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解放前，浙南地区同名《平报》的有两家：一家是温州城区出版的，另一家是平阳鳌江出版的。这里所写是在平阳出版的《平报》，有着八十年的光辉历史。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由鳌江进步青年王栻、项经川、黄藻如等人发起创办了《战报》。随后，扩版并更名为《平阳日报》。1938年12月3日，《平阳日报》再次扩版，并正式定名《平报》，明年将迎来她的八十周年，值得纪念。
  《平报》是民国时期在平阳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一份报纸，其发行面覆盖温州各县和福鼎、福安、柘荣等地，发行量达5000多份。1940年3月14日，平报社被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宣传共党嫌疑”的罪名查封。它的存在虽只有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对于报道抗日战讯，宣传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腐败，动员民众抗日，是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它在浙南与平阳的现代新闻历史上，有其光辉的一页。
  《平报》创办的起因
  八十多年前的平阳县地域广阔，北起飞云江口，南迄福建省福鼎沙埕港。20世纪初叶，平阳还是个消息闭塞的偏僻地方，许多有关国际间国家大事的新闻，传到时已变成旧闻了。1923年鳌江港口开埠后，对外交流频繁，特别是与当时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通航后，其新生事物和国内外新闻潮流直接影响着本地。也大大的提升鳌江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促使其转变成了具有与温州同等地位的对外交流功能的港口中心城镇。
  民国浙南大儒刘绍宽先生曾在《芸社记》中写道：“鳌江商业繁盛，初时余姚、慈溪诸商以雄赀贩棉其他，兼以鱼盐辐凑，故人皆趋利而轻学。公学初设，疑阻者众，迨商家子弟相率入学，智识灌输，商业益盛，乃始趋重于学，风俗为之丕变。”“智能灌输，商业益盛”，这里刘绍宽先生首次点出了当时鳌江发展繁荣的主要原因。
  1933年，鳌江正式建镇，鳌江口岸就成为浙南、闽东北唯一对外开放的市镇，时称“瓯闽小上海”、“中国古鳌头”。在这个繁华的市镇里，聚集了相当多平阳及鳌江镇上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与乡绅），而他们的言行举止观点深刻的影响当时鳌江市民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取向。1934年7月《北风》（杜贤宏主编）杂志创办，1935年12月《市街》（项经川主编）杂志创刊，此后由于触到当时国民党地方当局政府痛处，先后遭到非难与查封，最后被迫停刊，这也给后来的《平报》创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一批原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等地求学的平阳以及温州各地学子，因为平津的相继沦陷，失学返乡，他们聚集在当时的浙南经济重镇鳌江，会同当地青年，组织了一个“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宣传团”，积极从事抗战救亡活动。
  抗战前的平阳县，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也没有出过报纸。抗战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与抗战形势的平阳广大民众，迫切需要知道前线抗战的消息。鳌江著名王广源商行经理王文川先生特地高价购买了一台收音机，及时收听抗战消息，于是其弟王栻与项经川等回乡青年就利用这台收音机，专人每天抄报广播战讯，并用蜡纸刻成类似传单的油印小报，于次日早上上街分发。鳌江这台破天荒的收音机，在《平报》初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表达了王文川先生的爱国热忱。这一小报一上街，立即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并很快的传遍全县的各地，各区镇都派人来鳌江要求定期供应。
  而这份油印小报，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帮青年学子便将小报正式定名为《战报》，并筹集经费，委托鳌江联友印刷厂铅印，并把收抄、编辑等工作搬到鳌江公学前面“娘娘宫”的一间房子里面。1937年8月14日，这份以报道抗战前线消息为主要内容的十六开篇幅铅印《战报》，便在鳌江与广大读者见面，并发行整个平阳县与浙南闽东北地区，当时每张售价为两个铜板。
