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平阳出戏子”
  平阳县城，旧称“横阳”，后称“昆阳镇”。它基本是一座山城。凤凰山麓的一条长坡路，横亘在城的东头。坡的顶端，有残留的旧城垣，称“通福门”。穿过通福门，下坡南去约二里，东拐，可抵“平中”；“平中”的南向，可见平阳地标性古迹“文明塔”，俗称“平塔”。坡的北面。是市区中心。城东有依山傍溪的“仙坛寺”。溪称“葛溪”，相传为晋代抱朴子葛洪隐居得名。坡南“东岳观”有葛洪丹井，相传因葛洪汲水炼丹得名。这些是平阳城来头久远的标志。
  小小平阳城，步行兜城一周，不消一个来小时。一路走来，要不断跟人点头招呼，好像住在城里头的，就是那几张相熟的面孔。我在“平中”教书数年，去商店买东西，或去理发店理发，店员与师傅常会客气地唤我“孙老师”——他们不全是我的学生家长，也无需向我解释怎么会认识我，一切理所当然。
  在平阳城横竖两条主要街道交叉的丁字口东向，先前有座旧戏院，我刚到平阳那些年，它就像一座简易的戏棚。破旧的屋架子里头，摆放层层长条板凳做观众席。门口置一木栅栏，中间留出一条通道，当做“收票处”。除演戏外，戏院还供县电影队放映电影。
  别看平阳城区小局、戏院简陋，平阳县的戏曲行业可不小局和简陋。在计划经济年代，浙江省的县级国有剧团，基本是一县一团。平阳县却得天独厚，竟拥有京剧、越剧、和剧、木偶戏四个不同剧种的国营县剧团，还有一个县曲艺团。另外，在乡间与山区还有为数不少的民营木偶剧团，光“北港”地带（麻步、水头、山门各区）政府登记在册的，就有数十台。
  平阳县在南戏故乡温州地区近现代戏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温州民谚有“平阳出戏子”一说。它既指造就温州近代戏曲辉煌的代表性艺人，如对缔造温州昆剧成就产生重要影响的“蒲门生”（叶良金1854-1886）、“阿桃儿”（杨盛桃1839-1918）、“大娒旦”（高玉卿1864-1936）等这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全是平阳县人外，还指平阳县的戏班及戏曲从业人员历来特别之多。平阳县“江南”一带（今苍南县钱库、宜山、金乡各区），过去庙台、水台林立，据称有＂四百四十八个戏台基＂。演戏风气之盛，可以想见。
  如今，温州地区各剧团的名角以及成绩突出的编剧，还以平阳人士居多。像温州市瓯剧团，长期驻在温州市内，而剧团的新老骨干演员，不少是平阳县人，演的戏不少也出自平阳作者之手。地方文化传统力量，有时候会相当稳固而绵长，戏曲更是如此。
  平阳县的四个剧种的县剧团，说起来都很有来头：
  平阳县京剧团的前身，就是温州地区历史最长、影响最广的“金福连”京班。我在《家乡戏缘》中，曾多次写到它。“金福连”在1949年前后，曾一度解散。1950年，温州地区的京剧骨干演员胡春雷、林桂春等及“金福连”老演员王海涛、陈哈哈等，在平阳重组“金福连”。1952年温州地区整编京剧团，易名“红旗京剧团”。1955年政府登记，落实平阳县，改名“平阳县京剧团”。“平京”继承了温州地区近百年京剧历史的嫡传血脉，集合了全温州地区京剧演员精锐的一半——另一半留在由“五星京剧团”改制的“温州市京剧团”。
  我在平阳城看“平京”演出，会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孩童年代看“金福连”，使我的“家乡戏缘”在经历省城读书中断多年之后，又在“他乡”平阳接续起来，可见我跟“金福连”的缘分匪浅。
  越剧不是温州本土剧种。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越剧崛起，席卷整个浙江，越剧团遍布全省各地。爱看戏的温州观众，同样很迷恋外来的剧种越剧，地方文化部门便去越剧故乡嵊县等地拉戏班、挖人才，组建本地越剧团。
