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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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平阳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 图书
唯一号: 113520020230001127
颗粒名称: 回忆我的父亲
分类号: G219.24
页数: 8
页码: 44-51
摘要: 本文讲述了浙南地区一位开明民族工商业者、中国共产党忠诚朋友宋上楠先生的生平事迹。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挺身而出,从事救亡运动,做出了倾家毁业沉船御敌的大义壮举。他性格刚烈,好抱打不平,又聪明善贾,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勤奋,创立了蛎灰建材行业,并改良创新砻壳技术,为家乡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支持革命事业,积极参与农会组织,为农民争取权益。他的事迹展现了一位真正的中国人应有的勇气和担当。
关键词: 宋上楠 商业者 浙南

内容

我的父亲是浙南地区一位开明的民族工商业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从事救亡运动,做出了倾家毁业沉船御敌的大义壮举。我为自己的父亲骄傲,他是真正的中国人!
  一
  父亲本名上楠,字良材,号梓芗,清光绪十三年(1887)出生于平阳鳌江。
  我祖父宋绍霖是清咸丰年间人,生有五子一女,父亲是祖父的第三子。当年地处浙南的鳌江,经济发展迅速,从单一的农、渔业向工商各行业综合经济转型,亦有外海轮船进港,与上海、福州等地通航,埠头变码头,埠头搬运工变码头工人。宋家人几辈子都在埠头、码头吃“苦力饭”。而祖父很能干,他读书识字,学习外界新事物,弃工转商、建商号,开设了“宋永盛盐行”,经营食盐和粮食生意。他性格刚强、心地善良,经常接济善待穷苦人,曾在鳌江镇西头买下整座钱仓山坟地,供穷苦人免费下葬。与祖父一个模样,父亲宋上楠也性格刚烈,好抱打不平,又聪明善贾,做生意是祖父的好帮手。他12岁就到别人家商行当学徒,15岁学成回家,帮助祖父经营“宋永盛盐行”。后来清政府下令取消民营盐行,我父亲就自己开设了“宋元春酒坊”。
  父亲17岁娶妻,元配是鳌江金氏,可惜未留下子女,就得天花病逝;后娶我母亲高德妹,她德高贤惠,生有四子二女(我为三子,排行老四)。1923年,鳌江镇大火,下埠一条街全烧光,父亲房产荡然无存。他卖掉祖产田亩建房子,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并有我母亲的贤内助,自腌酱菜开小杂货店糊口,又重建酒坊旧业,不多时日就逐渐翻身。后遭受贪官污吏曹进夫的“酒税”欺压,不仅不按政府规定为其减免“酒税”,反而要其补交火灾期间没能酿酒生产的“空头酒税”,父亲负气停业。
  父亲爱喝酒,一喝老酒,就骂“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大讲“耕者有其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喜欢广交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朋友。时值第一次土地革命期间,他结识了从广州参加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的张培农(张植同志),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启导;后又结识农民叶老大(叶廷鹏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父亲说他们非常正义,他很佩服。张是平阳县农会会长、共产党的中央特派员,叶是万全区农会会长。父亲就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农会,一起闹土地革命。
  当时平阳县有个姓吴的讼师,是位“劣绅”。我的盲人五叔喜欢赌博,原本小打小闹的,并不算什么,但被骗到大地主吴某家,就不得了了。五叔没有赌本,吴某就诱骗他卖田地。我的金家堂舅代种我盲人五叔的四亩屋边良田,结果被五叔作为赌本抵押,全部输光。年终,地主吴某见我堂舅没有向他交租谷,就派人将他和我盲人五叔一起捉去,押在家中,私设“公堂”,体罚他俩长跪在尿粪桶边,嗅尿粪臭,强迫交出租谷给他。此事,令父亲愤慨万分。
  农民起来组织农会,卫护自身的权益,在公审大地主吴某的时候,父亲帮助我堂舅上台控诉。
  后来,国民党“清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二七”大革命失败,反动政府大肆拘捕、杀戮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大地主吴某之子,带兵还乡,镇压农会运动,为其父报仇。在此形势下,张培农同志被迫转入地下,并通知父亲出逃避难。父亲接到通知后,依靠地下党组织帮助,匆匆逃离家乡,去了新加坡。