  从《战报》《平阳日报》到《平报》
  《战报》一发行就受到民众的欢迎，但是由于当时鳌江镇上的私营电厂经常断电，《战报》专靠收音机的抄录消息，也难以保证正常出报。每逢停电与缺稿停刊，报社与读者都会很着急。为此，这帮青年学子决定筹集经费，在中共浙南地下党领导与支持下，购置无线电收报设备，以解决电讯稿源的困难。他们推举黄藻如、刘昌汉等人专门专职负责办报。另外租用联友印刷厂旁边一座房子作为编辑室。并将《战报》改名为《平阳日报》，篇幅扩大到八开，同年10月1日起开始发行。之前平阳县城东门名士黄梅僧经常读《战报》，了解全国抗战进程，写了几首读《战报》的诗。后来也接着读《平阳日报》，也有《题〈平阳日报〉》诗：“群居近市笔生风，万里声闻一纸通。价重鳌江初发轫，猎分鹿郡远张罿。弟中北海称王嶷，客里南齐数沈冲（谓王栻、沈鉴二君）。且见并刀妙剪裁，日传消息到城东。”
  《平阳日报》连续出版到1938年11月底，中共浙南地下党领导与组织，考虑到当时平阳县的复杂环境，为避免“因受环境之压迫停闭”，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争取继续出刊，在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国民党内部开明人士的支持，特报请浙江省政府批准注册立案。又将《平阳日报》改名为《平报》。
  报纸题名请由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题字，同时《平报》又成立了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各界人士参加的理事会，选举平阳县长徐用等二十一人为理事，社长由总干事陈棣生兼任。在创刊号上徐用题字“抗战利器”，平阳参议会议长温秉民题字“抗日先锋”，王理孚先生题字“金口木舌，为民宣威”，刘先沛题字“精神动员、政治进攻”，萧汉杰题字“为民先锋”，范任题字“平民喉舌”。在形式上接受国民党的“平阳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指导，并由该会每月补贴经费一百元（后被取消），报社地址迁移到鳌江塘沽街康阜底一座二层洋房里。
  改组后的《平报》篇幅扩大为四开，同年12月3日，正式出版发行。该报《发刊词》说：“本报愿借《平报》之‘平’字，与读者作持平之谈。”接着说了两点，其一“平安无事”，其二“平心静气”，后者说：“在抗战过程中，许多方面对人对事，仍不免于意气用事……但不平则鸣，事理之常。遇事之应作主张或有所批判者，本报亦不敢放弃其言责，希望当事者亦平心静气的接受了。总而言之，言其所当言，这是舆论界的职责，同时也是社会所以属望于本报者；受其所当受，这是自我批评之实行，同时也是本报所求谅解于社会者。只要这样，《平报》之‘平’，自也名副其实了。”“言其所当言”，责无旁贷；“受其所当受”，虚怀若谷，这表明了《平报》努力为抗战救亡，作人民喉舌的办报宗旨。但不平则鸣，乃事理之常。本报不敢放弃其言责，自当言其所当言，希望读者亦受其所当受。这表明了《平报》一切为抗战救亡，为人民大众办报的宗旨。
  到了1939年10月，《平报》社组织了一个包括共产党员项经川、杜贤宏和黄藻如、王栻、林肇殷以及国民党黄强、陈棣生、范德周、李芳在内的理事会，并聘请当时县长张韶舞为“名誉理事”。公推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强为社长。黄藻如为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负责具体全面工作。有了这些掩护，《平报》编辑人员就能比较放手地从事革命和进步的宣传报道活动。
  《平报》的进步内容与最终关闭
  《平报》办报开始自始至终坚持执行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正确方针，深受广大读者与民众的支持和爱护。报纸的主要内容，除报道抗战前线战讯、刊登本地和国内外重要新闻，必要时发表社论等，还经常刊登新华通讯社发布的电讯和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上海《大公报》、《译报》等报刊的重要文章。
  《平报》不仅刊登国民党抗日部队大量战讯，还报道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部队战斗消息，鼓舞群众的抗战信心。并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平报》针对汪的卖国谬论和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不断的发表社论与文章加以有力的驳斥。如范长江的《论苏德战争形势》《平型关战役》战地通讯，谷斯范、陆怡等写的文章，都曾在《平报》刊登过。