  平阳县越剧团前身，是活跃于浙江“杭嘉湖”一带的“萧山人艺越剧团”，因其演艺人才出众，1956年被“挖”到了平阳县。原先的剧团骨干演员，都不是平阳本地人。如享誉浙南地区的首任正、副团长陈剑秋与商小红，一系绍兴人，一为嵊县人。我到平阳头些年，剧团还由她俩在挑梁。我看过她俩分别领衔演出的《何文秀》《半把剪刀》等剧，印象很深。
  后来温州戏校和浙江省艺校培养的温州本土越剧学员不断充实进来，渐渐变成以本土青年演员为主体的“平阳县越剧团”，后改名“平阳县小百花越剧团”。它在外很有点声誉。2003年拍摄、全国播出的越剧《红楼梦》连续剧，里头不少角色，就是由平阳“小百花”越剧团演员担任。
  高腔、乱弹、昆剧、和剧是温州地区四大地方剧种。和剧本家就在平阳县，相传它最早是明代平阳民间小戏“马灯戏”，渊源长达400余年。“马灯调”融合、吸收徽调、乱弹、滩簧、时调、民间小调等声腔，成为和剧所唱的“和调”——就是“合调”之意。
  和剧以平阳县为中心，辐射浙南、闽北一带，戏班最多时，达13班，后仅留下一个“平阳县和剧团”。我到平阳年间，这个“天下第一团”已被并入“温州瓯剧团”。
  曾被金华“浙江省婺剧团”一度挖走的平阳和剧“救命旦”陈美娟，以一出《白蛇传》“断桥”，获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汇演（1954）一等奖，人称“天下第一桥”。她的“云步”，连梅兰芳大师都称赞不已，说这“蛇步”比我的《白蛇传》台步要好。后来温州拼力把“救命旦”重新“挖”回来，希望重振和剧雄风，无奈大厦将倾，一木难支，“救命旦”陈美娟救不了和剧衰落的命运。我看到的和剧，只是在温州瓯剧团演出中陈美娟的折子插段，凭它去想象和剧过往的辉煌。
  地方戏走出本土，必须具备成熟的条件，不然，一旦脱离了哺育她的土壤，就像一个断了奶的孤儿，孤凄而至夭折。这是平阳和剧的历史过失。
  平阳县木偶剧团水平十分了得。中国提线木偶戏，福建泉州堪称老大，平阳可称老二。平阳木偶戏不仅在历次举办的全国汇演中屡屡获奖，还在1998年墨西哥举办的国际第十一届木偶节上，以童话木偶剧《时针飞转》与《蓝星星》的出色表演，获得“最高荣誉奖”。最近（2013年11月），平阳木偶剧团编演的《知县轿夫》一剧，在浙江省第十二届戏剧节上表现强势，在荣获最高奖项剧目金奖同时，还斩获舞美、音乐、编演等多项单项奖。
  由于平阳地僻，木偶戏脚短，行之不远，好事几被老大泉州独占风光，使得平阳木偶戏不被更多人所知，说来有些冤。几年前，我去平阳县木偶剧团里转转，剧团领导把一大把宣传资料塞给我，说帮助宣传宣传。我一人能宣传多少？这里提它一提，就算一次“宣传”吧。
  我到平阳几年过后，在原戏院旧址上，重新盖起一座“平阳剧院”，这下可鸟枪换炮了。新剧院不仅有较标准的舞台、化妆室、观众席、卫生间等设施，还有相当宽绰的空间场所供做办公、储物、练功、住宿等用，平阳京剧团团部和部分演职员宿舍就在这剧场内。这座建筑物，像只气粗、块大的雄狮趴在小小平阳城的中心，表达了平阳县戏曲事业地位的显要。
  剧场天花板上头，还别有玄机。在台侧架起一架活动木梯，可以爬上一条半明半暗的长走道。走道穿通整个剧场天花板上方，直达二层门厅屋顶阳台。人往阳台一站，整个平阳城尽收眼底。1967年，温州“文化大革命”演化成“武斗大革命”，除了飞机、大炮、坦克之外，所有现代武器，几乎全都使上。平阳县两派对立群众组织，都想占据剧院阳台这个“制高点”。在它上头，可以弹无虚发地击毙对手。而当遇到对方袭击时，只要将活动木梯抽走，就“一人当关，万夫莫入”了。
  一次，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包括剧团、剧场个别演职员在内，在讨论如何去占据阳台，占据之后，又如何使用刀枪棍棒击退抢据者，我在一旁听到，毛骨悚然，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会“革”到如此一点儿不讲“文化”、只讲“武化”的地步。