  二
  在南洋,父亲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外部世界,见了世面,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振兴家乡经济。三年后返乡,他将自己的字号命为梓芗,取“梓里”——家乡故里之意。我回忆少时,还记得出国归来时的父亲,头戴“吕宋”白顶帽(一种南洋吕宋出品的白色遮阳帽),手拿好多图纸。
  父亲在新加坡见当地人用砻爪耙海底蛎壳,烧制蛎灰,作为建材代替石灰。返乡途中,他考察到平阳沿海滩涂也有丰富的蛎壳资源,于是,回来后就创办“宋元春砻壳行”商号,组织乡里乡亲的渔(农)民改行砻蛎壳,将渔船改装为砻壳船,组建砻壳“舮艚”船队;还用借贷等方式发动、扶植烧窑人,建窑烧制蛎灰,为家乡创立了蛎灰建材行业。
  父亲对新加坡人的砻壳技术,有摹仿,也有改良创新。他利用风帆之力,在海潮涨落过程中,用带网的“钎斗”铲入海底,把蛎壳耙上网中洗净装船,这样使用的机具轻便,效率高。蛎灰是碱性的,新加坡人仅将蛎灰作建筑材料,而父亲还将蛎灰试作水稻生长期的“撒田灰”,改良浙南这一带酸性土地的红壤,使粮食获得高产,也为蛎灰产品大大开拓了市场。
  他的经营方式也是新的,“自有”加“联营”,规模发展到很大。那时,自家已有十来艘三桅大“舮艚”船,合作性质的“舮艚”船更有大小二十来艘。出海船队浩浩荡荡,随着退潮海水,下海砻壳。经过一周的砻壳作业,又随着涨潮的海水,满载着蛎壳,扬帆返回鳌埠。
  鳌江水,潮起潮落。归船,列队收帆下锚,停泊于下埠七间坦江面的急流中。烧窑人的小舢板、小驳船成群地拥向砻壳大船,买货送货,来来去去,一派繁忙喧闹的景象……
  三
  创业近十年,日本兵来了!“九一八”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人起来全面抵抗,“八一三”上海沦陷。素有正义感的父亲,一身豪气、义无反顾,坚决地站在抗日救亡斗争前沿。
  1938年春,日寇趁早稻未收之时为侵华战争筹粮,派上海汉奸大粮商顾馨一到浙南来抢购大米,向国民党政府骗得“出口护照”,装上外轮,运沪资敌,一时引起鳌江米价狂涨,百姓叫苦不迭。我地下党领导的“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搞清内情,告知我父亲等鳌江爱国进步人士,组织鳌江镇民大罢市,发动全镇五六千群众起来游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制止大米出口,不许外运上海沦陷区。父亲是此“闹米案”的领头人之一,他在集会一开始,就率先登上鳌小的外操场讲台,向大家呼吁:“日寇吃饱好侵略中国,打我们中国人,我们大家要齐心起来反对,决不能让大批粮食出口,给了日本人!”台下群众掌声如雷,接呼口号不止。游行队伍齐集到镇公所前请愿,公推我父亲等两人为代表进去向政府表达意愿,记录签名时,父亲大义凛然地写上了“革命人民代表宋梓芗”九个大字,次晨,国民党县党部的王书记要借镇压手段,将“闹米案”爱国运动平息,派警察逮捕了父亲,送县城坐牢房。后中共地下党发动温州各地各界声援,尤其是《浙南日报》刊登“闹米案”消息,赞扬鳌江群众爱国运动,县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和群情义愤,只得将我父释放,并下令禁止大米出口,吊销了运米“出口护照”。父亲出狱乘河轮回鳌江,船抵鳌埠头时,镇上群众点燃鞭炮迎接,庆贺斗争胜利归来。
  但镇上的那些奸商并未得到应有的惩处,在1941年日军占驻鳌江口外的嵛山岛之后,他们又来欺骗市民,以组织“集资公司”名义,走私桐油给嵛山岛日本军队。父亲又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并指引“侦缉队”,当场捉获走私船队。该公司经理王某负责国民党上层活动,拉县长张绍舞入股。事情败露后,张绍舞立即宣布其为汉奸,予以枪决,杀人灭口;副经理魏某负责与嵛山岛日军联络,被判为汉奸坐牢。这也是汉奸的应得下场。
  1938年秋,日军在洞头岛登陆,大肆烧杀抢掠。1939年3月始,日寇军舰和飞机对温州及沿海一带县城的闹市区商场、民房、港区码头、仓库等轮番炮击、轰炸。日军还封锁海上航道,炸毁大量渔船,残杀无辜渔民。渔民都不敢出海,父亲的砻壳船队也无法出海作业。有一天,敌机轰炸鳌江,上埠我姐夫家的商号“王广源”房屋被炸烧尽,下埠我父亲家的商号“宋元春”门前炸了一个大坑。我当时正在“宋元春”三层楼房的底层,被震摔在地,差点遭遇大难。
  1939年6月,日本海军通知各国政府,声称将对温州采取军事行动。面临日军进犯的态势,要抵御敌舰由海路入侵,平阳县政府决定动员民力,封锁鳌江入海口。为了筑“水下封锁坝”,父亲倾尽全力在所不惜,毅然作出决定,献出自家砻壳舮艚船队的十来艘三桅大船,装上石头,沉到鳌江口——狮子山口主航道,御敌进港。从此,“宋元春砻壳行”即关门歇业。当时,家里家外亲友都十分疼惜,父亲虽然很难过,但只对大家说了一句话:“没有国家,哪有小家?!”
