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没有见过面的爷爷
  曹亦藩（1882—1951），就是我爷爷，原名用稼，可能是谐音“永嘉”地名，字介人，号亦藩，榜名维翰。万全镇宋桥下桥人，古代属三都，至今还有夏宅的地名。他也是平阳一位著名的绅士，从事地方各项事业，与刘绍宽、王理孚关系很好，《厚庄日记》中写到他的地方很多。光绪乙巳年（1905），他取得县考第八名。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以甲等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浙江第十师范学校（温州师范学院前身），同年任平阳县教育会调查员（黄梅僧为会长）。
  为了编纂民国《平阳县志·神教志》，刘绍宽要到实地看看，他曾陪刘氏到宋桥周围寺院考察过，《厚庄日记》1916年10月10日载：“往三都曹亦藩维翰家，同过宋桥净心院、缙云寺，孙楼崇善堂、白莲堂，下宋崇祯堂。归午饭，复与林子祥崇礼、张迪生侠及亦藩往万全铺福瑞寺，浃渎水月堂，胡家桥镇湖院，瑶山顺懿堂、玉泉庵，上岙普明寺，湖岭下广兴寺。”
  1917年，刘绍宽前年五十岁，门生王理孚等为了给自己的先生祝寿，共同醵金刊刻《厚庄诗文钞》，他是具体经办人，《厚庄日记》丁巳年（1917）正月初五日载：“曹亦潘携书款来，为函致王志澂鄞县署。”后注道：“余往岁四十，志澂为刊诗文集，张罗学生，集资刊之，曹亦藩为经手也。”
  1921年，与王理孚共同当选为浙江省议会第三届议员，此后也从事县议会的一些选举事务。1925年，王理孚王广源的货轮被瑞安项荫轩经营的瑞平河轮撞沉，律师范介生获悉打不赢官司，“经公人调解，赔偿千金”（《王海髯先生年谱》），我爷爷与刘绍宽、范介生都为王理孚垫了钱。
  他是平阳县轮船运输大股东，主要经营县城北塘河至瑞安的航运。以前平阳到瑞安都是坐轮船的，爷爷在轮船经过的中途，在白马桥过去的万安桥头重修观音亭（原名普济亭），供人们遮风避雨休息，到现在都很有名，亭子仍在，里面还有爷爷的字碑，乐善好施，人们至今仍在怀念爷爷的功德。《厚庄日记》1928年5月9日载：“曹亦藩属作路亭联，以地近豺狼桥，为作一联云：‘行旅犹得安身，还应悯念穷担，不蔽风雨；斯民无使失所，更愿肃清当道，莫遇豺狼。’”可能没用上，现在亭子里石柱上楹联还是旧的，有二联，一曰：“紫竺还生金马第；白衣抱送玉麟儿。”“白衣”即指观世音菩萨，没儿子的人向菩萨求子，菩萨“抱送玉麟儿”。一曰：“西鱼山，北鹤河，飞跃现真机，何俟观鱼放鹤；南马桥，东龙潭，乾坤开异境，应多策马乘龙。”写观音亭周围地理环境，其中“南马桥”就是指南面的白马桥。
  1935年，他是坡南平阳县立中心小学建筑委员会成员之一，其余如刘绍宽、姜啸樵、张达夫等。1936年，他被人诬陷，被捕，刘绍宽写信给县长徐用，还有王理孚等，竭力营救，才幸免于难，《厚庄日记》12月10日：“昨夜朱警察局长亲往宋桥拘曹亦藩来城，林飞翰乘夜来报，余为函致朱局长，谓今晨往谈。旋悉信并未递，而亦藩遣警来招余往晤于警棚，始悉为伍、任等所陷，因函致徐县长，并函与专员秘书王超凡、永嘉警局科长柯怡斋营救之，又遣孙昌镠至鳌江与王志澂合电王、柯两君。至晚，志澂遣子文弨、张小玉、金翼云、吴志谦向县长保出在外，林克长来报，始知之。”
  1939年，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内迁，苏步青教授回老家平阳，他也见过面，《厚庄日记》1939年2月22日载：“昨苏云程步青来。云程，浙大数学主任，浙大迁广西宜山，云程未赴，今始往，云须由金华乘铁道三日夜可达桂林，今午小儿缙邀与聚餐，张真园、曹亦藩、张迪生、杨菊人、邱国英、苏达夫诸君均来。”
  解放后，在1951年肃反中，我爷爷被错杀，后平反。
  我父亲的名字叫“孔六”
  我父亲名曹孔六（1925—2016），字显勋，是二房太和我爷爷结婚所生（爷爷一生娶过三房太太），他上面还有个姐姐。
  1945年，我父亲考入了刚由著名国际法法学家李浩培建立的浙江大学法学院。之前我父亲曾在温州头陀寺读过书，历时两年，写了《怀头陀寺四首，呈次饶刘公》四首绝句，发表在《浙大校刊》，诗云：
  古寺足流连，恨无断俗缘。寒风穷日里，深院坐谈天。
  寄住二年馀，巧同处士庐。松涛惊客梦，睡起月来初。
  古寺四方有，头陀为我留。山居情自适，好鸟不须求。
  念彼忘机者，可无名利心。人生诚若梦，不与世浮沉。
  后面自注道：“头陀寺系吾瓯首屈古刹，容衲二百馀，环境清幽，予曾于此修学二稔。”题中“次饶刘公”，即刘绍宽，可见此诗作于1942年前（刘绍宽逝世于1942年），考中大学后才发表。他也会填词，写过一首《满庭芳·落花》，时任浙大数学系主任的同乡、苏步青教授次韵和了一首，也共同发表在当时的《浙江学刊》上。
  那一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父亲喜出望外，能够到杭州求学，之前他是不敢想的。从平阳到杭州，现在开车也就三四个小时，但在当时，他足足走了12天，目睹了一路上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满目疮痍。到了杭州，写了一首《来杭初作》绝句：“求学孜孜未肯休，西风满地到杭州。思家雁落南天远，才拙怕登王粲楼。”
  他在求学时期，就不顾危险，脱离家庭，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6年6月13日，他第一次参加了“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大游行。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祭奠于子三烈士的学生运动。他亲口告诉过：“我记得第一次大游行是向国民党省政府请愿，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当时大雨滂沱，大家全然不顾，沿途高呼口号，冒雨前进。在游行队伍中，著名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马寅初先生一马当先。”至今留给他很深的印象。那时，参加革命非常危险，在校学习也一样非常危险。因日本敌机频繁骚扰，学校多次搬迁，边搬边学。有一次，一颗炸弹就在他不远处爆炸，幸好无人伤亡。