  我之所以了解这剧场天花板底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学校“平中”被一派群众组织占做“司令部”和“军营”，我和几个没家的外地教师，只好临时寄居于剧场办公室，跟京剧团“同舟共济”了半年之久。后来平阳县实行军管，我被借调到“军管会”所属的“文卫办公室”。文艺单位归“文卫办”所管，我成了剧团的顶头上司，就“乔迁”到越剧团宿舍三层，有了一间比剧院办公室像样得多的正规寝室，一住两年。因此，我对平阳京剧、越剧两团内情，包括他们的宿舍底细及住在宿舍里头的演职员，都比较熟悉。
  “文化大革命”的天时、地利、戏缘，把我送进了平阳这个戏窝子的中心。
  山城的“样板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后，平阳京剧、越剧两个主要戏曲团体可谓命运多舛。
  “文化大革命”前，“平京”很有生机。它与“温京”是温州地区京剧团体的“双子星”，拥有胡春雷、林桂春、陈哈哈、王海涛、王国亭、胡云鹏、黄成忠、项玉昆、黄少鹏、叶美英、杨丽云、何玉菊等一大批温州地区尽人皆知的著名老演员，自己又培养出杨少静、陈玉兰、李美娟、万昌明等众多后起之秀，阵营强大而整齐。1961年，剧团还去上海特聘名角张和琴、张和兰姐妹俩加盟剧团，使剧团锦上添花。
  张氏姐妹一到“平京”，即以《勘玉钏》《红娘》《柜中缘》等剧引起轰动。姐姐张和琴，被外界誉为“平阳梅兰芳”，名声不胫而走，城乡群众人人乐道。1962年，张氏姐妹正式落户平阳，成为“平京”专职演员，使“平京”如虎添翼。
  “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国京剧演现代戏已渐成气候。“平京”也先后演过《霓虹灯下的哨兵》《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剧，还自创了《浩气长存》等现代戏。其中《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在1964年温州地区现代戏汇演中还引起很大轰动。
  那时，京剧“革命现代样板戏”尚未定型，平阳县京剧团演现代戏尽可以自由发挥。黄成忠主演《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乔装土匪打入威虎山，脸上抹起一道道黑粗纹，画成一对三角眼，说起话来，端肩膀，歪脖子，哼鼻音，比土匪还土匪。“武生迪”（应永迪）演《杜鹃山》里农民自卫军队长雷刚，那时叫“乌豆”，一脸的大胡楂，袒衣露臂，踩着八字脚，大摇大摆走路，也像个草莽土匪。这些若是让后来京剧现代戏“革命样板”标准衡量，非挨批不可。
  “文化大革命”伊始，平阳县群众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京剧团也分成两派，武斗期间，一派据守平阳剧院，一派扎寨“平中”。通福门隔断了昔日同甘共苦的演艺同伴，多年来形同仇敌，不相往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全国所有京剧团都改演“革命现代样板戏”。留在平阳剧院里的“平京”少数派，凑不起别的“样板戏”行当，只能根据自身演员条件，选择了《红灯记》。李玉和由著名老生项玉昆饰演，青年旦角陈玉兰饰演李铁梅。没有老旦，李奶奶谁来演？张和琴已被作为“反动艺术权威”，“打倒”，“靠边站”，谁也不敢放这只“牛鬼蛇神”出笼反串或教戏。想到她的妹妹张和兰艺术悟性高，政治上应该没啥大问题，团里就决定让她这个青衣改行，演老旦李奶奶。
  还别说，张和兰果然把李奶奶演得有声有色。把革命老奶奶演定了的张和兰，这次“华丽转身”，使她在“文化大革命”间一直压抑的心情得到了舒展，平日也爱说爱笑起来，见到我时，总是孙老师长孙老师短地招呼、神叨。陈玉兰是“平京”青年演员的佼佼者，形象又好，是李铁梅一角的不二人选。
  有了这“铁三角”，“平京”的《红灯记》唱响了，竟一演多年，成了“平京”响当当的一块品牌。那时，全国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大多数县市没有条件组建“样板团”演正本京剧“样板戏”，平阳县群众有自己一本《红灯记》，算是够有眼福，够值得自豪的。