  《平报》还在副刊《乱弹》经常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揭露当局的腐败与黑暗，如曾发表李华（士俊）用“力发”笔名写的杂文《杂谈面子》，说的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面子大于法。内容写道：“比如有一警局巡警去捉赌，恰碰上聚赌都是社会有影响的熟人，结果不但没捉，连自己为顾全‘面子’而坐下来‘凑脚’了。”此文发表后，引起警察局不少风波。因为当时鳌江警察局确实就有文中所写的巡警。
  由于《平报》刊登的文章思想进步，内容丰富，读者越来越多。1939年以后的日发行量，竟然达5000多份，是当时温州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地方报纸。远在四川的重庆图书馆，原只订一份《平报》，因读者很多，特地来函要求增加为两份，以满足读者的要求。而社会民众对《平报》的评价很高，如黄梅僧又有《阅〈平报〉感赋》诗：“连年卷地急东风，马上勋劳误乃公。献策何人慢杨素，忌才有客谮王通。官惊鸷击严威望，野听鸿嗷惨困穷。撞破眼前双玉斗，悔将楚事付重瞳。”《平报》为宣传抗战作用巨大，与其它进步人士一起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把鳌江当时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生气勃勃，热火朝天，培育出一批批爱国青年奔赴皖南新四军，去参加前线抗日，后来这批青年学子中培育出了不少国家中高级干部，如金冶、许布洛、李士俊、宋廷铭、杨力航等等。
  《平报》的正义行为和发展壮大受到一切爱国、进步要求抗日的人民的支持和爱护，却也招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与痛恨，千方百计要置《平报》于死地。由于《平报》大量刊载当局不愿或不敢刊载的新闻与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不满。1940年2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给国民党中组部的报告中写道：“查在平阳鳌江发行之《平报》，向为某党分子所把持，且即为活动机构，近更变本加厉，发表讽刺文字，抨击本党。今函省府，予以取缔。”先要《平报》停刊一个月，但背后又耍阴谋，要彻底封掉《平报》报社。
  后来《平报》报社由于为印刷中共地下党印刷文件与小册子之事被泄露，国民党地方当局趁机查封《平报》。平阳反动县长张韶舞指使县政府秘书何鲁成坐镇鳌江指挥，派鳌江区办事处主任陈家璧带领大量警察前来。中共浙南特委觉察国民党阴谋，1940年3月14日，派特委青年部部长胡景瑊前来鳌江找支部书记梅康商量对策，通知全体党员离开报社，并在梅家“源盛杂货行”楼上开会。晚上9时50分，一批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与警察冲进《平报》报社，捣毁印刷器材，封锁报社大门后门，抓走副社长黄藻如和会计王于东，以及路过此地投宿的县委宣传部长林夫（著名木刻家，后牺牲），驱赶其余员工，强行封闭《平报》报社。自此从1937年8月14日至1940年3月14日，发行了2年8个月时间的《平报》被迫停刊。
  《平报》被封后，中共鳌江支部在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领导下，坚持斗争，发动社会舆论，谴责国民党地方政府破坏文化事业，声讨封闭《平报》罪行，一份《平报》社社员为平阳县长张韶舞摧毁文化事业告各方人士书》印出来后，辗转到全国各地，引起社会各界深切关注。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县政府被迫释放黄藻如和王于东两人。
  从《战报》到《平阳日报》，再到《平报》，是在中共浙南地下党领导下，是抗战初期报道抗日战讯、动员民众抗日、宣传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腐败，在浙南闽东北地区乃至全省，具有一定影响作用的地方进步报纸，它的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中作出过一定贡献，也是平阳新闻史上光辉的一页。
  《平报》社址原址在鳌江镇塘沽街南路，后迁至康阜巷一栋五间三楼洋房里，此房青砖结构，占地面积约160平方米，1983年列入平阳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老平阳县现代新闻的发源地与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是鳌江镇不可多得的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