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在当代灿如星晨的名报人中，苏渊雷最推崇邵飘萍与林白水，还有罗隆基与张季鸾，称他们“皆有风骨”，“略伸正义”。在与他同辈的诸多报人中，他又独推崇乡友赵超构，称“超构文章，老而愈见精深，亦今所罕见”。
  苏渊雷，字仲翔，晚号钵翁，又号遯园。他命运多舛，“四一二”政变后被投入国民党大牢，“反右”时被流放东北边城，“文革”又惨遭冤屈，下放底层劳动。著有《读史举要》《白居易传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被学林称誉为“诗书画三绝兼擅，文史哲一以贯之”。
  苏渊雷年长两岁，赵超构到温州城求学那会儿，他已是“学生领袖”——温州学生联合会主席，当时他叫苏中常，早已投身地下革命斗争。那时的赵超构刚接触新文化的熏陶，对他只有仰慕的份儿。过不多久，赵超构就听说他被抓了，押往杭州，再后来又听说他被特种刑庭判处19年徒刑。苏渊雷成了赵超构父亲教育他“学生要本份，要好好读书”的反面教材。
  赵超构与苏渊雷正式相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赵时任《朝报》主笔，用手中的笔纵论天下，而苏任正中书局编辑，与千家驹、孙晓村、狄超白等，共同发起求知合作社。两位身居异地来自温州的年轻人，邂逅相遇，一见如故。
  淞沪战争爆发以后，沪宁铁路沿线遭受敌机猛烈轰炸，南京危在旦夕。他们随着流亡大军先后撤离南京，自此失去联系。在滞留武汉期间，赵超构暂住在汉口汉安里23号一幢破旧的民房里，具体负责《朝报》疏散人员的接转工作。他四处打听寻找在南京沦陷前后失散的同道好友，还在《大公报》上专门刊登“寻人启示”。多年之后，苏渊雷曾有“汉皋聚首剧酸辛，登报相寻欲问津”之诗，说的就是此事。当时在军医署当秘书的苏渊雷，无意间在报上获知此消息，喜出望外，急忙赶往赵寓所聚首。两位失散多时的乡友，又在战火纷乱中重逢，不禁喜极而泣。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他们彻夜难眠，抵足谈心，“商量出处”，一直到窗棂上透进了黎明前的曙光……
  在陪都重庆，《新华日报》中共地下党石西民成为他俩共同的挚友，他们经常互相联络，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来，苏渊雷移家北碚，创设“钵水斋”，以文会友，盛极一时。章士钊、沈尹默、沈钧儒等名流时相过往，赵超构亦偶为座上客。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各奔前程，一个奔上海办报，一个赴南京谋职，因战乱加之事务纷杂，期间双方几乎各不相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又在上海重逢。苏渊雷在上海从事文教工作，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苏渊雷与《新民报》是有一定因缘的，曾为南京《新民报》撰写专栏：《苏子语业》和《苏子向语》。赵超构主政上海《新民报》晚刊时，他又重操旧业，以“苏子”的笔名投稿。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2周年之际，他通过赵超构在“夜光杯”副刊发表了12首七绝，歌颂党与祖国繁荣昌盛之景象。
  在当代诸多诗词学者中，赵超构最推崇苏渊雷的诗词。在赵超构书房的案头上，长年摆放着两本苏渊雷惠赠的论诗著作：一是《论诗绝句》，二是《钵水斋近句论诗一百首附苏诗龚画风流人物无双谱》。此为同内容的两个版本，后者为新加坡出版，仅多个附录。论诗绝句是苏渊雷退休返籍，卜居平阳仙坛山麓，吟咏自遣之作。
  1983年《论诗绝句》出版后，苏渊雷第一时间将新书赠予赵超构前。因校对的问题，书中有些勘误之处，苏渊雷用红笔一一予以标注或改正，从中可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对“老乡友”的敬重。此两册书成了赵超构晚年生活的“至爱”。每当空闲下来，他总喜欢翻找出来，悠闲地斜靠在藤椅上，或随手翻翻，或仔细研读，或高声吟咏……
  赵超构与苏渊雷结识于战乱之秋，相交于患难之际，相处于和平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俩以文会友，相互倾倒。赵超构逝世后，苏渊雷挥笔疾书三首绝句，以示哀悼。其中一首曰：
  文章精悍貌逡巡，朝报新民接轨新。
  老我无能饶有味，为君挥泪一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