  “平京”演的《红灯记》，起初用的是老版曲谱。正好我购有“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红灯记》总谱，里头还附有对白台词和舞台动作提示。封面人物为阿甲所绘。扉页上署：剧本改编，翁偶虹、阿甲；导演，阿甲；音乐设计，刘吉典；唱腔设计，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等。京剧《红灯记》原创者为谁，一目了然；后来生出的有关《红灯记》创作者的种种是非争议，都没法抵赖这原始文物的可靠依据。
  我把总谱带在身边，秘而不宣，有时拿它对照“平京”所唱所演，指出其误差之处，这令一些演员感到很惊异，误以为我是个极懂京剧的“行家里手”。
  老项是从福建京剧团过来的老演员，文化水平不高，但很努力，整天捧着本《成语小词典》，又读又抄，说要自我攻关，提高文化素养。遇到疑难处，有时会找我“解惑”，顺便跟我聊聊他对演李玉和的想法。看来他对演好“样板戏”英雄十分用心。
  那时，国家“样板团”对“样板戏”乐曲不断在改订，音乐句式和节奏高低快慢老在变动。据说这些都是由“革命旗手”“江青同志”亲自抓的，是出于“样板戏”人物创造“三突出”的需要。“平京”必须紧紧跟上，不然，越了“样板”的轨，政治上要出大问题。比如《红灯记》李铁梅“听罢奶奶说红灯”唱段，旋律做了多次微调，使之更好符合“革命后来人”李铁梅革命情感形成、发展的要求。青年演员凭听收音机不断调整唱腔。
  老演员就有点犯难了。“刑场斗争”李玉和二簧导板：“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旧版曲调接近传统板式，比较温吞平稳，突出不了“主要英雄人物”李玉和的音乐形象。后来改用鼻音开唱“狱警传”，下接腭齿音“似狼嚎”，再翻高唱“我迈步出监”，以突出李玉和对日寇藐视、仇视和临刑不屈的英雄气概。接到改编的“样板”曲谱后，向来只凭师傅身传口授学戏的老项，不识简谱，就请团里老演员兼指导的王国亭哼谱子。老项凭他一辈子唱戏的职业敏感，一听也就八九不离十，会了。
  《红灯记》演出成功，对立一派的群众很妒忌，也很恼火，便贴出大字报，说“牛鬼蛇神”张和琴的胞妹张和兰照样也是牛鬼蛇神，京剧团站错了立场，居然让牛鬼蛇神演革命英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意图就是为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翻案，是对“样板戏”的恶意攻击。
  支持剧团的一派群众，找到更重型的炮弹给予还击。不知谁从哪里得到消息，说对方一派的群众，在某山区偷偷演出姚文元批判过的京剧大毒草《海瑞罢官》。消息一经传布，真如重炮，震响四方。揭露者批判道：“如此公然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样板戏’，胆大妄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上“司马昭之心”、“不可忍”一类语句，还有如：“砸烂你的狗头”，“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你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都是当时大字报用来责骂对方的老套措词。
  如此这般，对立的双方，最后都会一致的这样说：这是两条文艺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革命现代样板戏在“烈火中永生”，是“我们革命人”的“战斗洗礼”，我们要“誓死为捍卫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而奋斗到底”，“高举火辣辣的红旗不动摇”……
  “文化大革命”间，全国各地铺天盖地的“革命大字报”，大抵类此。
