了一遍肥料。统一认识之后，选择在冬种结束，立即行动。
  经过了一番准备工作，确定在农历十二月初十动手，首先安排全社45个生产队，集中500多人，用两台抽水机，在龙湖拉开了冬季积肥运动的序幕。在十二日凌晨，河水即将要被抽干的时候，拦河堤突然决堤了，汇水河的水就像潮水一样涌进龙湖，不到半个小时，龙湖水位恢复到原处。一夜抽水的辛劳白费了。十二日上午，西门的过路行人议论纷纷，有的说：“大岩下泉水大，不可能抽干。”有的说：“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龙湖水有干过。”还有人说：“龙湖河神很灵，你们想把河底沉积泥挖上来，是很困难的。”当时面临这种情况，公社立即开会商量，围绕着对于积肥计划继续进行下去，还是放弃原来计划，展开了认真讨论。到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一致表示，积肥计划决不能改变，统一思想之后，马上分头行动。由后垟、九街两大队组织了6只河泥船运泥，筑堤堵水，要求在天黑之前完成筑堤任务。
  到了下午4时，筑堤材料备齐。堤的位置只能选择在那个地质较松的地方，木桩打好，如果将泥抛下，不一层一层镇实，还有可能第二次决堤，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大家认为龙湖积肥挖泥这一仗若不取胜，将会影响1965年整个计划的全局，为此当筑堤抛泥开始时，共产党员、公社干部黄生娒、陈朝生，支部书记潘顺弟、共产党员陈国卯，首先脱掉衣服，跳入两米深的水中，使劲地干起来。沙岗群众代表林阿六等人相继跳下去，一起干。在北风刺骨的寒冬腊月里，又无潜水设备，冻得他们个个嘴唇发紫，胸、背部的皮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紫块，可他们每个人的心都是火热的。经过了一个半小时战斗般的紧张劳动，堵水堤很快做成了。负责分工全社工副业的共产党员、公社干部潘志山同志，连续三天三夜同抽水机手一起，坚守在抽水机旁，帮助抽水机手排除机械故障，保证安全运行。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紧张劳动，终于把沉积在龙湖底的几万担河泥（富含腐殖质）挖上来了。老人们称赞说：“向龙湖河底挖泥，开天辟地以来，还是第一次。”龙湖挖泥积肥取得胜利之后，紧接着斩断后垟斋堂桥下面的河流，抽干后垟至沙岗大潭和后垟至水塔头后的河水，全长1000多米，河面平均宽度40米，河水深度约5米。除了少数人留在龙湖做好收尾工作外，主要力量都转入了沙岗大潭的挖泥战斗中去。十二月十九日，沙岗大潭的积肥战斗打响了。经过了年内10天的紧张劳动，河泥把沙岗峡两岸都堆满了，少部分河段在大年初二就开始上马了。后垟斋堂桥至水塔头后河段也与沙岗峡河段一起上马，这主要由于水塔各生产队集中精力，按时完成任务。这些积肥成果为1965年城西公社农业增产指标的实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冬季积肥的群众运动推动了春花田间的管理工作，同时带动了社有工业、林业、畜牧业的发展，为争取1965年农、工、林、牧、副的全面丰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也全面开展了。
  在糢糍垅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我们公社在温州地委工作作组蔡世新、薛杞华等同志的帮助下，制订了农业学大寨的规划。首先确定在北台山背的糢糍垅，作为学大寨的起点。经过了短时间的准备工作，照着大寨的做法，背锅带粮，到糢糍垅安营扎寨。第一批上山的是城西公社100多名党员和100多名团员，及培养对象积极分子，共计300多人，确定时间为1个月。第二批上糢糍垅的是民兵骨干和贫协骨干，共计300多人。每期结束时，每人都做了自我鉴定，都表示争做先进分子。
  在造大寨田的日子里，白天劳动，晚上学习，上党课，上形势课，提高大家思想水平，每人定出计划，做好几件事。把糢糍垅工地变成一所培养党员、团员、干部革命情操，磨练思想意志的政治学校。人的自觉性高了，什么困难也会都能克服了。1月份，气候寒冷，每天早晨“狗牙霜”很长，山北坡不见阳光，冻土终日不化，这些困难对于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
  经过了一冬一春4个多月的紧张劳动和学习，糢糍垅筑石坎、造地取得了奇迹般的成果，温州地区各县来糢糍垅参观的人川流不息。
  城西公社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1965年取得了农、林、牧、副业和劈山造地等农林业基本建设的显著成绩，粮食亩产超过城西历史上最高的1963年，达到了亩产1150多斤，获得了思想、物质双丰收，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
  1966年1月底和3月上旬，全省和全国先后在杭州和福州分别召开了农村科学实践先进工作代表会议，农村整个形势继续朝着大好方向发展。

①米麦：即平阳话叫“糖擂”的作物，介于小麦和大麦之间，不大好吃。 ①六杆柱：在雅山，明代吕洪原房子前面田里，有六根柱子，不是旗杆，不知何用。 ②冬尸头：在沙岗福星堂下来一些的地方。传说古代有位官员在冬天被斩，因冤枉，其头飞挂到树上，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