  为国家舍小家,为大业毁家业,这就是我的父亲!
  四
  父亲宋上楠还是平阳鳌江内河航运的开创者之一。他在鳌江镇上办实业,八年蛎壳业,二十八年河轮业。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父亲与他前妻的大哥、我的金家舅父金雨卿(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洋派人物),共同开发平阳县城至鳌江镇的内河轮船交通事业,抬高桥梁,疏通水道,建起航线,开办了“仁济平鳌内河轮船公司”。而后,有国民党党魁屡屡来扰,千方百计掠夺河轮。起初他俩与之抗争,后来雨卿舅父实在坚持不住,胆怯而要退股,我父亲便毅然购下其股权,独资经营仁济轮船公司。父亲还用手头余款赎回因火灾卖掉的祖传田亩,又购置一些田亩,共五十亩,用收到的租谷解决公司职工和家庭众多人口的主要口粮。
  新中国成立后,为家乡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父亲还投资创建了“六一麻纺厂”(平阳县国营纺织厂前身)和“铁器生产合作社”(平阳县国营农机厂前身),帮助困难户解决就业问题。他对党和政府的号召和指示,一向坚决响应、执行。建国初期,他在镇上带头认购爱国公债;抗美援朝期间,捐献银圆,并动员家人捐献出全部金银首饰,给国家买飞机大炮等等。
  但在1952年,家乡开始新区土改运动,由于主持工作的山东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执行政策发生“左”的偏差,竟不经查证,就将父亲这位爱国民族工商业者,错划为“地主”成分,没收全部财产。1954年,根据中央指示,政府纠错,保护工商业财产。但当时只归还河轮,没有归还工商业房产。1956年,温州地区河轮业全线公私合营,父亲作为私方代表,担任改造成为国家公私合营的平阳内河轮船公司副总经理,至次年退休。
  五
  1965年的古历正月二十七日,父亲病逝于鳌江,享年79岁。在家乡的二哥告诉我,老人家临终前,总是喃喃而语:“我是被冤枉的……我是共产党的人呵……”可见,曾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父亲,至死也初心未改,把自己定位为“共产党的人”。
  父亲宋上楠,一生爱国爱乡,追崇共产党,是中共党外一位刚直不阿的朋友。即便在土地革命失败,张培农同志通知他逃往海外,乃至归国后,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他仍与中共党人保持联系,尤其是抗战时期与叶老大(中共温州特委农民部长叶廷鹏)、老海(中共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郑学习(红军医生)等同志多有往来。他们从大山上下来,时常会隐蔽在我家中;他们工作中经费缺少,父亲毫不吝啬,全力支持。他们是好友,讲义气,有感情。正如离休在杭州的老红军黄李凤同志,1985年给我二哥宋廷勳写信,信中说:“……令尊的政治态度,对我党是同情并支持的。我去你家受招待的情况,至今不忘……”她1938年间曾住我家,当时因有身孕,要生孩子,老海命她下山来鳌江,与我父亲联络,受到父亲的热情接待,在我家住了好多日子。麻步的老红军郑学习同志在写给我二哥的证明中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宋老先生与我党有联系。叶廷鹏同志等和我本人,到鳌江工作时,均有隐蔽在他家中,我们在工作时有时经济缺少,他均有支持借给我们……”
  父亲退休后,多次带着孙女绥伦(我二哥的大女儿),去走访尚在世上的老友郑学习、谢仲明、翁奇玉等人。虽因当时成分问题未得纠正,他仍身处逆境,但见老友,畅谈往事,眉飞色舞,其乐融融。他还写回忆录和“医书”,想留给后辈阅读,后在“文革”中,未能保留下来。他没有看到祖国和家乡今天的巨变,憾哉!惜哉!
  我离休至今,已是九五高龄老人,写下这些文字,以纪念父亲在天之灵。我深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他在国家危难关头,选择的是民族大义;他在人生道路上,选择的是始终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救国救民、不屈不饶,舍身奋斗、矢志不渝。这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的脊梁!
  (宋廷铭之子宋方敏少将根据父亲回忆录《鳌江潮》及有关回忆文章整理,经宋廷铭审核修改,完稿于201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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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

本书收录了《平阳首条高速公路建设亲历记》《话说南麂岛的交通》《平阳民进老先生印象》《追寻挺进师北上抗日足迹》《谢灵运平阳诗文考述》《唐代日本圆珍和尚来平考记》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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