  “平京”多年只演一本《红灯记》，观众一遍遍的看，演员一遍遍地唱，口头不说，心里其实也腻。别的“样板戏”演不了，又不能张嘴唱传统戏，“平京”演员尤其青年演员憋得慌，一空就独自哼唱别的样板戏消遣。陈玉兰还跟我对唱过《沙家浜》“智斗”，她唱阿庆嫂，让我唱胡传魁和刁德一。她对我私下里学唱的毛泽东诗词《咏梅》京剧唱腔很感兴趣，“偷听”得很仔细，见我时称赞说，“老师学得真像。”那时我是个不到30岁的青年，不知高低，扎在京剧团人堆里，鲁班门前弄斧，荒腔走板，也敢人前背后“引吭高歌”。
  京剧团会计（忘了姓名）是个京剧老戏爱好者。别看他长得精瘦、小个，胆量却不小，私底下毫无顾忌地照唱老戏，有时还找张和兰当指导。没人给他伴奏，他就用指头敲击桌板当节拍：四指齐拍，代表“板”；中指一戳，代表“眼”。拍拍戳戳，摇头晃脑，旁若无人，不亦乐乎。旁人看见，不想劝，也不愿揭发，眼不见为净，赶紧离开。
  1969年3月，“平京”演职员集中温州剧院，参加“温州地区京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开展“斗批改”，这下有人倒霉了。有被关进“牛棚”写检查交代的，有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或现行反革命轮番批斗的。
  最惨的是陈哈哈，竟被“迫害致死”。一辈子用喜剧表演为观众制造欢乐的温州一代京剧名丑，生命结局和他舞台生涯形成如此强烈反差，令人唏嘘。学习班前，多才多艺的陈哈哈，上山下乡参加文艺宣传，其自编自演的快板书《一分钱，一粒米》，到处受到观众追捧，成为“平京”久演不衰的节目，为无产阶级文艺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这些仍没法改变他死于非命的结果。在“文革”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像陈哈哈这样一生兢兢业业演戏度日的平民演员，照样很难挣脱眼前的“阶级斗争规律”：你死我活。
  同年11月，学习班结束，温州地区京剧队伍进行重新编制。“平京”的19名骨干演员，包括项玉昆、杨丽云等老演员和陈玉兰、李美娟等青年演员，全被吸收充实到温州市京剧团。这对“平京”来说，无异釜底抽薪。
  “平京”已被掏空，连“样板戏”也演不成，就于同年同月，改组为“平阳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留在“文宣队”里的，是“平京”老弱残兵和部分在政治运动中“说不清”的人员。如张和兰，因为是“反动艺术权威”张和琴的胞妹，尽管艺术很好，因脱不了干系，不能去“温京”，只能留在平阳“文宣队”里混日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4月，“文宣队”撤销，恢复“平京”建制。经过“十年浩劫”，剧团演艺人才后继乏人，“平京”名存实亡。1982年，平阳县拆分作苍南、平阳两县，平阳县留下越剧团，京剧团分给苍南县，改名“苍南县京剧团”。平阳县的专业京剧团体，至此退出历史舞台。1988年，苍南县京剧团也被解散了。
  再随着后来“温京”在无声无息中消亡，整个温州地区国有京剧团的辉煌历史画上了句号。
  温州毕竟是南戏故乡，中国成熟戏曲的摇篮，近现代戏曲的重镇，温州群众对京剧的热爱，并不因为公有剧团解体而终止。没有了公有剧团，温州民间业余京剧社团风生水起，私营京剧社团遍地开花，数量之多，难以计数，连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在大剧团演不上戏的京剧演员，也纷纷跑到温州讨生活。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我们现有的戏曲艺术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戏曲艺术的“生产规律”？戏曲人才培养，该采用什么正确的途径与方式？……