  1949年，他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律系，是浙大法律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后来，他长期在原杭州大学政治系、法律系执教，主要教授《中国法制史》。杭州解放后，他进入浙江干校后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简称“革大”，浙江党校前身）学习。地址在今杭州上天竺和中天竺。因为刚解放，经济条件和社会治安都较落后。吃住简陋，学习艰苦。尤其是社会上的敌特反革命活动异常猖獗，他亲眼目睹在台上演讲的革命干部，遭混进讲堂的特务暗害。有一次听讲，在他邻座，有个家伙丢下一包东西，悄然不再见人影。后来打开发现是敌特留下的一支手枪，因四周戒严甚紧，无法下手而作罢。留校工作两年后，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后为杭州大学）。可是在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险被错划成右派。在1959年的反右倾政治运动中，因敢说真话实话而在政治上又受到不公正遭遇，被下放到农场“锻炼”两年多。在一个四面临水的棚屋里看管鱼塘。家里为此也受到一定的生活影响。
  1963年，他又被“精简”至湖州一所中学任教。教初中语文，虽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生活暂为稳定。每学期末，带上我，坐船或车，回杭州，和母亲相聚。以后妹妹和母亲都迁来湖州，全家算是有个“团圆”。直至80年代初，适逢杭州大学法律系恢复筹建，他才被调回原校工作，直至离休。可惜母亲因受多年严重精神刺激，健康直下，全家在杭州重聚不到6年，她老人家不幸早逝。母亲曾是杭州大学图书馆职员。
  在那漫长艰苦的岁月里，父亲始终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即使在解放后历次政治风雨中受到的政治委屈和精神打击，他能正确对待，无怨无悔，乐观豁达，始终坚信党的事业，坚信自己的前途，相信真理是检验实际的标准，相信党和组织总有一天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结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政策得到全面落实之际，父亲终于被撤消了政治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就在他重回杭大执教的第二年，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老人家盼望了半个多世纪的夙愿。此后，父亲一直在杭州大学法律系，杭大并入浙大后，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任教。
  谦和平淡，诚实厚道，是我父亲做人的一贯品德。工作上勤勤恳恳，生活上朴朴素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每逢我们家人和他唠起过去的“个人得失”话题，他总是不以为然，淡然置之，认为现在国家形势好，个人生活好，一切都好啊。细想也是，慈父永远是那么个乐观向上者。
  “老马长嘶千里梦，山河烙印百年心”。我父亲自1987年离休后，不顾年迈，满鬓银发，毅然先后担当起浙江法律函授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督导和一生为之奔波的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革命传统教育宣讲工作，曾兼《东南烽火》杂志委员，还兼任多家学校校外政治辅导员，不辞辛劳，不计酬金，不亦乐乎，多次受嘉，成为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争相邀请的对象。关于他在各个单位宣讲的事迹常常见诸报端和电视等媒体。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普法宣传，父亲担任省法学会普法讲师团副团长，已是六旬老人的他对宣讲工作怀着极大的热情，两个月内，在省委直属机关和省属单位宣讲达50次之多。一直到满头银发的90高龄的他认为共产党员就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为实现中国梦发挥余热。平日里，父亲总是勉励我保持政治进步，工作努力，不要被外界的“精彩”蒙住双眼，做老实正直的人。从父亲身上，我无时不刻感受到他对党、对国家事业的一颗永远赤诚和火热的心，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和无比眷恋，对家庭的热爱和难舍。
  2012年起，父亲因脑梗塞，在外出讲学途中，有过几次短暂的昏迷跌倒，辛亏被人及时发现无恙。回家后，我们劝他去医院查查。他总说老毛病了，没啥。2013年11月，我的老父不幸脑出血跌倒，住院手术。尚未完全康复的他，不顾家人意见，毅然参加2014年5月在母校成立的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纪念大会，并上台发言，勉励学子们要永远听党话，为实现中国梦，贡献美丽青春。
  父亲之所以能坚持到病倒前，是理想和信念在支撑着他，爱党爱国，就能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大学阶段的学运活动和进步书刊，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浙江干校三个月的学习，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对党有了初步认识；而从1952年到1958年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学，使他逐步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也是他最重要的人生经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使他无论处于顺境或逆境，都能正确对待，把自己融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为党为社会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一生所取得的点滴成绩，归功于党的培育。
  父亲共有三个子女。长子就是我，1978年入杭州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曾在杭州一家外贸公司任职，高级经济师。女儿病残，次子出生不久夭折。2016年12月27日，父亲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