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2017年渐近年关，离1978年第一次参加高考居然快四十年了。回首毕业以来三十余载，过得稀松平常，真不好意思想起自己当年也曾是“天之骄子”了。不过细细想来，大学一事，在自己的人生中，也算得重大。
  我的中学
  与现时的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就瞄着高考”的情形不同。我们读书，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进入高中，是没有高考这一说的。甚至初中毕业时，还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书读。在游荡完一个暑假，又悲切地送走毛主席，然后又开心地庆祝了“四人帮”之粉碎以后，一帮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再次坐到一个教室里读书，哦，这是高中。
  高中毕业三十年的时候，我曾跟同学们说过，“我们全班三十多年来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就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老师！”我是在南麂岛读的书，当时岛上办高中的时候，师资空白的，初中的老师（我们读小学时的小学老师）跟上来一些，刚刚高中毕业的哥哥们招了一些，就这样教了起来。这些哥哥老师后来成了我们高考考场上的战友（或对手？）。
  高中读到一半多的时候，有消息传过来：大学可以考了。不久，第一位哥哥老师考上大学走了（现在他在大学当校长，是我们班级的最高成果了吧）。
  我们的老师不仅有从小学教到高中的，更有教过许多不同课程的。方老师小学是我的班主任，教我语文，另兼音乐，初中时教物理，讲授加速度时有一句话：“子弹从枪膛里射出去。”一走神讲成了：“枪从枪膛里射出去。”同学们至今记忆深刻。到高中最后一年，方老师教我们有机化学。
  读高中时，我们的教室是一处部队调防后废弃的营房，位置在现在南麂边防派出所的东侧。原先是部队农场的房子，离我们原先的校舍有将近一公里的样子。记得在一次作文中我这样写过我们的校园：我的校园不算高级，但绝对够大，校舍沿宽阔的车路排开，东西绵延一公里，背后靠着青山，前面是辽阔的大海。实际的情形就没有那么浪漫了：那是两间用方块花岗石砌的平房，窗户不仅没有玻璃，甚至有些木框也是残缺的，冬天风大，我们找石块把它堵上，这样，教室里就变得乌洞洞的。我个子高，坐后排，做点小动作什么的老师根本发现不了。
  学校旁边有一个池塘，没有名字，有好事者名之曰“未名湖”，以前有人问我在哪里读的书，我说我的校园里有个未名湖，那人一脸敬佩地说：哦，厉害厉害！
  我的高考
  公元1978年7月20日，我第一次走进高考考场。
  此前，我们草草地结束了高中毕业考，进行了高考前的复习。
  高考刚刚恢复，可供参考的复习资料不多，加上海岛的闭塞，我几乎是对着《高考复习大纲》给自己编教材的。高中用的是省编教材，跟全国高考大纲根本挨不上边。史地等课程，学校里早已没有了相应的老师。
  考场在鳌江中学，那次是我上初中以后第一次离开南麂岛，与几个同学相约考完试去游南雁，至于成绩，那是无所谓的事。可惜的是，考完的当天晚上，我是又吐又泻，第二天根本没办法起床了。
  第一考的落榜是意料中的事情，成绩还不算太难看：五门课满分各100，我考了190分。录取分数线是280分。
  同学中没有上线的，还有陪我们落榜的老师哥哥们。
  一考过后，过180分且为居民户口的同学后来被财税工商招了干，身体棒的同学去当了兵，农业户口的同学回家拿起了“锄头柄”，我被剩下了。我过了180分，但不是居民户口，招干招工是不要的；我是农村户口，但不是农业户口，正式的名称叫“非产户”即不可以参加农业生产的农村户口，所以，家里虽然有几把锄头，但“拿锄头柄”的资格我是没有的。当年市场经济未起，我的这种身份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幸好改革开放打开了高考这一扇门，于是便坚决地考下去。
  在宜山中学插班读了一年，1979年早稻泛黄的季节，带着铺盖从宜山赶到钱库中学参加我的第二场高考。结果还是跟上年一样：不算难看，但是没上。录取线300分，我259.5分。
  于是再读，转入平阳一中。平一中是全县最好的中学，它的复习班要求也高，挑的大多是最有希望考上的，而我的成绩属于勉强可以照顾的那种。在老师和同学们怀疑的目光中，我开始分析自己所面临的形势：第一，考还是必须考的，不考还真不知道能干什么；第二，虽然有差距，但是希望还是存在的。假设1980年的分数线是330分（从前两年分数上升的趋势算），而自己努力一下，政治、地理各75分，语文70分，历史80分这就一共300分应该可以拿下，而能不能上线的关键就是：数学能不能考到30分。嗯，第一年数学0分，第二年15分，按这趋势，应该行。有了这么一个全面认识之后，全盘的“战略”也就确定了下来：用一小半的精力保300分，然后用另一半的气力争30分。
  1980年7月的平中考场，当看到数学试卷的时候，还没有开始答题，我就对自己说：战略正确。因为数学稳拿的分有40分左右！
  全场考完，我自己的估分就出来了：360-370分。如果按此前预估的录取线，这分数也许还能上本科呢。但是，没让我高兴多久，同学们的估分打碎了我的美梦：多数人估分都在390分以上。
  我在失望中冷静下来，先去班主任处报个到，请求留一个继续复读的名额，然后回到海岛过一段岛民生活：早起挑水浇园，退潮时去海滩挖蛤蜊。直到有一天，邻家小弟弟在沙滩滩上找到我，说学校的董老师要我去他家一趟。董老师是校领导，小学到高中没有教过我的课，而且我离校都已经两年了，真猜不到他找我有什么事。
  到了董老师家才知道，原来是我高考上线了，要去参加体检。平中通知考生居然找不到我的通信地址，还好班主任还记得这小子是南麂来的，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了南麂学校校长室。
  通知是到了，轮到我们全家着急了：后天一早体检，而岛上这两天没航班。当年的南麂岛交通船的航班是隔天开一个单程，就是今天从南麂到鳌江，后天从鳌江到南麂，大大后天才有船去鳌江。情急之中，父亲想到了组织。他跟公社的领导说了这事儿（公社就在我家后门，十步路就能到），公社也着急就把情况报告给工委（中共平阳县南麂岛工作委员会），工委也急了：岛上难得出大学生，可不能给耽误了！
  在焦急的困境中，大家想到了子弟兵（南麂长期处于海防前线，岛上军民关系一直不错）。经过一番联系，部队传来好消息：明天一早，有登陆艇去鳌江，可以搭载。
  坐在甲板上看完半本小说，就到了鳌江，第一次去体检，第一次坐军舰，第一次以这么快的速度从南麂到鳌江（当年的交通船最顺利要四个小时），来不及细细体味，心思早就落在成绩上了：原先预估的成绩就算保守，也不会差太多，那么是分数线没那么高？如果是这样，那么全班同学是不是都能上了？一查成绩，预估出奇地准：总分376，最低分数线330，本科线360（或365？记不清了）。班上同学的估分大多偏高了，但总体成绩都比较理想，60多人的班级，上线的近一半，这在当时，也算是奇迹了。
  三次高考，填了两次志愿（1978年是报名时就填了志愿的），两次志愿中都有杭州大学中文系。于是便来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开始了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