  2011年年底，举办第四届全国京剧票友戏迷大奖赛。报名参赛的全国三千多名选手，经过层层淘汰，最后进入决赛的少量选手中，正好有温州市区和苍南县的各一名选手，并且都取得优异成绩，双双获得银奖。这是温州京剧“双子星”的余光返照，透过它，我们看到温州京剧曾经拥有的辉煌，看到它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也看到京剧另一条“复兴之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平阳越剧团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平京”再不济，好歹还能演本“样板戏”《红灯记》，而“平越”什么都没有。演职员每日歇工，参加团里“斗批改”。上班先做“早请示”，由头头领喊“最高指示——”，大家跟着诵读一条条《毛主席语录》。接着便是读文件、传达形势、学习《毛选》等。下班“晚汇报”，又把“早请示”程序重复一遍。碰到国家大事或者地方重要事件，全体上街游行，或庆祝、或抗议、或游斗，任务是举标语、喊口号、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周而复始，消耗时光多年。
  1969年，上级指示各行各业“抓革命，促生产”。女子越剧团“才子佳人”戏不能演，“革命样板戏”又演不了，有什么“生产”可促？于是，1970年干脆撤销了平阳县越剧团。老演职员转业改行，待遇好的，去了文化部门当个干事什么的，一般的，去商店当售货员，还有去饮食店当服务员的。留下的年轻演员，组建“文宣队”。演的节目，大多是唱革命歌曲、表演“忠”字舞、跳战斗舞等。歌唱得好的，可以一展歌喉，活泼能蹦能跳的，就去跳“忠”字舞、战斗舞。
  有位温州戏校毕业分配越剧团不久的19岁小姑娘，性格开朗，活泼爱动，俏丽出挑。平日走在大街上，两条拖到后屁股的长辫子荡千秋似地一路晃荡，招来满街的回头率。越剧团演才子佳人期间，她多演戏里“小家碧玉”或伶俐活泼的丫鬟一类角色。剧团改做“文宣队”，跳女民兵的战斗舞节目少不了她。秀美的脸蛋被涂成浓眉大眼，纤细的身条填进“胖袄”加粗腰身，以符合革命女战士粗壮有力的形象要求。她曾特地去拍了剧照，还送给我一张，说留作“革命纪念”。
  跳这类战斗舞蹈，举枪挥刀攥拳头，跺脚瞪眼唱红歌。唱的歌，大抵如：“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举刀枪，打豺狼。刀枪闪闪亮，牛鬼蛇神全扫光”一类豪言壮语。歌句中间，还时不时穿插“杀杀杀”“呸呸呸”的齐声呐喊，舞步蹬得满台灰尘飞扬，好像跳得越闹腾，越能体现革命者精神，越可以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一边。
  越剧团里还有一位女青年演员，性格比较文静，不爱跳，却很能唱。她不仅唱好越剧，还把京剧“样板戏”唱得很精准。一回，“文卫办”由我带领越剧团“文宣队”去城郊城东公社做文艺宣传，团里派给她的节目是清唱《红灯记》李铁梅“爹爹留下无价宝”唱段。越剧团没有拉京胡的琴师，乐队里人说，用越剧敲击乐器扬琴伴奏效果也不错。我想，人家首都北京可以用钢琴伴唱《红灯记》，我们小地方哪来的殷承宗？殷大师敲钢琴，我们敲扬琴，反正都是敲，土法上马，就来个扬琴敲唱《红灯记》吧。
  到了村里，越剧团“文宣队”被安排在旧庙堂改做的村校礼堂演出。当扬琴伴奏的《红灯记》唱响时，小小庙堂回音绕缭，效果出奇地好。周围农民见有一个文绉绉的大姑娘站在琴前口吐莲花，都赶来看热闹，把“文宣队”围得水泄不通。宣传圆满而成功，
  从此以后，这扬琴敲唱《红灯记》就成了平越“文宣队”全国独一无二的保留节目，填补了女子越剧不能宣传革命京剧“样板戏”的历史空白，足有资格可以写进中国越剧改革史，或者“文化大革命”文艺史。
  （节选自《戏缘——孙崇涛自述》一书之《小城戏缘》章节。孙崇涛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7月版）